刊发《人民日报》社论后意犹未满
社论还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这篇社论的初稿是胡乔木奉命起草的。在构思社论的时候，胡乔木吩咐《人民日报》资料组，为他收集自本年初春以来，在各地主要报纸上刊发的讨论电影《武训传》的文章篇目。
这些篇目收集来以后，胡乔木列入文稿，然后展开评论，即形成初稿。
20世纪50年代初是胡乔木撰写《人民日报》重要社论最密集、最驾轻就熟的时期，成稿数量很大，在党内甚有影响，深得领袖好评。有许多次，胡乔木向毛泽东送呈的社论稿，未改一字，即获同意见报。但是，这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却没有过关，这对熟悉了毛泽东的胡乔木来说，是少见的事情。
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初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保留了文稿中罗列的大量讨论文稿的题目，然后几乎重写了后面的部分。对此，已有专家袁等详加论述。
这篇社论不啻旱地惊雷，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批判一部故事影片为由，掀起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来解决思想意识形态问题。这篇社论对新中国文艺和教育的未来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这篇社论将历史人物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并列为批评目标，扩大了原先定调的批判范围。
组成“调查团”的时间，和《人民日报》发表要重视电影《武训传》批判的社论同步，按袁水拍的记录，他在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即5月21日接到通知，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
袁水拍为什么参加调查团
如果没有更高的上级批准，《人民日报》和文化部是不会联合组团前往山东调查的，这只能是最高层领袖的决定。
这也是袁水拍第一次以一个调查组成员身份在《人民日报》上亮出名字。实际上，这13人的调查团，核心成员就是名列在前、从北京出发的3个人。这3人中，实际上的核心人物是名列第三的“李进”，即江青。这也是江青第一次以“李进”的名字公开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根据当时情况判断，袁水拍和钟惦，都是江青指定参加调查组的。
当时，中宣部电影处尚在筹组之中，钟惦是唯一的干部，凡与电影有关的任务肯定会落到他头上。有文章说江青此时是电影处的副处长，至今未见足具说服力的文档证明。此时江青可以确认的社会职务是当年7月成立的“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她担任电影处处长则是这年11月的事情，有毛泽东与胡乔木的书信为证。
袁水拍，是当时《人民日报》文艺组（相当于后来的部）组长，参加了自1951年3月以来中宣部、文化部主持召开的与开展批判电影《武训传》相关的一系列会议，还奉命组织了一批批评《武训传》的文章见报，洞晓此事来龙去脉。如果要从《人民日报》抽调一个人，则非他莫属。
从北京出发的这个三人小组里，资历最深的江青是拿主意的关键人物，袁水拍则是实际“干活”的人，主持会议，接待来客，查阅档案，出头露面的事情都由他牵头。
袁水拍在《人民日报》初露头角
华北局供给部：
人民日报自8月以后所吸收的作家骆宾基、袁水拍、袁静等同志的母亲、小孩共五人，请予暂按中灶待遇，至10月底止。
敬礼
胡乔木
（1949）十月廿七日
足见胡乔木对袁水拍来京进入《人民日报》工作也充满期待。
袁水拍到北京后不久，文艺组第一组长王亚平调北京市文联工作，袁即接任第一组长。
袁水拍长期在上海工作，熟悉大城市生活，文字功底深厚且英文极好，这对关照和协助有过上海生活经历的江青，到山东农村调查是颇为适宜的。虽然袁水拍不熟悉江青，但他对领袖的敬仰发自内心，对4月以来江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态度了然于胸。这些，都成为袁水拍置身“调查团”的重要因素。
江青在调查团出发前的准备
这两天的会议，江青和袁水拍都参加了。袁水拍勤奋记录，但是江青在26日的会议上说话不多，袁水拍仅记录了江青的一句话，说电影《武训传》“其主题思想是大陆日沉”。
“大陆日沉”是电影《武训传》主题歌中的一句歌词。歌词原文是：“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苦操奇行，一囊一钵，仆仆风尘，一砖一瓦，累积成金，街头卖艺，市上售歌，为牛为马，舍命舍身，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谁启我愚，谁济我贫。”歌词为导演孙瑜所写，概括了武训兴办义学的一生。
27日的座谈会就大不相同了，笔记在第一行就写道：“大张旗鼓镇压武训传。”江青作了较长时间发言，一开始就指出，对于《武训传》的批判，“在目前说，确是思想问题。是党内拖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尾巴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原句记录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拖着尾巴的知识分子）
