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秦汉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关系 分析秦汉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关系 分析秦汉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官僚政治是统治时间最为久远的一种政治制度。王亚南先生曾指出:“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有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换言之说,中国封建专制官僚政治统治秩序虽历代都有所兴革损益,但长时期内并没有本质上的变革。吾导师万昌华先生曾说:“中国的‘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这种局面的出现不是在秦始皇之前,而是在秦始皇及其以后,是有了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和郡县制度以来。”此言甚是有理。自秦始创封建专制官僚政治制度,武帝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又抽调儒家思想原等级制的“分封性地方自治”的内涵,使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合二为一。
先秦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孟在地方行政制度(或者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主张原始的联邦制与原始的地方自治制。但他们所倡导的封建秩序也是讲求行政体制的等级制。如《左传》所记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此外,《孟子》中载有孟子回答北宫琦问周室班爵之事的话语:“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市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这都能说明春秋战国时代,虽没有专制的官僚国家,却也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且儒家倡言的分封性行政体制也是讲究等级制的,即这一时期的贵族政治秩序。
秦并六国,废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政治秩序,建立统一的多民族专制帝国。在行政体制上,废分封行郡县,依据等级制定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新官制体系。在中央,始创以皇帝为中心的君主专制制度,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等官职;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与乡里制,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与管理。当时秦王朝在控制意识形态上也做了些努力,导致了历史上惨绝人性的“焚书坑儒”。当时宰相李斯说,以前诸侯厚招游学,一般读书人“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敢有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若欲有学,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这一建议,成为“焚书坑儒”的开始。虽然,这一时期的儒学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但李斯承袭荀卿之学,渊源于孔孟,他所创建的政治体制,大体上应属于儒家精神。
汉承秦制,又多有改革和创新,使秦以来的行政官制更为完善,《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汉高祖刘邦是以小亭长出身,原本非常侮谩儒生,甚至“取儒冠以溲溺”,直到叔孙通制定朝仪,才改善这种情况。《史记》有如下记载:“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之后,高祖始知孔子之道有益于统治,曾不惜“至曲阜以太牢祀孔”。实际上,这种形式的尊孔是毫无意义的,高祖时有韩信、吴越等功臣叛变,惠帝有诸吕外戚叛变,景帝有吴、楚等宗室叛变。帝王们这才意识到:要想天下一心,非专尚一家学说不可。此时,董仲舒站出来,向汉武帝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认识到;儒家学说有益于治道,开始定为正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总的来说,汉统治者选择抽调儒家原等级制的“分封性地方自治”内涵,将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合二为一,为封建官僚巩固统治提供了精神支柱。
为何会选中儒学呢?除了董仲舒所创建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新儒学,就是因为“封建社会重阶级名分,君权国家重一尊威权:…惟独孔学,严等差,贵秩序,与人民言服从,与君主言仁政,以宗法为维系社会之手段,而达到巩固君权之目的,此对当时现实社会,最为合拍;…”换句话说,也就是儒家学说最便于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的统治手段。张千帆先生曾说,“文化靠国家制度的强制力而获得维持,制度靠文化的无所不在、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获得巩固。……制度和文化是社会进步的两条腿,必须同时行走才能协调发展。”确实如此,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共同维护着社会的稳定。自秦汉以来,创建了中国古代专制官僚政治体制,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儒家思想与官僚政治,文化与制度二者合一,维持中国社会延续了两千余年之久的专制官僚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