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对崇祯帝在崇祯改历中作用与影响的论述尚不充分，文章考察了崇祯指导改历的历史史实，分析了崇祯在改历启动、东局的成立、西洋新法无法颁行等事件中的关键作用。崇祯为改历设定了“参合诸家”的指导方针，改历最后陷入僵局也是因为改历无法到达他设定的“务要画一”目标。崇祯改历总体上呈现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皇权制约、影响了改历的全过程。
关键词：崇祯改历；西洋新法；崇祯帝；徐光启；李天经
中图分类号：P194；K24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7.02.006
崇祯改历是明末由政府组织的历法改革活动，由于受到了皇权、官僚体制以及参与改历各方不同利益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使得崇祯改历中纷扰不断。以往学者多将崇祯改历视为一场单纯的科学活动进行研究；1吴蕴豪的博士论文《崇祯改历──明清学术变迁中的国家科学活动》探讨了改历的政治环境，但几乎没有论及崇祯帝在改历中的作用；2石云里在《崇祯改历过程中的中西之争》一文中提出崇祯为改历提出的“悉心互参”、“务要折衷画一”方针，更像是“一种调停党争的政治权术”的论点，但对崇祯指导改历的实际工作，以及这一方针如何影响改历没有进行全面细致地论述；3且现有研究成果尚未对西洋新法为何最终没有颁行给出合理的解释。本文从皇权的视角审视改历，考察崇祯帝指挥改历的史实，分析西洋新法没有颁行的原因，进而探讨历法改革与皇权政治之间的关系。
1 改历因崇祯的问责而启动
历法工作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地位，它是“敬授人时的国家时间计量工作、预测国家前途命运的天文星占工作，……与祭祀、丧、娶等国家礼仪有关的择日工作”的必要前提，又满足民众安排农时、择日等活动的需要，而颁赐历法同时又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1]50因为历法工作的重要性，随着明代《大统历》至明后期误差渐大，官僚士大夫阶层中要求改历的声音逐渐高涨起来。[2]8-18万历年间，礼部官员甚至提出了具体改历方案，最后却无果而终。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朱载忠颉洞笸忱》“气朔渐差”，上书请求改历，并进献了《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两书。礼部尚书范谦认为《大统历》的误差尚不十分严重，虽然应褒奖朱载钟眯睦学之意，却不同意改历。次年，河南佥事邢云路因钦天监所报该年闰八月日食时刻有误，上奏要求改历。礼部尚书范谦因钦天监所报当年闰八月日食时刻有差错，建议由邢云路管理钦天监，进行改历。万历皇帝将礼部的奏疏“留中”，不做任何处理，此事无果而终。
万历三十八年（1610），钦天监推算该年十一月日食又出现差错，兵部员外郎范守己于次年上疏驳斥其误。礼部官员因此请求访求熟习历法的学者，与钦天监官生一道推测，以求历法无差。钦天监五官正周子愚建议召西洋人迪峨、熊三拔等人翻译西方历法书籍，以弥补中国典籍之不足。礼部最后向万历皇帝奏报了改历的人事安排：“精通历法，如云路、守己为时所推，请改授京卿，共理历事。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历理，可与迪峨、三拔等同译西洋法，俾云路等参订修改。”[3]528奏折表明，进行历法改革已经获得相关机构官员的一致赞成，可是万历皇帝仍然将奏疏“留中”。
万历以前的改历主张，朝廷官员没有就改历形成一致意见，也没有能够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2]14-18万历三十九年的改历主张，各方都同意改历，礼部已经提出了初步的修历方案，完全因为万历皇帝“不置可否”的态度而被搁置。万历之所以如此行事，乃是因为在立储问题上与文官集团产生间隙，因而“以皇帝身分（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把一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4]66-67因为万历的态度，改历一事也因此被搁置起来，直到崇祯年间后才重新被提起。
