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克思对卢格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构 浅谈马克思对卢格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构 浅谈马克思对卢格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构 文章来源教育网
一、从革命同路人到走向分歧 卢格和《哈雷年鉴》的社会政治批判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支持,它的核心是被称为“博士俱乐部”的研究小组。1837年,马克思开始为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精神所吸引,并成为“博士俱乐部”的成员。此后,马克思参与了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哲学、宗教、政治等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讨论,系统研究了自亚里士多德至康德、黑格尔等西方着名思想家的着作,并逐渐转向黑格尔主义。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决定投身于政治评论工作,推动思想解放的社会潮流。1842年2月,他给卢格写了第一封信,为《德国年鉴》提供了一篇对书报检查令的评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并在信中表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都将由《德国年鉴》支配”[4]。马克思与卢格的合作由此开始了。 1843年,由于《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开辟新的战场——《德法年鉴》,这是马克思与卢格积极合作的顶峰时期。《德法年鉴》的问世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思想事件,在德、法、俄等国进步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广泛反响。它的宗旨和内容无不显示出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坚决彻底的批判。然而,这本被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称为“巴黎的智慧之神”的优秀刊物只出版了一期就被迫停刊。究其原因,除了经费问题之外,正如恩格斯在189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周年所写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中所说的:“杂志之所以停刊,部分是由于它在德国秘密传播遇到很大困难,部分是由于两位编辑之间很快就暴露出原则性的分歧”[6]。
当我们仔细阅读《德法年鉴》上马克思致卢格的三封书信,联系具体的历史事实,并将他们对当时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加以比较,便可以了解马克思与卢格的分歧所在。在是否将理论批判与实际斗争相结合,是否依靠无产阶级,以及是否转向共产主义这三个层层递进且互相关联的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曾是革命同路人的马克思与卢格最终决裂,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二、分歧之一:是否将理论批判与实际斗争相结合 1843年3月,马克思给卢格写了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3封书信中的第一封。他在信中写道:“根据这里的和法国的报纸来判断,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且会越陷越深。”[7]显然,马克思对于普鲁士政府和书报检查制度的本质有着更为准确清晰的认识,在专制制度下,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提出反对声音的《德法年鉴》不可能继续存活下去。并且,马克思对于继续办“一个已停刊的杂志的很拙劣的翻版”[8]也存有疑虑。
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3封书信中的第三封,即1843年9月马克思于克罗伊茨纳赫写给卢格的书信也提到了德国的黑暗现状:“在德国一切都遭到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即极端愚蠢的统治突然来临,连苏黎世也服从来自柏林的指挥。”[9]他很高兴卢格“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留恋过去,进而着意于新的事业”[10]。针对德国黑暗的社会政治状况,马克思在信中提出了“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11]。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成员,卢格将黑格尔哲学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他认为,德国的社会现实是不合理的,普鲁士已成为一个不自由的天主教的国家,而这不仅是国家软弱的根源,也是影响日尔曼事业发展的严重危险。卢格指出,社会现存关系不合理性的根源在于,全部政治权力和一切法律被国家掌控,人完全屈从于国家的管辖。然而,事实上,人“应当在理论上和伦理上是独立自主的”,人才是“本质和目的”。个性、个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宗教关系的基础,因为“有思想的人认识到,一切积极的东西不是存在于人身之外,而是存在于人本身之内”。卢格指出,只有依靠理论进步和理性批判,才能改变德国不合理的现状。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具有实际力量且处处受限的平等、自由等概念在思维中是不受限制的。因此,为了国家进步,应当依照理性的哲学概念批判社会现实,使之符合理性的目的,从而为实现广泛的改革纲领做准备。他将这种批判称为“人道的自由主义”。
卢格对德国社会政治状况和以“批判的批判”精神对黑格尔思想所做的批判的确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他的批判具有两个突出的缺陷。
首先,卢格的批判过于侧重理论建构,而忽视了与实际斗争的结合。青年黑格尔派学说的中心问题就是对合理的现实的探寻。国家、法律、教会等具体的现实形态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他们的任务就是描绘合理的现实蓝图并勾画其中的具体细节。他们在理论的不断建构和完善中越来越坚定地相信,只有理论进步和理性批判才是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而合理的现实虽然一时间无法达到,但通过理性进步对社会的不断批判,合理性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卢格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思想即是如此。不结合实际斗争的纯理论批判成为卢格无法摆脱的枷锁。他的政治哲学完全可以被称为“哲学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同,自由主义的学说是由要参加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愿望产生的,它首先表现为实际的运动,而激进主义则被限制于一群过分讲究理论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中。在与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决裂后,卢格转入了民主主义宣传并公开反对自由主义:“德国社会必须采取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把自由人作为原则,把人民作为其活动的目的,换言之,它必须使自由主义变成民主主义”[12]。但卢格的民主主义概念是只要靠宣传就能达到的东西。卢格并没有明白:“即使是最激进的政治改革也是没有力量来反对根本的社会罪恶的。个人和大家所关心的实际上是社会改革”[13];他也没有明白:“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14]从后来的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到,只重视对理论进步的不断追求,将卢格引入抽象和思辨的深渊,他最终并没有为社会进步做出实际有效的贡献。
马克思认为,卢格所理解的“政治”和“民主”属于“空想意识”的范围,他始终未能理解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的政治不过是把“批判的自我意识”当作某种可以对现实产生巨大作用的唯心主义工具,并借助这个工具,在国家、法律、宗教等上层建筑领域完成革命。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相比较,马克思有着更为强烈的政治激情和实践愿望,他更加强调理论批判与实际斗争的结合。正如他在1943年9月的信中所写的:“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15]。他并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让世界在真理前下跪,而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而是“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16]
马克思与卢格在这方面的分歧即使是在《德法年鉴》的办刊目的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按照卢格的观点,德国不善于使哲学成为“自己发展的原则”,应该由“自由和政治”的法国人为德国人做出“人民政治生活”的榜样。因此,结成德法精神联盟是有必要的。《德法年鉴》的创办目的在于根据法国的政治理想,“指明必须在人们头脑中进行一场精神的启蒙革命,粉碎那些因职责关系而反对利用和实现理性的人们的抵抗”。马克思的目的则不同。他是带着必须与争取改造现存世界的革命斗争相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