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芷江洽降 善待日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诏书。在冈村宁次的总司令部里，一直沉浸着恸哭与悲哀。有人闹着要剖腹尽忠，有人则主张拼死一战。当得知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宣言及何应钦有关指令的大概后，浮动的人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8月20日，按何应钦的指令，今井武夫乘坐冈村宁次的座机由南京飞抵武汉。21日上午10时，这架MC型运输机机尾上拖着两条各长3米的红色布条，作为中美空军及地面防空部队识别的标志，向芷江飞去。飞到洞庭湖上空时，今井武夫等才将机内因“疏忽”而留下的一挺机关枪投入湖中。当这架飞机接近常德上空时，按预先规定，6架美军的P54战斗机从云端突然逼近，围绕今井的座机翻飞示威。今井武夫与参谋桥岛芳雄、前川国雄及翻译小村辰田等一行8人，在美机的监视下，怀着恐惧与惶惑，到达芷江机场。在数千名中美士兵围观下，今井等人走下飞机，向前来引导的中国军官出示了证件后，在宪兵的监护下，分乘两辆吉普车前往临时住所。临时住所的木板平房的板壁上，涂着巨大的白十字标志。何应钦动用了一个营的宪兵担任警戒，不准群众接近。但这些宪兵给今井等人的印象，“与其说他们是包围着我们加以监视，不如说他们是在外围护卫我们”。
稍事休息后，今井等人又乘车前往临时住地4公里外的会谈地点。坐在美式野战敞篷车上，一座座庆祝胜利的牌坊从今井等人眼前掠过。一群群醉意未消的中美官兵用食指和中指做成表示胜利的“V”字，向他们投去嘲笑和鄙夷……
会谈地点是一座中型的礼堂。今井他们4人在早已安排好的长方桌前依次坐下。出乎他们意外，对面坐着的不是何应钦，而是他的代表――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副参谋长冷欣及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和翻译王武。周围除100多名中外记者外，还有从各地赶来的何应钦手下的高级将领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人。
第一次公开的会谈，只不过是何应钦安排的一种形式，实质性的问题全安排在以后的两天内，在秘密接触中具体洽商。会谈开始时，肖毅肃向今井等人宣布自己是代表何应钦与日方代表谈判，并向日方代表介绍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当肖毅肃要今井出示代表身份证明时，今井告诉中国派遣军尚未接到大本营的正式命令，难以派出正式代表，他此行不过是担任联络任务，因此没有携带身份证明，仅将冈村宁次派其前来联络的命令副本权充身份证明。肖将8月21日何应钦发给冈村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第一号备忘录交给今井。翻译人员用中、英、日语朗读了备忘录原文。
何应钦在备忘录中宣称：“本人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之地位，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之命令，接受在中华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除外）、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之地区内日本高级指挥官及全部陆、海、空军与其补（辅）助部队之投降。”要求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自接受本备忘录之时起，立即执行何应钦的一切规定，向其所部下达相应之命令。
今井面呈了收据后，肖毅肃又向他传达了何应钦预定派冷欣随今井之后赴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并要求冈村配合空运国民党军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双方还就今后使用无线电联络方式等问题作出决定，会谈即告结束。
从当天夜里到23日今井等返南京前，只有受何应钦特别命令的人，才能到今井的住地与其会面。先后奉命前去与今井会谈的人，有何应钦的副参谋长蔡文治、钮先铭、冷欣、王武等人。这些人都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精通日语，唯一缺乏的是战胜国代表应有的威严和气质。他们均接受了何应钦“以德报怨”的训示，表现出过分的谦恭。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对待敌国的败将，不如说好像是对待朋友一样。特别是钮先铭少将，他的言行甚至于流露出要警惕不使引起败军使节的负辱自杀。冷欣和美军巴特勒准将与今井会谈时，要求提供中、美战俘名册及情况，警告日方如对俘虏有不法待遇，必遭严厉报复。冷欣因何应钦命他率先前往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竟要求日方对其人身安全提供书面保证。这使今井觉得：一位战胜国的高级将校向战败国使节要求保证安全，既无意义又不自然，总不免有滑稽之感。