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在语言文学中的应用是一类既普遍又独特的现象，这一手法往往能够达到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目的。无论是刻画人物形象还是通过语言展示人物性格等，讽刺的运用常常能够仅以寥寥数笔就使一个角色在平面的文字间立体呈现出来，甚至较其他长篇大论的描绘更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一、讽刺语言文学中文化底蕴之正话反说
论中国白话文中运用讽刺手法的开山鼻祖当属鲁迅先生。其作品中的人物阿Q孔乙己等可算是讽刺语言运用的集大成者。比如阿Q最著名的口头禅儿子打老子。这个处于被剥削、压迫的社会底层流民式的人物明明承受着最严苛最残酷的生存考验，其人生可谓集中了几乎全部悲剧元素，然而愚昧的头脑与麻痹的精神却让他对自身遭受的悲惨待遇无知无觉，以至于连动物最本能的反抗都未曾出现，反而以自创的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甚至沾沾自喜。阿Q最喜爱的口头禅既展示了这个悲剧人物性格中被扭曲到不自知状态的一面，又印证了那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暗指了这个人物必然走向悲剧性灭亡的结局。
还有孔乙己的窃书理论和君子固穷也是同样的正话反说。孤苦伶仃的孔乙己从曾经的读书人沦落到以偷窃维持生存的最底层人群，然而陈腐思想的禁锢却让这个唯一站着喝酒又穿长衫的人仍然抱着儒生的一点念头维持自己所剩无几的自尊。当乡里人嘲笑他偷书换钱喝酒时，他唯一敏感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于是结结巴巴地辩驳窃书不是偷。至于君子固穷则更是自毁长城。《论语》原文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指穷困境遇中，君子仍操守持中，小人就变得无恶不作。孔乙己将窃书和君子固穷放在一起，已经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但他却还浑然不知。鲁迅先生用这样的讽刺描绘此人，无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最好体现。
二、讽刺语言文学中文化底蕴之高度概括
如同相声中抖包袱常常只是一句话就逗得观众哄堂大笑一样，文学语言中的讽刺也很难以滔滔不绝似的语言进行展示。几个字、一行文的点到即止既是讽刺这一高明文字手段最强调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体现，又是其文化底蕴中高度概括性的必然。例如，《祝福》中鲁镇的老女人没有在街面上遇到已经失魂落魄的祥林嫂，于是特意寻找她，听她再次述说自己悲惨遭遇后，一个个流泪叹息着满足地去了。将特意和满足用在一个已经失去一切、一无所有的对象身上是一种诡异，其字面之下的隐藏十分丰富：比如通过又一次挖出一个悲惨的人生故事反衬出自己现存生活的幸福，让一无所有的人重复其一无所有的过程从而使自己显得更加富足等。仅仅用这两个词已经足以展示出这些老女人们满满的恶意和扭曲的心灵，这比大张旗鼓地批判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来得隐晦，却也更加强烈。[1]
三、讽刺语言文学中文化底蕴之多元性
语言文学中运用讽刺手法没有固定位置、模式等的局限，无论是对人物动作的刻画还是在对话中使用等都十分灵活，呈现出典型的多元性。比如阿Q在过堂画押时立志要把这个即将终结他生命的圆圈画得尽量圆，于是使尽了平生的力，却不料持笔的手不听使唤，一抖一抖，而在他不断抖动中看似要画成一个圆圈了，却意外地一耸，结果圆圈最终成了瓜子模样。在这样一个决定他最终命运的场合下，阿Q所思所想及其行动仍然是一副无知无觉愚昧至极的状态，浑浑噩噩、不着边际地对着一个圆圈使力。通过对其如漫画一般的夸张刻画，作者对阿Q的愚民性进行了深刻的讽刺、辛辣的揭露。
而在《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给了小孩子几颗茴香豆后，见盘子里已所剩无已便着了慌，先是伸手盖住盘子，又嘟囔一句不多了，接着摇头晃脑起来多乎哉，不多也。这些动作和语言无一不体现了一个穷困潦倒又依然酸腐不已的腐儒滑稽可笑的举止。一方面寥寥几颗茴香豆便足以让他恐慌而自然地伸出手遮挡盘子，另一方面又还要忍不住地拽文。言谈举止全方位的讽刺，让一个深受封建陈腐思想毒害的形象跃然纸上，生存的艰难和顽固的科举教育残余影响双重夹击下的人性只剩下了困窘。
四、结语
讽刺语言文学是文学艺术类别中相当特殊的手法之一，以讽刺喻人、喻事、喻时代常常使其较其他形式隐晦，却也更加深刻、辛辣，具有直指人心的强大力量。讽刺手法运用的娴熟程度及其揭露的彻底性通常也是衡量此类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而对其文化底蕴的理解与掌握则往往决定着对作品主旨与精神的认知与参悟。[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