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动因的探析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动因的探析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动因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 政治发展;经济体制改革;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党的建设
〔论文摘要〕 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因;外部环境变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它的进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始终是其主要“带动”力。我们应当更积极、主动、自觉地运用这四个方面因素,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发展成就显着,世人瞩目,但其动因却很少有人探究,相关研究更显不足。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并力求从一个侧面透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问题及趋势。
(一) 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已成为仅次于美、日、德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了2000美元大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在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又初步达到了小康水平,并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并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这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良性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大量减少,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大普及,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渐转入大众化教育。与此相适应,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议政的水平不断提升,从而加速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认为:“把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
(3)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
社会主义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即从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逐渐发展到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深刻变革从根本上促进了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管理体制面对的不仅仅是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而且还面对着快速增长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其管理模式和相关的机构必须进行改革。从农村来看,从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发展到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不仅使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而且直接导致了建立在政经一体化基础上的人民公社的解体,促进了乡一级政府机构的恢复与完善,也为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企业来看,从最初的扩大自主权、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到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再到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经济,大大地推动了城市综合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求和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而经济领域的改革除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更重要的就是改革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地实行市场经济,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为中心,从机构设置、管理模式到权力职责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首先是实行政企分开,政企关系由领导与被领导变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的职责转向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资源、规划、金融等方面的服务,以及在环保、卫生、安全等方面进行监督。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必须围绕这一转变进行改革,特别是精简和调整机构。同时,也要实行党政职责分开,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并相应地进行机构的调整与改革。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因此,邓小平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4)“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5)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已有成果,并把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大变化:阶级、阶层的重大变化、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而这三大变化都直接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阶级、阶层的重大变化。其基本趋势是阶级、阶层多元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崛起。首先,阶级、阶层基本构成多元化。传统的说法,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工人阶级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其人数在逐渐减少。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传统行业走向衰落,企业关停并转,工人下岗待业。而一些“新工人阶级”,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三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人却大量增加。虽然我们整体上可以把他们定位为工人阶级,但其所处的生产环境、社会环境,包括加入党团组织、组织工会的条件同传统的工人阶级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其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也不完全一样。传统的农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转入乡镇企业和城市农民工行列。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二者之间在生产环境、生活环境、教育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其政治诉求也不完全一样。其亦农亦工、亦乡亦城的处境,使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和定式面临冲击,也给我们的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管理模式、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围绕农民工及相关的城市流动人员的户籍改革、选举方式创新和基层民主建设,正成为我国政治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知识分子阶层从政策层面已被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面对社会阶层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再简单地使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划分方法显然对我们准确地认识社会阶层的分化问题是不利的。因此,社会学家们主张使用社会阶层的划分方法,并把当前的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中上层(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6)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和社会阶层分析,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能更加科学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变化,从而把握住由此而带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