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鉴于主流领导研究对制度领导研究的忽视，讨论了开展制度领导研究的必要性。其次，在回顾和分析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制度领导的工作和作用等关键点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提出组织制度在组织同时应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制度领导的非制度工作是其制度工作的必要补充，制度领导的作用在于为组织提供独特意义以及一致的组织实务引导。
关键词：制度领导；组织制度；领导工作；领导作用
DOI：10.13956/j.ss.1001-8409.年份.期数.篇数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Abstract： We starts with the necessity analysis because the major strands of leadership research have paid inadequate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research. Then，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current researches， we proposes that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 are critical when organizations response simultaneously to technica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non-institutional work in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is a necessary complement to the institutional work， and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is to provide unique meaning and guide the consistent organizational maneuver.
Keywords：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 leadership work； leadership role
学者们就领导的重要性已达成共识，但“领导为什么重要”尚存在分歧和争议。多数领导研究聚焦于探索领导对组织经济绩效的影响，倾向于认为领导对组织经绩效的影响是其作用的体现，认为领导的重要性在于其影响组织经济绩效的能力[1]；然而，领导引领组织发展过程中不但受到技术环境的压力，更受到制度环境的压力[2]。组织嵌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甚至组织经济绩效的追求也嵌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内，受到制度逻辑的影响[3]。优秀组织对自身独特意义的坚守甚至重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因此，不考虑制度逻辑对领导过程的深彻影响或简单的将制度因素视为组织经济绩效的影响因子，进而仅仅将领导重要性归结为其影响组织经济绩效能力并不能刻画领导的全貌。
制度领导（Institutional Leadership）研究聚焦于探索领导对组织制度化过程的影响，声称领导的核心作用在于赋予组织独特的意义，认为领导的重要性在于其影响组织意义的能力[4，5]。开展制度领导研究能够从社会学视角互补已有经济学视角的领导研究，更加准确、全面和贴近领导实践的考察领导对组织的影响。然而，当前主流领导研究聚焦于领导对组织经济绩效的影响，缺乏对制度逻辑和制度领导的关注[1]。为弥补此不足，本文首先分析了开展制度领导研究的必要性，意在唤起学界对相关研究的重视。然后基于已有研究提出了一个探索性分析框架，并讨论了框架中的核心问题，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借鉴。
1为什么要关注制度领导研究
领导是一个浮现的社会过程，不但受技术环境的影响，也受制度环境的制约，甚至组织运行的经济机制也内嵌在组织嵌入的制度机制中[3]。组织经济利益追求受到高层次制度环境的约束，更受到组织自身独特意义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制度机制对组织的影响更为根本，领导对组织社会属性的影响也更重要[1，3]。制度压力与领导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联，仅仅将领导的重要性归结为其影响组织经济绩效的能力是有偏差的[6]。制度领导研究主要考察领导如何与组织制度互动进而达成有效领导，聚焦于如何将特定意义赋予组织，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现有领导研究的互补性研究，提供补充性见解，为更加真实的理解领导提供洞见。
其次，探索制度领导研究可以更加准确的研究领导对组织的影响。将领导重要性看作其影响组织经济绩效能力的研究倾向于考察领导对组织最终绩效的影响，本质上是从领导过程的最终的互动结果研究领导。而将领导重要性看作其赋予组织意义能力的制度领导研究则主要考察领导与组织制度的互动，侧重于领导对组织的直接影响，更贴近从领导过程研究领导。我们往往能够直接考察领导行为及其对组织制度的改变，却不能直接观测领导为组织带来了多少经济利润。因此，考察领导与组织制度的互动更贴近考察领导过程本身，能更直接地研究领导对组织的影响过程。
第三，探索制度领导研究可以更加全面的研究领导对组织的影响。领导对组织经济绩效的影响只是领导与组织互动结果之一，不能代表领导对组织影响的全部。选取一个影响结果试图对领导进行全面考察本身就存在问题。其次，大多研究往往局限在领导对组织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由于领导个体间的差异对组织经济绩效的影响只占很小的比例，领导似乎并不能对组织产生重要的影响[1]。实际上领导通过塑造组织制度让组织自主作出合适决策和采取适当预期行为的间接影响作用甚至大于领导对组织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若不直接考察领导与组织的互动过程，很难全面研究领导对组织经济绩效的影响。
