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国会助理，还是公司主管的助理，你作出的任何决定最终都会影响到你的上司。不论好坏，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反映出雇主们的情况
通常来说，领导若及时意识到了错误并勇于面对，便能及时纠正它。拖延不会让坏消息变成好消息。如果你搞砸了什么事，最好尽快告诉老板。 不要责备老板
1977年，当我正准备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时，著名的核潜艇计划之父海曼・里科弗上将到办公室来找我。里科弗早已是海军中颇有名气的人物，他服役六十三年，创下美军历史上服役期最长的纪录。他是个很强势的人，可某些下属戏称他为“和蔼的老绅士”，真是有点儿黑色幽默。事实上，里科弗跟“和蔼”毫不沾边，他早就不习惯被拒绝。每个人，包括历任国防部长，都不会驳回他的意见。服役期间，他在所有十五任国防部长手下都干过事。
显然，这位优秀的海军将官很不高兴自己的一项提案居然被否决。说起来，他都快觉得整个潜艇部队都是他的了。他觉得，多半是我的高级军事助理――海军少将斯塔瑟・霍尔库姆没有把他的意见传达给我。他显然不相信国防部长竟会不赞同自己提出的意见。所以，霍尔库姆便首当其冲地承担了他的怒气。霍尔库姆恭敬有礼，没有向他透露驳回其提案的是国防部长――也就是说，是我。
几周后，里科弗来到我的办公室，对霍尔库姆的胆大妄为表示强烈不满。他那句话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了：“将军，不关斯塔瑟的事。你提出的所有建议，他都给我看了。我批准了那些我同意的;而我不同意的，就没批准。”里科弗非常惊讶，我不能说他很高兴，但至少他从我这儿知道，这事儿不该怪霍尔库姆。这件事说明了一条规则：即便没人要求，一名好员工也会维护自己的老板。不过，这事儿也是双向的，一名有责任心的老板也应该支持自己的员工。
让老板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最艰难的决策，往往需要他来面对;比较容易的抉择，可以交由下层来做。不要用会限制下属灵活性的决定，来加大他们工作的难度。
结论下得越普遍，就越有可能获得赞同，但这么做的结果，只能带来表面一致和政治假象。 别让紧急需求排挤掉重要需求
在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总是有紧急需求排挤掉重要需求的危险。身为国防部长，我认为，我有责任让总统注意到那些可能被忽视的关键问题。通常，我都用便笺来做这件事，这个点子是我从另一名国安会成员那儿学来的。
2006年，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很适宜地将注意力放在了诸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等更紧急的任务上。然而，我确信，并且直到今天都还持这种观点：除上述任务外，我们也需要考虑改革;在某些情况下，或许还应该彻底革新，比如到了二十一世纪，某些机构已经不能再向我们提供良好的服务了。我用便笺的形式向总统提出了这个建议，希望能有机会就此展开集中讨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都还未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一项创新，就来自一次类似递便笺的微小举动。1937年，海军中尉维克托・克鲁拉克目睹了日本两栖部队攻击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加利波利惨剧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当时，突袭土耳其海岸的错误指示致使数千盟军伤亡。两栖登陆被认为是自杀之举，所以克鲁拉克饶有兴趣地观察起了那次攻击。他注意到，日军设计出的船有伸缩坡道，让士兵和车辆得以登陆。他在附近的拖船上偷偷拍了些照片，并向华盛顿传了条简讯，说日军设计的登陆艇非常成功，也许值得我们效仿。陆军部根本没有重视这条简讯，将其随意地归了档。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哪个“在中国工作的疯子”说的胡话。
但克鲁拉克一直都放不下这个念头。回国后，他在新奥尔良遇到一个名叫安德鲁・希金斯的古怪造船商。他们齐心协力，基于日本的设计，造出了一艘带伸缩坡道的船。终于，海军陆战队认识到，他们需要这样一种舰艇用于两栖登陆。几年后，这种名为“希金斯船”的战舰几乎成了美军在整个二战战场上最重要的军用设备。从诺曼底登陆到攻击西太平洋地区的小岛，“希金斯船”运送了不计其数的盟军士兵和大量装备，使得我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成功解放了数百万人。 不赞同并非不忠
好的领导者是不耐烦“应声虫”的。这种人你应该也见过――他随时都在盛赞老板英明。即便是老板的领带，他也能大肆夸赞一番。不论老板说什么，他都深表赞同。对一个组织来说，这样的人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她也许会影响老板的判断力，或扭曲事实。
任何见过我妻子乔伊丝的人都知道，她是个直言不讳的人。她总有办法洞悉事件本质，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有用的指导。一次，有人问她嫁给像拉姆斯菲尔德这样的人，并跟他共同生活58年，她怎么受得了。她板着脸回应道：“因为他经常出差。”
如果你有反对意见或认为老板也许错了，试试这么问：“您从这个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吗？”“如果它演变成这样，该怎么办？”或者“您跟迈克谈过这事儿了吗？”你完全可以避免正面交锋和任何失礼的行为。如果之后你仍然不同意他的决定，就私下里再把你的意见告诉他吧。
那时，福特当上总统还不到四个月，仍在适应这个新职位带来的各种压力。作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我的职责之一就是让调度部门查清这场活动的每个细节，即搞清楚它会在哪里举行，会持续多长时间，以及谁会出席等问题。
调度员向我汇报了所有细节，并提到这场宴会将由一个名叫朴东纯的说客主持。我记得在报上见过这个名字，他与许多国会议员都关系暧昧。让总统出席这样一个由外国说客主持并赞助的活动，我深感不安。
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对总统说：“总统先生，我认为去参加蒂普生日宴会的事，您应该再考虑一下。”众议员福特参加这样的聚会，兴许还能逃过媒体和公众的注视，但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绝对无所遁形。
然而，没有人比杰里・福特更忠于朋友。他已经答应过奥尼尔自己会去，所以食言的念头让他很生气。他回应道：“不行，蒂普是我的朋友，我一定要去。”
总统以为这事儿就算说定了。但我强烈地感觉到他正在犯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于是我另外找了个机会，又跟他提起这事儿：“总统先生，蒂普生日宴会那事儿，您知道，您是不能出席的。”
“该死的，拉姆斯菲尔德，”他说，“这事儿已经说定了。我要去！”
“好吧，”我回应道，“那您只能走着去了，我不会让总统的豪华轿车停在一个由外国说客赞助的宴会上的。说不定，那人还正在接受调查。”
温和的杰里・福特很少发火，但那次他火了。不过，他最后还是没去。后来谈起那事儿，我们都笑了。他意识到，友谊妨碍了他的判断。
结果，那个说客承认贿赂了一些国会议员。后来，不仅这些议员遭到了同行们的谴责，那次宴会也成了朴东纯先生在国会山主持的最后一场生日宴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