冷欣还传达了何应钦的指令，要求日方对军需物资及仓库等严加保管，除冷欣之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接收。特别强调，坚决要求日方对于“命令系统以外”的干扰，要严加拒绝。今井武夫自然明白，何应钦所指的“命令系统以外”，主要是指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8月23日上午，何应钦命钮先铭向今井武夫送去另外5份备忘录。其中的两份备忘录谈到关于目前在马尼拉与美军进行协议的日军代表扬言：中国方面因为国共两党争执，治安不稳，日本人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这是对中国国家的严重侮辱。必须注意今后不得再发生同样情况。关于日军之中尚有不肯向国民党军队投降而采取挑战姿态的，应即速制止其行动，并作出调查报告。对此，今井表示拒绝接受。事后，何应钦竟也宽容地把它们撤回去了。钮先铭还告知今井，日军投降正式签字地点改在南京，要他转告冈村宁次，对何应钦在南京的安全，要作“万全之准备”及“周到之接待”。
今井等人在芷江期间，何应钦派出负责接待的将校官员所佩戴的官价标志，都奉命降低两三级，以便同日方使者的军衔大体平衡。
8月24日，何应钦收到了冈村宁次的复电。
次日，何应钦分电各方面军、各战区，规定各地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等。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完全被何应钦排除在受降部队之外。同日，何应钦又致电冈村，令其转饬所部，不得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接洽或向其投降。并告知冈村，他已令冷欣担任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嗣接冈村复电，谓何应钦前后所示各项，均已筹备完竣，欢迎冷欣前去。 8月27日，冷欣与何应钦总部前进指挥所全体人员启程赴宁。冷欣等人到达后，冈村宁次先是托病不见。待冷欣等住定后，今井武夫才代冈村要求冷欣作一次秘密谈话，希望不要让美国人参加。冈村特意在南京有名的福昌饭店设宴，款待冷欣一行。之后，冷欣以探病为名，只偕医官、翻译各一人直诣冈村住所。冷欣向冈村转达了何应钦的问候和要求，要冈村令所部日军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确保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武汉、广州、香港等8大城市不发生“问题”。冈村十分清楚，如果让共产党受降，等于自己走上绞刑架，而向何应钦指定的国民党军受降，则有可能从死神手中获得再生，对何应钦所有要求，都全部允诺，并请求冷欣转达何应钦，准许日军在遣返时携带武器，直到乘船地点；请允许指挥官携带指挥刀返回日本……
在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举行前的一段时间，何应钦飞遍了各方面军、各战区主官所在地，向他们面授受降机宜，并督饬各部队迅即向原日军占领区和解放区推进。同时，何应钦总共向冈村宁次发出了23号备忘录，除指令受降事项外，一再要冈村必须向他所指定的国民党军投降，拒绝中共提出的一切受降要求。
二、南京受降 荣登峰巅
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观念：从一至十的各个数字中，最崇尚九，以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而终于九。逢九即为大吉大利。蒋介石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时间定在9月9日上午9时，寓意“三九良辰”。
何应钦能获主持受降大典的殊荣，是他平生出尽风头的极巅。9月7日，何应钦的参谋王武到冈村的住处，秘密地告诉冈村，在举行投降典礼的时候，可以佩带指挥刀，但必须在礼堂内将指挥刀呈缴何应钦，否则就不带刀。带与不带，可由冈村自己选择。冈村当然愿当“不带刀的将军”，而不愿成为呈缴指挥刀的败将。
8时53分，何应钦宣布中外记者摄影摄像5分钟。聚光灯和镁光灯不停地闪亮，受降仪式的会场、受降与投降席位上的各位均在电影胶片和照相底片上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瞬。何应钦一生所获得的荣耀，在这里达到峰极。他的兴奋、激动、宽容等等感情神经，都因无可言喻的满足而颤抖。
8点58分，何应钦请冈村宁次呈交证明文件，冈村的参谋总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交了文件，何微笑着收下，检视后留下。
9时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