崇祯即位之初励精图治，渴望有一番作为，《明史》评价其：“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3]335对待改历一事，崇祯也一改万历置之不理的态度。崇祯二年（1629）五月初一日日食，钦天监先期预测食甚、复圆时刻与实际测验结果间的误差两刻有余（约31.2分钟）。崇祯因而下发敕谕“天文重事，这等错误，卿等传与他，姑恕一次，以后还要细心推算。如再错误，重治不饶。”[5]319钦天监官员表明了当时的困境，“今欲循守旧法，向后不能无差；欲行修改，更非浅陋所及。”[5]320礼部则表示欲求日食时刻符合天行，必须将《大统历》大加修改。崇祯同意改历，并要求礼部提出具体的方案。
针对如何改历，当时任礼部侍郎的徐光启主张用西法改历，“至若岁差环转，岁实参差，天有纬度，地有经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轮，日月有真会似会，皆古来所未闻，惟西国之历有之，而舍此数法，则交食凌犯，终无密合之理。”[5]327徐光启虽然在给出了如何改历的建议，但崇祯对改历有自己的主张。崇祯在敕谕中说可以吸收西法改历，但是要集修历各家之长，“尔宜广集众长，虚心采听，因数察理，探赜推玄。……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6]1547崇祯“参合诸家”的要求为改历定下了基调，这也成为崇祯指导改历的总方针。
有关改历一事，明朝官员们在职权范围内给出是否需要改历、如何改历的建议，但最终决定权始终在皇帝手中。崇祯对改历的态度是改历启动的关键，在裁定改历成功与否一事上同样如此。崇祯在改历伊始，就为改历提出了参合诸家的指导方针，此后演变为参与修历各家得到一致推算结果的要求，这成为崇祯判断改历成功与否的标准。徐光启被崇祯任命为改历活动的具体负责人，在筹划好改历的人员、仪器、财政等事后，崇祯二年九月正式开局改历。
2 崇祯指导徐光启改历
起初负责改历的徐光启是明末中西交流史上的代表人物，他本人倾心西法，希望用引入西方天文学知识进行改历。崇祯三年（1630）五月，徐光启上奏称此次改历，“必须参西法而用之，以彼条款，就我名义，从历法之大本大原，阐发明晰，而后可以言改耳。”[5]344可能是担心徐光启过于偏重西法，崇祯在随后的奏折中批复道：“历学甚微，其理数法象，必须悉心互参，不可偏执。”[5]359该年十二月，徐光启上奏陈述自己对历法并无偏见，不敢偏执，“即载籍有异同，众论有彼此，亦不敢偏徇，而惟以七政运行为本。”[5]363崇祯命吏、礼二部访寻知历之人时，又再次强调改历“不得偏循”。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正月所上的《历书总目表》中阐述改历的步骤，首先翻译西方天文历法书籍，然后“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F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5]374-375如此一来，就符合了崇祯“不得偏循”的指示。 尽管徐光启向崇祯提出了“会通”的策略，可是崇祯七年（1634）“参考了到那时为止欧洲历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天文学著作，编译而成的中文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7]――《崇祯历书》，其内容基本上全部都是西方天文学知识。在改历实践中，徐光启“不仅在‘材质’上尽取西法，而且在‘型模’上也未完全恪守传统历法的全部规范”。[8]之所以这样的反差，笔者认为，既不是因徐光启过早去世，改历尚未进入“会通”阶段；也不是徐光启“考虑中国历法与中国社会相一致的具体情况”。[8]“F西法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说辞，更可能是徐光启应对崇祯“不得偏循”指示的一种策略。