第四，从实践角度来看，开展制度领导研究也非常的必要。领导过程塑造了组织制度，而独特的组织制度与其生存和发展存在密切关联。探索领导如何与组织制度有效互动不仅可以弥补理论的空缺，更能给管理实践带来直接的启示。特别的，中国领导与组织制度的互动展现了许多独特之处。比如，领导为谋取特权而蓄意阻碍组织的制度建设。这些独特的现象折射出领导如何与组织制度有效互动是中国管理实践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综上，开展制度领导研究能够从社会学视角互补已有经济学视角的领导研究，更加准确、全面和贴近领导实践地研究领导对组织的影响。
2如何开展制度领导研究
2.1已有研究
制度领导研究涉及领导如何与组织制度互动，赋予组织意义，达成有效领导。与制度领导相关联的领导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包含主流研究中强调领导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构建组织制度的相关研究。例如强调构建组织愿景[7]，强调一致性领导行为[8]，对比卓越组织和优秀组织后提出卓越组织领导应当造钟而非报时[9]等研究。此类研究虽然也涉及领导与组织制度的互动，但却并没有将领导与组织制度的互动作为研究的核心，提出领导应当构建组织制度的落脚点是为了探讨领导如何改进组织的经济绩效。此类研究只从侧面为理解领导如何与组织制度有效互动达成有效领导提供见解，数量也较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第二类研究从知识观出发强调将领导力根植在组织体系中，研究数量极少，与主流领导研究互动也比较少。研究认为，领导力作为影响组织长期发展重要的因素，可以源自特定个体，也可以根植在组织体系本身。由于个体化领导力在长期是不稳定的，组织应当将领导力根植在组织的结构、文化等制度体系中[10]。因此，组织的长期有效性不能仅仅依赖个体领导者的独奏，更应依赖于根植在组织自身的领导力体系。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将根植在组织制度中的领导力看做组织的一种战略资源和制度能力，并开发了包含校准和凝聚力、沟通系统与集权程度、控制反馈系统的量表评估制度化在组织制度的领导力。
第三类研究与制度领导研究存在最直接和密切的关联，虽然研究数量不多，却为理解制度领导提供了重要的直接见解。研究倾向于从组织制度理论的研究视角探索领导作用，初始研究声称组织生存在一个复杂动态的多元制度环境中，为了协调各方关系，组织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赋予技术要求以外的价值，此价值是组织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整合，决定了组织能够发展其独特的竞争优势，进而能够显著地影响组织在复杂动态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长期存续，而领导就是此价值的赋予和维系[4]。之后，一项经验研究展示了草根精神如何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发展过程中被逐步制度化，以及草根精神对管理局生存和发展的影响[11]。之后此类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最近，有研究从领导研究的视角回顾和讨论了此类研究的发展，并对制度领导的作用和角色进行了深化，提出制度领导通过管理组织内部一致性、发展外部支持机制以及克服外部敌人三类工作维护组织合法性和保证组织生存[5]。同时，研究也对比了制度领导与传统领导研究，提出制度领导与传统领导研究不同，强调领导对组织意义的提升和维护。还有研究[12]认为制度领导和制度工作存在必然联系，制度领导进行两类制度工作，一是组织合法性的寻求，包括努力赢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及符号化地展现组织文化与组织所在多元制度环境的契合；二是组织独特价值完整性的构建和维护，包括综合与协调不同选区诉求，促进合作以及在最低限度上保证组织的一致、完整和自洽。
综上，制度领导研究在早期短暂出现之后，长时间处于沉寂状态，偶尔被一些研究涉及。最近才出现一些直接聚焦领导与组织意义的研究，但数量相对较少，虽然对以往研究进行了详细回顾，也发出了进行制度领导研究的号召，却并没有对制度领导进行全面和深刻的探索。
2.2研究问题及框架
已有制度领导研究虽然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见解，也存在一些欠缺和不足。这启发我们对一些关键问题反思，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见图1）。
首先，已有研究对如何理解组织制度存在分歧。组织制度是制度领导研究中的核心构念，如何理解组织制度是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前两类研究没有对什么是组织制度进行深入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认为组织制度的构建服务于组织经济绩效的获取，潜在认为组织在应对技术环境的过程中被制度化。第三类研究从组织制度理论视角认为组织在应对制度环境中被逐步的制度化，组织制度主要是为了应对组织所在的制度环境。这些研究在理解组织制度的形成和作用时尚存在分歧，需要进一步讨论和反思。
其二，已有研究没有对制度领导作用进行全面的分析。领导作为一般性的现象，其引领组织发展有其必须发挥的核心作用[13]，三类研究分别从特定方面对领导应当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第一类研究既涉及领导对组织理念的培养（确定组织愿景等），也涉及领导对组织实务的引导（建立工作流程等），第二类研究认为领导力是一种战略资源，强调领导对组织实务的引导，第三类研究强调领导对组织理念的培育和维系。组织理念与组织实务之间存在复杂互动，已有研究虽然同时涉及了领导对组织理念和实务的影响，但却并没有系统考察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未来需要基于已有研究全面探索制度领导的作用。
其三，已有研究就制度领导应当从事制度工作达成了共识，但就领导者是否从事其他工作存在分歧。第二类研究和第三类研究都着重强调了领导者制度工作的重要性，很少提及领导者的其他工作。而第一类研究则仅仅将领导者的制度工作视为领导工作的一部分，隐含地认为领导仅仅从事制度工作是不够。这些不同的观点值得我们反思制度领导者从事制度工作是否就已足够，是否需要从事非制度工作进行补充。
2.3关键点初探