肖毅肃代表何应钦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给冈村宁次。冈村起立，低头用双手接受后，由其参谋总长小林研墨，他一面匆匆翻阅降书，一面握笔含毫，在两份降书上分别签字，毫无犹豫踌躇之状。签字后，复从右衣袋中取出圆形水晶图章，盖于其签名之下。由于冈村的手似有些颤抖，所盖印鉴，略微向右倾斜。他的签名，笔迹颇娟秀，大约因小林参谋总长的手也在颤抖，所磨之墨稍淡。这一切，都未逃过电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小林将这两份降书复交呈何应钦并敬礼，何应钦本不该起立还礼，仅单手接过降书即可。但出乎众人意外，何竟微笑起立答礼，双手接过降书。观礼的盟军代表们相互交头接耳；负责受降仪式筹备组副组长夏禄敏等在场的人也认为，何应钦没有必要站起来用双手接受降书，坐着用一只手接过来就行了。何应钦在日军的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后，由肖毅肃以其中的一份交给冈村。之后，何应钦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第一号命令及领受证仍交由肖毅肃转达冈村。冈村在领受证上签字后，再由小林呈送何应钦。
整个受降仪式，只进行了20分钟。坐在受降主持人席位上的何应钦及坐在他对面投降代表人席位上的冈村宁次，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仪式结束后，冈村一行7人起立，仍由王俊引导，退至规定位置，向何应钦再次鞠躬，何又情不自禁地起身还礼。 冈村等被宪兵押解至休息室后，何应钦发表了即席广播讲话，他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也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辟一新的纪元。本人诚恳希望我全国同胞自省自觉，深切了解今日为我国家复兴之机会，一致精诚团结，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奋发努力，使复兴大业迅速进展；更切盼世界和平自此永奠其基础，以进于世界大同的境域！
讲话完毕，全场掌声雷动。嗣由鲍静安将上述讲话译成英语，全场再次热烈鼓掌。这掌声，是对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胜利的祝贺，也是对光明的中国前途的祷祝。
三、重用日酋 化敌为友
人们发现了何应钦有一种特殊的“化敌为友”和化友为敌的本领。但他的“化敌为友”，不是在战争开始之前，也不是在战争之中，而只是在敌人已被打败以后。
冈村宁次确实也没辜负何应钦的宽容。日本已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3天，即8月18日，冈村就拟具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的扶蒋反共意见书，上奏日本当权者，其中强调要加强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他说：为了“将来帝国之飞跃及东亚之复兴”，“首先是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延之间的关系，本来须由中国本身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应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等，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
9月10日上午8时30分，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向他面交了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军字第一号命令。
冈村非常感激何应钦的“宽容敦厚”，恳切地向何表示“绝对服从，遵照命令实施”。何应钦对冈村说：“我知道你的责任非常重大，因为日本在中国战区内，一百数十万官兵及数十万侨民，其生命之保障及一切善后问题之解决，责任均在你肩上，所以希望你今后善能自处……”对冈村要求准许日军携带少量自卫武器的问题，何应钦说：“我认为在安全地区，可以不必留自卫武器，在有借用自卫武器必要地方，可以借给少数之步枪。”何还说，日军的存粮用完后，“我方当随时拨给”；对日在华技术人员，“拟斟酌情形，予以征用”。最后，何应钦还要求冈村，日军一切武器、器材，必须完整缴交我指定之部队长官，切勿损坏、散失及落于匪手。冈村宁次心领神会何应钦所指的“有借用自卫武器必要地方”及“匪”所指为何。表示在中国之日军武器，完全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其他任何地方部队。
在国民党内部，对确定战犯的范围的争论，也反映了并非所有国民党有关当权人物都同意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及何应钦的做法。蒋介石主张确定战犯范围以最小限度为宜。在日军高级将领中，有人传说将被定为战犯的有17人，有人又说有150人。被视为“与其说是亲日毋宁说是爱日”的汤恩伯，单独向冈村透露，说他曾“力言战犯只以某某（未举其名）一人为代表即可”。据冈村宁次的总联络部（后改联络班）掌握，由何应钦亲自指认的战犯只有1人，那就是曾经大闹北平军分会办公处居仁堂，对何应钦态度傲慢而遭其嫉恨的前日本驻北平武官酒井隆。酒井隆后来直接参与了许多战争犯罪，被判死刑固然死有余辜，但他惹恼了何应钦，却是他得不到赦免的重要原因。
有一次，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处日本战犯40人死刑。冈村宁次等人认为“过分”，便向国防部恳求从轻。于是何应钦将被告全部移交上海军事法庭重审，结果40人全判无罪返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