针对崇祯有关交食数据的疑问，徐光启也向崇祯做出详细的解释。改历期间，有分别依照《大统历》、《回回历》、西洋新法推算的日食、月食数据奏报，崇祯似乎对各家推算数据不一致尤为关注。如崇祯要求徐光启解释为何崇祯五年九月十四日各家所报月食时刻不一，“其食时先后，各法不一，也着奏明。”[5]411 徐光启在随后的奏疏对大统、西洋新法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说明，“（甲）旧法历元不准，求出的平望后天六十五分。（乙）旧法夏至点和最高（远地点）不分，计算日行有差。（丙）旧法计算月亮运动疾迟转周，以平立定三差法计算，而新法则用4个小数的集合体系计算，考虑比较细致。”[9]135-136徐光启并不通晓回回历法，因此并未陈述回回历法与大统、西洋新法的异同。在徐光启看来，《大统历》、西洋新法、《回回历》分别是三家不同的历法体系，之间不可能折中调和，只能从其中“商求”出“将来准法”。徐光启的这一观点在给崇祯的奏折中得到了明确阐述：“总之三家所报，各依其本法展转推求，乃始得之，不能立异以相畸，亦不能中变以相就，必欲辨其疏密，则在临食之时，实测实验而已。”[5]413
改历过程中，徐光启利用在礼部担任职务的便利，调解因改历而产生的纷争。改历刚开始时，徐光启的官衔是礼部侍郎，自崇祯三年八月徐光启升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10]174而钦天监恰好归礼部管辖，利用同时管理钦天监和历局的有利条件，徐光启成功协调了两者间的关系。徐光启命钦天监知历之人在历局效力，从事缮写翻译完成的历法书籍等事。与此同时，徐光启还教授他们学习测星、定时之法。《历学小辩》中记述有钦天监在局学习官生周胤等人的一段话：“至迩来奉命习学，日与西先生探讨。不直谱之以书，且试以器，不直承之以耳，且习以手，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11]1792通过学习，钦天监众人渐渐熟习并折服于西法。如果这种学习持续下去，那么最终钦天监众人或许会精通西法。
此外，徐光启从不指责钦天监推算交食粗疏，认为这是钦天监官员沿袭郭守敬算法使然，并不是J天监众人的罪责。徐光启所担心的是钦天监众人“以惶恐畏咎之心， 坚其安习溺闻之陋，臣等书虽告成，而愿学者少， 有倡无和， 有传无习， 恐他日终成废阁耳。”[5]415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徐光启向崇祯奏明应该嘉奖他们学习新法，奖赏学习优异者，责罚长久学习而不谙习者。只有这样将来才会有熟习新法的杰出人才，改历才算最终成功。崇祯五年四月第三次进呈历书时，徐光启提出了督促钦天监众人学习西法的具体步骤，“督令到局渐次演习， 月食既通，……次及日食， 次及气朔躔离， 次及五星诸法。”[5]403而徐光启曾经担心出现的钦天监固守中国传统历法，西法虽修成却束之高阁的场景，在李天经接管历局后出现了。
徐光启还运用礼部尚书的职权压制有关历法的争论。改历之初，朝廷曾经向全国博访知历之人。崇祯四年六月，魏文魁将其撰写的《历元》一书送至通政司。通政司不敢将其书轻易奏给崇祯阅览，转给礼部请其考验得失。徐光启亦承认魏文魁确有实学，但是认为与其将其书进呈崇祯后，奉旨考究异同，不如“计定于前”。因此，徐光启根据魏文魁的《历元》、《历测》两书以及其它有关历理问题，与魏文魁展开讨论。徐光启与魏文魁讨论的问题，“除少数纯属魏氏个人的错误外，其余大都反映了当时历局所采纳的西方天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天文学理论之间的差异。”[8]而徐光启认为魏文魁之法疏远，没有把魏文魁知晓历法一事禀明崇祯。这样的处理方式，似乎不符合崇祯二年徐光启曾经奏称的“果有专门名家，亦宜兼收，容臣等随时访求。有立法超卓、陈义精当者，具实奏闻，以待简用。”[5]335
3 崇祯调停东、西历局之争
崇祯六年（1633）九月，徐光启因病无法继续主持改历，他以山东布政使司李天经“博雅沉潜，兼通理数”，荐举李天经来京主持修历工作，并获得崇祯的批准。然而在徐光启去世，李天经尚未到任之时，曾经被徐光启压制的魏文魁，于崇祯七年正月向崇祯奏报他推算的交食数据：“今年甲戌二月十六日癸酉晓刻月食，今历官所订乃二月十五日壬申夜也。八月应乙卯日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之望与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讹谬尚可言哉！臣年已七十八矣，谨将本年日食月食时刻分抄，详具进览。”[12]188-189崇祯继而下旨命召魏文魁入京测验。