此节意在基于文献对研究的一些关键点进行初讨，以期从理论上为未来直面实践的质性研究及理论抽象打下基础。
2.3.1对组织制度和制度化的再理解
制度由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及文化认知性要素组成，包含与这些要素相关的活动和资源[14]。组织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不同，组织的制度化是为了追求合法性和应对组织所在的制度环境，而不是追求效率和应对组织所在的技术环境[14]。由于组织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之间存在冲突，组织会设置缓冲或进行脱耦行为从而能够同时应对所在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4]。然而，尽管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之间会存在不一致，却并不像以往理论假定的那样对立和冲突，这也被一些经验研究所证实[3]。制度化的根本机制可以是收益的持续增加，承诺的递增或者日益客观化[14]。组织嵌入在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交织的外部环境中，制度逻辑与经济逻辑相互补充而非隔离。组织制度化过程中存在多重理性，组织的制度化可以是出于程序合法性、道德合法性或认知合法性的追求[15]。
制度化可以看作个体行动者接受什么被界定为社会现实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存在类型和程度区分的状态[14]。当组织成员将其行为、认知、态度朝向一个共同设定的标准和价值模式时，组织就被制度化了。组织制度虽是主观创造，却可被行动者客观拥有[14]。一旦建立，组织制度有潜在意义的解释脚本的支撑，界定了特定情境下合法的思想、理念、目标、价值观和行为，为组织成员的行为、认知、态度和情感提供模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组织如何被构建、运行、理解和评估[14-16]。不断试错的成长中，组织成员的能动性产生了制度的变异，而组织的有意构建与情境的演化共同选择了存留下来制度的类型和构成。本质上，组织的制度化过程代表了相关试错经验和知识在组织的累积。这些经验和知识既可能是组织自身试错的积累，也可能是对其他个体或组织的借鉴和模仿，更多的情况下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可见，组织制度源于组织对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共同应对，一旦制度化，作为知识和经验的历时性积淀和结晶[16]的组织制度将有助于组织应对所在环境。
命题1：组织在应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过程中逐步的被制度化，而形成的组织制度在组织应对所在环境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3.2制度领导作用探析
领导具有目的性，领导作用往往体现在其对目标达成的促进。因此，对领导作用的分析必须考虑领导的目的。诚然，商业组织在追逐经济利润，但并非所有的组织都唯利是图，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组织根植在独特的制度环境中，每个组织都有其追求的独特意义，组织将会根据其追求的独特意义采取行动[11]。即使极个别单纯追逐经济利润的企业也在追逐其组织的独特意义――经济利益，但是这些组织往往都不长久。研究表明，对那些真正卓越的公司，其存在的价值并非单纯的追逐利润，而是维护组织的独特价值[9]。因此，将组织目标修订为组织自身独特意义的追求是更加贴近管理实践的。
如果将组织目标界定为组织自身独特意义的追求，那么制度领导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提供组织意义，主要包括界定组织的根本发展目标、组织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等，意在从文化认知层面对组织进行引导，从而使组织展现出期望的认知和态度。。组织最终形成的独特组织意义绝非是领导的一种理性设计，而是在运行中协调各方压力（包含技术压力和制度压力）最终达成的某种“妥协”[14]。虽然只是某种妥协，组织独特意义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组织内外利益相关者的共识[11]。只要符合基本的价值取向，组织独特意义的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个独特意义达成的过程以及此独特意义能够很好的提升组织凝聚力[9]。
特定意义的追寻必须有往复行为的支撑，缺乏行为支撑的组织意义最终只能沦为空谈。领导对组织进行意义灌输时，也应对其行为进行引导。因此，领导的第二个核心作用在于对组织实务（实际行为）进行引导，包括组织权力、资源的配置以及特定情境下组织行为的规范化。领导的两个核心作用存在复杂的互动关联，组织意义是组织历时性的核心特征，从根本上影响组织行为，组织实务反映了组织如何被感知、解读和评价，以及组织如何应对外界环境，是组织意义的具体体现。若两者相一致，将会相互促进和加强。若不一致或冲突，会产生扭曲和消极行为。
命题2：制度领导的作用在于为组织提供独特意义和一致的组织实务引导。
2.3.3制度领导的非制度工作
组织制度在本质上是以往经验和知识的结晶[16]。通过制度化组织实务，可以让组织在特定情境中展现组织所期望的行为，保证组织对环境的应对效果和效率。然而极端不确定情境中，组织缺乏相关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无法进行相关组织实务的制度化。组织成员自行做出的行为选择时必然也会受到自身认知、性格及判决力等的影响，从而造成组织行为的内部差异和冲突，需要领导者通过非制度工作对组织行为进行引导。
其次，组织制度存在空隙和不一致，需要领导的非制度工作进行补充。组织嵌入在一个动态、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内，环境给组织的压力是多重和多元的[14]。组织制度作为环境压力的产物，也存在不一致。因此，仅依靠组织制度并不能给组织一致的引导，领导需要进行非制度工作协调组织制度中的不一致。其次，组织制度并非无所不包，也不会完全达到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程度。因此，制度虽然可以显著的提升组织展现期望行为的概率，却不能必然的保证组织展现期望的行为，需要进行非制度工作补充组织制度体系的空隙。