江青说：“不要把武训做教（育）材。掌握好这个地盘是艰巨（的任务）。”
江青说：“一部影片三本书，够隆重了，无数好评。《清宫秘史》也有数十篇（评论），多少有（点）批评。武训最易迷惑人。”
江青指出，现在批判《武训传》，“说服力很不够，（人民日报）社论只是给我们立场观点，我们各方面材料不足。《武训传》丑得不得了。”这段话当与“调查团”的任务有关。因为对武训其人了解不多，因此要去山东调查。
从袁水拍笔记看，江青在当天引经据典说得很多而且比较快，以至袁的大段笔记潦草难以辨读。然而有几句还是记载清楚的，江青说：“我同意对影评、书评先下手（撰著或发表），要分开陶（行知）、武训，要写传（当指要写新的武训传记――本文作者注）。一句一句驳，学毛主席，先说后半（部分），武训有专祠。张曜（清朝山东巡抚――本文作者注）为有立场者（与有些同志不同）。捻子军是他打平的。” “电影画传为什么把刽子手豪绅都说成是开明绅士。是否能解释主观动机（是）好（的）？”
江青又一次提到了主题歌，说“主题歌在哀叫”。她还指责导演孙瑜“把一切藏起来，露出了磕头”，主演赵丹则是“把丑恶藏起来”。
她对武训表现厌恶说：“千古奇丐，可恶的是与无产阶级同穴。最可恶。”
讲话中，江青不止一次地强调，对陶行知要区别认识。她说陶行知在一二・九运动前是不参加救国运动的。袁笔记中记录江青的一句话为：“如陶行知遗嘱武训传？”似为江青指出陶行知提倡学习武训，是否在他的遗嘱中也提到了？
实际上陶行知是因脑溢血猝然辞世的，未必在绝笔中提及武训。但是他提倡学习武训从事“平民教育”却贯穿于自己的一生。这天，江青站在反面提出，陶行知学习武训，“也应否定批判。材料要摆得足足的。（现在）运动刚展开，主要是知识分子问题。劳动人民顶多看了哭，有一点坏影响。但知识分子，整个思想界甚至党员（问题就严重了）”。
调查小组出发前，毛泽东召见袁水拍
袁水拍笔记的页顶，写下了馆陶县、堂邑柳林镇两个地名，还有杨树芳（应为“坊”，是协助武训办学的当地举人）、张曜、袁树勋（都是褒奖武训的山东巡抚）等人名。
毛泽东对调查武训一事向袁水拍进行了叮嘱，笔记上有四条：“一种人，孙瑜反动宣传，别有用心；二种人，马列主义不巩固，在这一问题上动摇了；三种人，老好人，哭，最多，上了大当。不知道武（训）为何人。四，反对下跪。看了，不喜欢，气愤。”（这是袁水拍当时所作笔记。后来，他对这四点有所归纳，增强了条理性――本文作者注）
说出四条基本指导原则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我看武训是脱离群众的，为什么不加上一句，别有用意？”
此时的袁水拍第一次和领袖近距离接触，必定心情激动，难以自持，他情不自禁地在主席面前将初次看到毛泽东的感受写入笔记：“我自己觉得毛主席红润的面孔和身躯的壮健，都是健旺的，散发着革命的力量的。但立直则觉得他的背微驼。人民站立了起来，他自己却因辛苦而驼背，他的牙齿已黑，（是）烟抽得多。他的头发就不是像画中那样有鬓角。（他身着）灰色的制服，黄皮鞋。”
袁水拍还记录，他口误把鸦片战争发生的时间1840年说成了1940年。“主席哈哈地大笑。那笑容就像有些他的照片上那样，多肉的面颊隆起。”
会见之时主席的女儿李讷在场，袁水拍有记录：“孩子十岁，但很显高，替他抛掉烟，把他的手弯过来剥什么东西。他（主席）不动，替他弄领口。”
同一页上，袁水拍还记录了一行字：“陶行知有一些共产党弟子带改良主义色彩。”这句话当为毛泽东所说。
袁水拍的当日笔记记录了毛泽东另外几段表述：“袁树勋奏折，清朝做普及教育。武训即普及教育。张謇把武训与孔子放在一起。”“清宫秘史是反革命。” “蒋（介石）题词，（武训是）统治阶级的红人。”
笔记到此结束，因为“调查团”马上就要出发了。
主席谈话后，
调查团立即出发
毛泽东召见袁水拍谈话很简短。以袁水拍的勤奋，笔记只有1页多一点。由此推断，袁水拍赶到中南海，由主席召见后立即会同江青登车出发，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坐火车前往济南，再转道堂邑县。
令袁水拍深感惊讶的是，毛泽东亲自登车，将江青送到前门火车站。虽然他并没有下车，但送人上火车时直抵站台，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很少有的。
“调查团”出发时，护卫江青的警卫事务已经由汪东兴安排妥帖。从中南海警卫部队中抽调了几名卫士随同前去山东，由警卫处科长申虎臣带队，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主席警卫班战士李德华、朱德总司令警卫班战士杨守诚。出发前江青还对李家骥做了一番交代，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出不得一点毛病，我要以普通干部身份参加调查，要注意保密和影响。” （李家骥、杨庆旺《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见《百年潮》杂志2007年第6期）
毛泽东的车队直接开上了火车站台。毛泽东没有下车，目送江青等登车而去。据李家骥回忆，江青、钟惦和袁水拍乘坐了软卧车厢。
当天下午，江青一行到达济南，由《大众日报》有关负责人接待，当天即介绍了一些情况。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训调查就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