崇祯七年（1634）三月初一日日食，魏文魁与历局、钦天监一道奏报推算数据。结果“在日食时刻上，《大统历》初亏、食甚和复圆时刻推算表现相当优异，魏文魁法和新法则略有偏差，不过也控制在一刻以内。”[13]但是西法在推算食分上却出现了明显的误差。中国传统历法在测量中胜出，崇祯因此次日食观测结果，要求催促李天经迅速到任，与魏文魁、钦天监一道“会同悉心讲究，仍临期详加测验，务求画一，以裨历法。”[6]1602李天经到任后，于崇祯七年七月进呈历书、恒星屏障，崇祯在奏折中询问李天经所进历书及星屏是否与魏文魁参合商定。李天经奏称虽然他试图通过多种途径接触魏文魁，但是魏文魁因此前与历局有“辩驳之隙”，不欲见历局中一人，亦不愿跨入历局中一步，因而参合商定的意图落空。
可能看到李天经与魏文魁无法一起商定历法，崇祯七年八月三十日，崇祯下旨令魏文魁另外开局修定历法。崇祯行使皇权另外成立了一个改历机构，这符合他设定“参合诸家”的方针。显然崇祯认为魏文魁已经证明其所学有可取之处，那么理应吸收其参与改历，以实现他设定的“务要画一”之目标。魏文魁所主持历局地处京城之东，被称之为东局，李天经所率历局相应被称为西局。东、西历局在级别上处于同一层次，且都被赋予该改革历法的任务。然而由于两者改历依照不同的历法体系，且牵扯到利益之争，东、西历局纷争不断。 东局成立后，东、西历局在推算月食和五星运动中互有较量，不过并未真正决出胜负。自崇祯九年底魏文魁就未在改历中出现，据李天经说魏文魁已经去世。[14]1144其后，东局由山西代州知州郭正中管理，属员主要有蒋所乐、魏象乾等人。魏文魁去世以后，东局中没有真正懂得天文历法之人，东局面临着生存危机。郭正中就向崇祯进言：“中历必不可尽废，西历必不可专行。四历各有短长，当参合诸家，兼收西法。”[3]543只有将各家历法考究参合，不专用一家之言，才能“会通画一”。他甚至举出徐光启“F西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之语来表明不可“举一废百”。郭正中的言论很好地契合了崇祯为改历预设的目标和方针，使得东局能够在“无知历之人”的情况下，继续存在。
郭正中又以“统会四法”为名，暗地向李天经求和，希望李天经将“已成之法，迁就凑合”，以达到“画一”的目的，李天经不允。据李天经说郭正中因此对他恨之入骨，东、西两局的关系逐渐恶化，东局挤压排挤西局也无所不用其极。李天经说：“窥其立意不但欲挠臣局已成之法，并欲驱臣局任事之人，而后可结彼欺诳之局，以塞修完备考之责，至于屡疏诋诬，而臣宁以缄然自守。”[6]1685崇祯十年，东局蒋所乐上奏状告李天经“十大罪”，李天经于该年十一月上奏折进行辩解，题名《奏为微臣治历有绪，正言见嫉，奸党求和计穷，泼口相加，谨述臣局招谤之因，并剖群奸欺罔之款，以祈圣鉴，再乞罢斥孤臣，以免图害，以无辱大典事。》从奏疏题名和内容中可知，东局以星宿的排序等问题向李天经发难，其中辩白的第一条内容如下：
如以后宫之列于鹑首也，为臣之罪。据所乐等闻说，紫微垣内第一星为帝星，第二星为后星，宜共列于鹑火宫。而首造此言以耸皇上暨母后之听闻者，只欲图害于臣，乃自涉其欺罔而不知也。臣按步天歌开载云：大帝之座第二珠第三之星庶子居，第一号曰为太子，四为后宫，五天枢，其从来矣。今所乐称帝星为第一，后星为第二，不但擅移位分，且将置太子于何地。倘如彼罔说，则太子自不应居于帝前而后宫又何得置于庶子之后。总之，古人命名取象，各各俱从经纬测定，非可倒置，亦非任人有意于逢迎，乃所乐等不识经纬，为何物故，其言如此，此其谎自暴欺君之罪一。[14]1145-1146
东局以星宿的排序等问题向李天经发难，而耶稣会士罗雅谷、汤若望也成为蒋所乐攻击的目标，“藉诋诬先圣，以肆中伤，为驱逐计”。李天经辩称二人奉旨来京修历，非潜入京城，两人所著十余种书没有不经之言，蒋所乐诬告耶稣会士的根据，皆摘自他人“谤书”，不可为信。蒋所乐所告内容已经偏离了改历本身，多为诬告中伤之语。崇祯既不追究蒋所乐“偏辞攻诋”李天经的责任，也不斥责李天经。
崇祯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日食，礼部等向崇祯奏报了最终各方都认定的日食时刻，崇祯对此次测验结果的看法是：“这日食分秒时刻新局为近，其余虽于时刻有一二稍近，又于分秒疏远，着即看议画一。”[6]1690不过东局在观测中作弊的行为随后被奏报给崇祯。当日测验，及至日食将要复圆之时，东局魏象乾从袖中取出“一揭”投递给礼部官员巩~，称是日食分秒时刻。巩~同钦天监官员浏览，内容“大抵摹拟新法”，当即质问道日食时刻钦天监于半年前上报，东、西两局提前一个月奏闻，现在即将复圆之时再行奏报日食时刻，“不亦晚乎”。崇祯下旨询问礼部及钦天监官员，得知彼时的真实情况。而东局郭正中又在奏折中私自改西局所报食甚时刻，谎报当日食分。此次造假事件，可能使崇祯意识到东局之人完全不懂历法。崇祯十一年正月，崇祯下旨解散东局。
