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夹缝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夹缝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内容提要】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存在两个重大不足。其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研究不够,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上分歧严重;其二是有脱离生活实际的倾向,远远没有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经院化、贵族化”的趋势。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与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市场经济带来的中国人的“单向度化”,从两个方面制约了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是形成上述不足的重要原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在创新。为此必须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原着的研究,必须下决心面对生活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问题/研究空间/思想创新
如何评价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然成为学术界热烈议论的话题。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往日的繁荣,日益被边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是什么?哲学家本人自然要对此负责,但“人是环境的产物”,依我看,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环境有关。这些年来它一直生活在夹缝之中,哲学家的人格被扭曲,空间也因此而被压缩,研究陷入困境并不在情理之外。造成困境的原因虽然有客观的一面,但走出困境的希望却在哲学家主观努力之中。从夹缝中走出来,天地宽阔。
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天”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地”是指中国以及世界当前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研究天,也要研究地,研究它们的结合——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解决现实问题作贡献。这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今天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这几个方面做得都不够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时代提出的任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此很快提出质疑。上一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兴起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讨论,许多哲学家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其中已经包含着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见物不见人的批评。80年代中期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编写,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崛起,并且很快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基于实践唯物主义新教材体系构想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面目一新。实践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固然与西方国家以及当时苏联哲学的影响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呼唤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则需要并培养着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中计划经济建设的产物。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手”控制,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它的规律,只有充分发挥主体性、勇于实践、勇于探索的人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时代需要新的、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适应这种需要,张一兵教授1999年提出的“回到马克思”成为获得普遍反响的口号,哲学家们纷纷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但是,至今已有八年过去,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的面貌不是更清晰,而是更模糊了。以马解马、以恩解马、以西解马、以海(海德格尔)解马、以中解马,不一而足。还有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解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生存论者马克思,甚至存在主义者马克思、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发展者马克思,令人眼花缭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起码是什么是马克思哲学,迄今众说纷纭。人们各说各话,甚至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所谓“讲坛哲学、论坛哲学”),互不交锋,似乎重新深入理解并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含义这一任务根本就不存在。更让人感到奇怪和不安的是,当前有不少论着名义上是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引用的文献主要来自西方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此相关,其中的观点很少有马克思恩格斯着作的文本依据,与其说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如说是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或者只是作者的“私家哲学”。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评价中,一些学者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是脱离实际,脱离了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对此提出批评,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如孙麾:“我们的哲学对我们的生活环境、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智慧启迪与理性穿透力?可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的哲学还有精神焦虑、还有冒险精神吗?以至精神力量能否推动和影响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这些问题的提出多少应该对贵族化、经院化的哲学家有所触动,拉开纯学术的幕,使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从书斋走向外面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贵族化、经院化”倾向,问题够严重了。
不论我们是否同意孙麾的具体说法,但他所说的问题,哲学界的确是存在的。
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哲学家享有以往难以想象的自由。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关注现实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即使研究现实问题,也基本上是简单地套用哲学教科书上的常识对照、解释现实而已,很少有显出“精神焦虑”、富有“冒险精神”的佳作。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成果,几乎都是纯粹学术性质的。人们的注意力普遍放在了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一些着作专业性、学术性太强,只有为数不多的“圈子里的”哲学专门家,才能读懂。所谓的“贵族化、经院化”可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哲学与宗教一样,属于距离生活实际最远的意识形式。学术性、理论性是哲学的特点,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一批人从事纯学术的研究。即使从事实际问题的研究,哲学也要保持自己的理论特色,与具体科学有所区别。但是这不能作为哲学家逃避现实问题的理由。哲学的形式是抽象的,它的理论指向却应该是现实的、具体的,它应该为整个社会以及个人认识与解决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从世界观方法论方面提供启示或者指导。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批判、改变世界为宗旨,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今天的现实生活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何解决?中国的发展能不能持续,中国这块土地将来还是不是适合人类居住?全球化带给人类的究竟是什么,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值此物欲横流之际我们的精神家园应该如何安置?怎样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当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正在为这些问题而焦虑不安的时候,如果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躲进象牙塔,置身局外,显然是不妥当的。关注现实问题是一切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
天与地本来是相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使命就在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民众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积极参与到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中。一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哲学家就可以在天地之间上下不受拘束自由翱翔。自由是很自由,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和学者的社会使命,都淡化了。它被边缘化,不可避免。
二、在夹缝中生存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今天的状况,从客观方面看,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是政治,第二是市场经济。
自古以来中国主流文化中就有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经世致用是读书人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从改革之初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到提出实践唯物主义,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学以致用干预生活的传统。积极干预生活必然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然而生活是复杂的,政治是复杂的,中国的民主建设是个漫长的过程。改革与稳定在中国缺一不可。知识分子从理想出发更多地强调改革,政治家立足现实,在积极改革的同时更多地看到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保持稳定的重要。把握改革与稳定之间的平衡需要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极高的智慧,远非读书人所能做到。正因为如此,一些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以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形式表现出来,遭受了挫折。这在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第一,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刻意压制自己干预现实的冲动,退回书房。上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在我国流行,人们说这是处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超前消费”。其实,这只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与灰心在抛弃大话语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那里找到知音,得到安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表明大量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告别政治回到了书房。应该承认,在中国,注重理想的知识分子与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之间的张力仍将存在。这也是中国社会在稳定中发展所必要的。从政治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干预现实的空间只能一步一步地扩大。
第二,政治是知识分子无法逃避也无法越过的客观存在,它的影响在纯哲学的理论研究中也有体现。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出于政治稳定和宣传教育的需要,从上世纪90年代起相关讨论事实上已经终止,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哲学家们可以“各取所需”相安无事。然而不讨论,没有思想交流,不可能形成学术界的共识。今天我国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混乱与此直接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不是政治,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但压缩了学术空间,而且通过这一改变扭曲了哲学家的人格。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批判才能知不足,批判才能有所改变有所前进。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无不以批判现实为己任。但是这个特征今天在大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身上不见了。以往我们在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着作时,看到他们批判发达国家的物化、支配、单向度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等现象,总感到那是在说别人的事情。现在不同了,这就是在说我们自己的事。从上一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迅速地单向度化了。在这种变化面前,大量知识分子患了失语症;面对众多需要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他们丧失了创新的冲动与勇气。
一些人把责任归于政治干预,这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说,哲学家与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