其三，组织制度的构建需要时间，且没有最终的完成状态。组织的制度化过程是一个受到支撑权力和资源影响的动态过程[14]。随着环境的变化，组织制度的构建将会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因此，组织制度应对新环境的响应时间有滞后，需要领导通过非制度活动进行弥补。
命题3：制度领导的非制度工作是其制度工作的必要补充。
3结语与讨论
本文首先探讨了开展制度领导研究的必要性，认为开展制度领导研究能够从社会学视角互补已有领导研究，更加准确、全面和贴近领导实践的考察领导对组织的影响。其次，本文在在回顾和分析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制度领导研究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①组织在应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过程中逐步的被制度化，形成的组织制度在组织应对所在环境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②制度领导的作用在于为组织提供独特意义以及一致的组织实务引导；③制度领导的非制度工作是其制度工作的必要补充。
本文的主要的研究贡献是①针对以往研究对组织制度理解的不一致，讨论了组织制度的形成和作用。②从提供组织意义和引导组织实务两个维度对制度领导的作用进行了细化。③分析了制度领导必须进行非制度工作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索领导者如何通过制度工作与非制度工作的互动达成制度领导的两类核心领导作用。具体的，围绕组织制度，领导的构建、维系、更新和补充四种工作如何配合和转换？领导作用和领导工作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这些对应关系在不同情境下存在什么样的差异，不同领导作用在什么情境下应当通过哪些领导工作承担？ 参考文献
[1] Podolny J M， Khurana R， Besharov M L. Revisiting the Meaning of Leadership[A]. Nohria N， Khurana R. Handbook of Leade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C].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 2010. 65-105.
[2] Besharov M L， Smith W K.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Organizations： Explaining Their Varied Nature and Implic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4， 39 （3）： 364-381.
[3] Lounsbury M. A Tale of Two Cities： Competing Logics and Practice Variation in the Professionalizing of Mutual Fund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 （2）： 289-307.
[4] Selznick P. 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M]. London： Univ of California Pr， 1984.
[5] Washington M， Boal K B， Davis J N.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Past， Present， and Future[A]. Greenwood R， et al.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C]. Los Angeles ： Sage， 2008. 721-735.
[6] 韩忠雪， 崔建伟. 技术高管、制度环境与技术效率[J]. 软科学， 2015， （03）： 33-37.
[7] 李鹏飞， 席酉民， 韩巍. 和谐管理理论视角下战略领导力分析[J]. 管理学报， 2013， 10 （1）： 1-11.
[8] 李圭泉， 刘海鑫. 差异化变革型领导对知识共享的跨层级影响效应研究[J]. 软科学， 2014， （12）： 116-119.
[9] 詹姆斯・柯林斯. 基业长青[M]. 北京： 中心出版社， 2009.
[10] Pasternack B A， Williams T D， Anderson P F. Beyond the Cult of the CEO： Building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J]. Strategy and Business， 2001， 22 （1）： 69-79.
[11] 菲利普・塞尔兹尼克.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与草根组织[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12] Kraatz M S. Leadership as Institutional Work[A]. Lawrence T B， et al. Institutional Work[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 2009. 59-91.
[13] 李鹏飞， 葛京， 席酉民. 和谐管理视角下的领导研究发展初探[J]. 管理学报， 2014， 11 （11）： 1591-1600.
[14] 斯科特.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5] 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 （3）： 571-610.
[16] Barley S R， Tolbert P 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ructuration： Studying the Links between Action and Institution[J]. Organization Studies， 1997， 18 （1）： 93-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