4 崇祯与李天经的对峙
从崇祯二年开始，至崇祯七年十二月，西局前后五次向朝廷进呈历书，总共一百三十七卷，此即后世所称著名的《崇祯历书》。第五次进呈历书后，李天经认为至此“前局结矣”，并上奏恳请崇祯犒赏历局中修历诸人。崇祯也催促钦天监与李天经参订，“务求推算画一，以正历法”。李天经因而率领历局众人和J天监监正张守登等人逐条分析新旧历法之异同。经过数月，三、四次易稿之后，共商定出新旧之法异同二十六款。商定出这些也无济于事，因为新旧二法的不同根源在于中西历法理论体系的不同，而崇祯却一味地要求各家参订，以求“画一”。崇祯八年四月，崇祯还下旨要求“李天经还同该监官虚心详究，务期画一，以裨历法。”[6]1640
李天经却不愿与钦天监“虚心讲究”，他认为只要西法测验与天行密合，将其颁行即可。因自崇祯七年以来，屡次测验日月五星运动，及春、秋二分，新法皆密合天行。李天经认为到了以新法颁历的时候了，“法取合天，事久论定，考验至此，情面不得不破，旧法不得不更。”[6]1674因此，李天经督率历局众人依新法撰写崇祯十一年“七政经纬诸历”，并于崇祯九年十一月进呈，请求崇祯颁行天下。此后，李天经每年进呈“七政经纬诸历”，一再要求颁行新法，请求崇祯让礼部查覆，否则“历法无更正之期，修历无结局之日，而蹉跎岁月，虚糜廪禄，尤非臣谊之所安也。”[6]1718
崇祯则因李天经没有实现他“务要画一”的目标，不愿将新法颁行。崇祯十一年正月，崇祯下旨仍照旧行《大统历》，但是其中如“交食、经纬、晦朔、弦望”因年久有差，令钦天监“傍求参考更正”；新法推算密合天行，照回回科例存监学习。崇祯希望历局与钦天监“参合商定”，不过他的愿望落空了，因为李天经不主持的历局与钦天监在利益上存在矛盾。崇祯下旨四个月后，李天经上奏称钦天监并未移文前来商量更正旧法，并质问钦天监亦知新法为近，却仍然固守《大统历》，这其中的缘由乃是他们贪图官位俸禄，“诚恐一更新法，并其人更，故未免以怀禄顾位之私，而致误国家钦若授时之典。”[6]1702
其实，钦天监监正张守登就在奏折中承认新法密合天行，亦称要学习新法。崇祯十年九月钦天监监副就曾上奏请求学习新法，“不敢溺于旧闻，而偏执己见，亦不敢遽以未达而妄意担承”，请求崇祯下旨历局“速为尽法传习”，以使钦天监推算合天。周胤更表示他会督率钦天监官生跟随罗雅谷、汤若望学习新法，“诸法学完之日，即当申报礼部恭请颁行”，以期早日完成大典。崇祯十一年六月，在崇祯的再次命令下，李天经率领汤若望等教授钦天监官生学习新法。不过李天经显然并未真心实意地将西洋新法传授给钦天监官员，经过将近半年的学习，李天经就匆匆上奏称已经将新法推算测量交食、七政之法“一一尽法传授”。 崇祯的本意是将各家历法“折中画一”，不偏不倚，得到一个相同的结果。李天经把崇祯的“画一”理解为只要新法密合天行，将新法颁行，其余各家“画一遵行”即可。因而不愿将西法传授给钦天监。礼部按照崇祯的旨意，多次照会李天经与钦天监等参合会通，挪移迁就。李天经认为此种做法根本不可行，“历法原自浑成，迁就割裂不得，倘一挪移，一差尽差。”[6]1695李天经抱怨正是礼部“折中画一”的做法导致各家历法争论难定，屡次请求将新法“画一遵行”。
面对当时的僵局，李天经多次上奏称新旧两法不可并存，“臣详考两法疏密判然，实不能迁合傅（附）会以结局，但既不能迁此以就彼，惟有舍疏以用密。”[6]1724崇祯要求李天经继续细心测验，不得速求结局。对于李天经建议新历中如交食、经纬、晦朔、弦望及节气、七政用新法，而神煞、宜忌、月令诸款仍用《大统历》，崇祯表态“务求折中画一，以归至当。”崇祯十四年二月，李天经上报月食时刻，并奏明测验冬至、春分，新法密合的情形，要求对旧法的错误大加“厘正”。崇祯对此评论道：“据奏月食、冬至、春分等项，新旧法种种不合，若复承讹袭舛，何以治历授时。着便会同监局等官，虚心推测，大加厘正，不许仍前彼此争执，致误协时正日之典。”
