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物理学之后，是西方人在编写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把他的有关终极本原问题的著作排在其物理学著作之后而得名;中国译者在翻译时借鉴了古代哲学经典《易传系辞上》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概念，将其译为形而上学。无论是物理学之后还是形而上学，二者的寓意都是指对世界本原的哲学探索，亦即哲学的本体论问题的探索，因此，形而上学探讨的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一度曾成为哲学的核心，甚至成为哲学的代名词。
到了近代，随着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发展，人们开始怀疑知识的客观性，批判形而上学，进而掀起了反形而上学的狂潮。然而，随着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本体论问题的探讨逐渐陷入了独断论和怀疑主义当中，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混乱。
一
从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提万物源于水的水本原说开始，西方哲学有关探讨宇宙永恒普遍本质的形而上学问题就有了自己的历史。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根据形而上学问题的性质，对形而上学进行了科学界定。他指出：如果有一种不动的实体，则研究它的那门科学就必须是在先的，必须是第一哲学，并且因为它是第一的，就成为一般的。
亚里士多德把研究一个永恒不动的实体，即独立于人的超自然的第一推动者和至善的最高目的神的科学称为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第一推动者作为最高的认识对象，它是至真的，把握了它便可以获得绝对知识或真理;至善作为最终的价值目标，把握它便可以具有最圆满的道德或成为有德性的人。这样，形而上学就是探讨如何形成世界普遍永恒本质的真理性认识和如何实现至善的学问。但是亚里士多德及其之前的哲学家在探讨形而上学问题的时候，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被动的，认识对象是设定的，主体是通过反思来把握和理解对象的，他们没有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角度来把握认识对象，此时人类的自我意识尚未独立。这时的哲学家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还没有意识到思维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和思维自身与信仰的对立。
二
康德说：曾经有一个时候，形而上学被称为一切科学的女王，并且，如果把愿望当作实际的话，那么她由于其对象的突出的重要性，倒是值得这一称号。今天，时代的时髦风气导致她明显地遭到完全的鄙视，这位受到驱赶和遗弃的老妇像赫卡柏一样抱怨：不久前我还是万人之上，以我众多女婿和孩子而当上女王到如今我失去了祖国，孤苦伶仃被流放他乡。康德登上哲学舞台时，形而上学已由科学的女王变成了流离失所的妇人。形而上学的危机迫使康德重新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开始进行形而上学的革命，肩负起重建形而上学的重任。
康德以前的哲学家都是先假设了对象世界的存在，然后才开始分析对象与人的认识之间的关系，认为真理就是符合对象的认识，这种看法在漫长的哲学史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遭遇太多的直接挑战。因此，可以说，对象的先在性以及认识与对象相符合的观念一开始就是被默认的前提。到了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哲学家们也是先设定了对象，然后从理性或经验出发来考察对象，实现认识与对象的统一，进而达到真理。
三
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康德通过研究人类认识的条件、方法、界限等方面问题，比较严密地说明了知识的可能性，同时也说明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即从理性或经验出发来考察知识的真理性必然陷入独断论和怀疑论之中;其次，康德比较客观地研究了形而上学在人类知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它的积极性意义，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开辟了道路，重建了道德形而上学，给出了科学与道德的界限;最后，康德在证明科学的可能性同时，又对科学进行了限制，那就是，理性如果试图超越经验现象去认识自在之物，必然要面临二律背反的困境，这说明了理性不是万能的，离开经验在经验之外去追求对自在之物的知识，不仅没有科学意义，而且还会导致自相矛盾，这就给了理性主义的盲目自信一副清醒剂。但是康德也不是完全否定理性，他只是限制了理性的活动范围，但这个限制并不妨碍理性把我们引导到经验的客观界限上去，也就是引导到某种东西的关系上去，这种东西本身不是经验的对象，然而却是一切经验的最高根据。
这样，理性就有一种把人的认识引到经验范围之外的一种趋势，而康德指出这种超出经验范围的认识只有在伦理学领域才能得到满足，因而康德选中了伦理学，因为理性把人的认识引到经验范围之外的冲动，只有在以自由为前提的伦理学中才能得到满足，或者说，只有道德活动才能使人超越经验的范围而达到无限的自由境界，而这已经不是认识的任务了，而是实践的任务。可以说，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纠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科学主义倾向，并且把形而上学从思辨理性的领域引到了实践理性的领域，真正地提高了形而上学的地位，使之处于适当、合理的位置上。
因此，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为科学做论证而是为道德做论证，并不是限制形而上学而是限制科学，其最终的目的是形而上学的重建，也就是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