李天经多次抱怨礼部没有厘定历法，崇祯同样不满，崇祯十三年九月崇祯对礼部下旨：“历法原期画一，何至今尚无成议。”[6]1736尽管西法屡次在测验冬至等事项中取胜，然而因为无法满足崇祯的要求，礼部不得不继续从中斡旋。崇祯十四年十二月，礼部禀明了新法、旧法二法不同。如“旧法用日度计日定率，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旧法用黄道距度，西法用黄道纬度。”[6]1741因新法屡测密合天行，礼部建议照回回科例，另立新法一科，专门传习新法。而后继续测验交食、节气等项，各法直陈异同，等测验大定之后，“徐商更改”。历法改革又回到四年前的原点上，毫无进展，崇祯竟然十分赞同礼部的提议。
此后，李天经每年都进呈按西洋历法编订的历书，奏报西法密合天行的证据，要求将西法颁行天下。崇祯却一味地以西法与钦天监推测“互异”为由，要求两者间“细加考正，以求画一”。崇祯十四年九月十四日月食，崇祯用李天经所进的黄赤全仪测验。崇祯十六年二月初一日日食，崇祯亲自观测后说西法多合，不过他还是要求钦天监细加考正，“以求画一”。崇祯十六年年底，崇祯在给礼部的旨意中说，测验日月交食，“如新法得再密合，着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6]1752然而历史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西洋历法最终由清朝颁行。
5 结语
在中国古代“历法改革不是一项现代意义上的纯粹的科学活动，而是一项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政治活动。”[15]崇祯改历发生在明代专制皇权空前膨胀的政治背景下，“皇帝不仅掌握最高决策权，而且还成为领导政府日常工作的行政首脑。”[16]31此种政治体制下，历法改革这类专业性较高的活动，也需要由皇帝来主导，由此形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皇权干预就成为改历自始至终需要协调处理的问题，而皇帝对历法问题的认知则决定了改历的进程。
改历的启动、传教士参与改历都得益于崇祯的态度，以及他“参合诸家”的方针。而随后东局的建立，以及由此引起的东局、西局、钦天监的纷争也缘起于此。崇祯“务要画一”的要求，使得西洋新法虽然屡次在交食测验中取胜，却迟迟得不到颁行。崇祯为改历提出的指导方针，根本不是一种指导科学工作的客观准则，更像是“一种调停党争的政治权术”。[8]而且从理论上讲，崇祯改历后期预设各家得到一致推算结果的目标也无法实现，这只是一名对历法知识知之甚少的外行之人的美好愿景。在崇祯固执己见的情况下，主管改历具体事务官员的管理协调能力就显得十分关键。徐光⒑芎玫亓旎崃顺珈醪魏现罴业囊求，并且十分巧妙地处理了历局与钦天监、魏文魁之间的关系，使改历有了成功的希望。李天经则将西法视为自家的“独家秘笈”，拒绝东局将“已成之法，迁就凑合”的要求。同时，李天经不断指责《大统历》疏远，也不愿真心实意地把西法传授给钦天监，坚持只要西法在测验中密合天行将其颁行即可，更无法达到崇祯设定的目标，致使改历陷入僵局。崇祯改历本质上更像是一项政治活动，而非简单的科学活动。
注释：
1 相关研究见薄树人：《徐光启的天文工作》，载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编：《徐光启纪念论文集：纪念徐光启诞生四百周年》，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29-132页；黎正甫：《明季修改历法始末》（上、中、下），《大陆杂志》（台北），第27卷10、11、12期；祝平一著，余晓岚译：《西学东渐：晚明中西历法的初步接触与历法形式的冲突》，载《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0-341页；祝平一：《三角函数表与明末中西历法之争――科学的物质文化试探》（上、下），《大陆杂志》（台北），第99卷5、6期（1999年）.
2 吴蕴豪：《崇祯改历──明清学术变迁中的国家科学活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08年博士论文.
3 石云里：《崇祯改历过程中的中西之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石云里在《崇祯改历过程中的中西之争》一文中曾提到崇祯“务要画一”的要求对改历的影响，但是没有就此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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