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庭
颜歌的原名看上去比笔名更像是作家。事实上，她在出生后被取名“戴月行”，就是为她将来成为作家作准备。这来自于她奶奶的主意。“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成为作家并不只是她的个人愿望，而是一个家庭的预案。
在她的家庭中，所有人都是文学老中青年。他们都有文学爱好，酷爱各种形式的写作，但还没有人成为职业作家。在她的家里《古文观止》必须背完。按照她爷爷的标准，没有背完《古文观止》的人不可以称为作家。
颜歌是我关注的少数年轻作家之一。早在2003年，我在一杂志社任编辑，便向她约过稿件。她在那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马尔马拉的璎朵》。那年她19岁。那时，她是一个喜欢给自己的笔下人物起古怪名字的少年作家。她有着类似苏童在叙述历史故事时的措辞和笔触。看上去，她能毫不费力地让文字按照自己的节奏流淌几千里。
她是最早那一拨因为“新概念”作文出名的作家。许多当时的少年作家仍在像少年一样写作。她一开始就希望自己是一个作家，而不是少年作家。她很少写校园题材的作品。但她彼时并没有超出校园的经历，她投向了故纸堆，像一个新历史主义者那样，进行自己的虚构。她甚至无法定义自己写的是什么，放到今天，大概可以称为历史玄幻题材。
2003年的9月，在电话里讨论稿件的时候，颜歌向我说到她正在写的小说《关河》。小说里的一个史官家族，世代作为记录者，寻找真相，但他们的命运却是被割掉舌头，装在黑色的匣子里。
“真相是什么呢？”时隔12年后，我问颜歌。“向一个作家问她作品的答案是违法的。”她笑道，仍然没有回答。 严肃作家
早年认识颜歌的人会觉得她已经瘦成了一张纸，宽松的上衣像布挂在衣架上，这让她原本就大的眼睛显得更大，占据了快半张脸。她像几缕风坐在那里，轻而柔软。她的眼神闪烁着，略带难以琢磨的气息。这是摄影师偏爱的类型。
实际上，从2003年在电话里跟她约过几篇稿子后，到这次在北京采访她，12年间，我从未见过她，也没有联系。但是，在某些时刻，她却会意外地出现。比如，有一次在北京地铁里。她出现在北京一家都市报类似于“北京宝贝”这样的美女版面。“大概他们认为我还不够格以作家的身份接受采访吧。”颜歌说。有一次是在安徽黟县碧山村的一家餐馆，《天南》杂志的主编欧宁提到颜歌。《天南》发表过她的作品，他认为她是当年“新概念”那拨作家中写得最好的一位。
《马尔马拉的璎朵》写于颜歌十五六岁时。那里面的漂亮句子呈现了这个年龄段少女卓尔不群的写作天分。她那时候喜欢跟别人介绍：我叫颜歌，颜色的颜，唱歌的歌。她认为一个中性色彩的名字能让人忽视其性别，而更专注于作品。
颜歌是少年文坛甫一露面就技惊四座的人。她在教科书之外的训练远远超过同辈。按她的话说，当时放个屁都能被发表。甚至从一开始，她就是同龄人中被称为作家的人模仿的对象。而她却并不沉溺其中。赢得同龄人的掌声不是她年少时的愿望。那个时候的她希望获得长辈的认可。她要做严肃作家。
当颜歌准备抛弃使自己成名的写作风格时，她的模仿者却如同收割稻谷一样，以此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如果以钱来衡量的话。她一直待在校园里，读到博士，毕业不久便结婚。这看上去是一条寻常之路。从2003年的《马尔马拉的璎朵》到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颜歌完成了11本书。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她在几个月前才过完自己的30岁生日。
《人民文学》副主编邱华栋说起颜歌的《异兽志》。他在2005年读到这部小说，为作者的想象力感到惊讶。他当时是《青年文学》执行主编。“能想象出那么多怪兽，这跟我们老家伙的写法完全不一样。”他将《异兽志》在《青年文学》进行了连载。
作家杨葵去年在成都办讲座时，认识了颜歌。颜歌发着低烧听完了杨葵的讲课。杨葵对这么一位80后女作家能听完自己这样的“老家伙”的讲座感到奇怪。
杨葵也为颜歌的作品数量赞叹。他认为一个成功的作家，勤奋一定是占了99%。杨葵是王安忆许多作品的编辑。王安忆就是在自己家的餐桌上这么一本本一稿稿地写到今天。 平乐镇
我是在《收获》上最早看到了《段逸兴的一家》（出单行本时，改名为《我们家》）。这令我感到意外，这已经完全不同于那个写《马尔马拉璎朵》的颜歌。《收获》和《人民文学》开始成为她作品首发的重地。她成为了年少时想成为的严肃作家。而此时，她说，她觉得把自己从80后作家中区别开来，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她明白自己的读者是那些有着相似经历和记忆的同龄人，最好曾经生活在城乡结合部。而80后还小的时候，真正的大都市形态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
我不能假装对“平乐镇”无动于衷。我知道，这是颜歌随机取的地名，是她生活的郫县郫筒镇的化身。我却是一个真正在“平乐镇”生活的人。我所说的平乐镇在广西。四川邛崃旅游局的人曾经在微博上发私信给颜歌，感谢她对当地的宣传。因为邛崃有平乐古镇。颜歌说，可惜我写的不是那里。
我能从颜歌的平乐镇看到我生活的平乐镇的样子，这就如同杨葵说的，中国曾经是非常相似的，全国都是城乡结合部。从文学意义上说，那就是作家给自己写的地方定的调性，鲁迅的鲁镇、马尔克斯的马贡多、福克纳的约克纳帕法，都是这个意思。
颜歌坐在咖啡厅里，跟晚上的读书活动的嘉宾、英国人大卫用流利的英语交流，她的穿着简单而时尚，放在世界哪一家咖啡厅里都相得益彰。
这是这一代年轻作家的特点，她们往往直接阅读英文原著。颜歌在向读者说到最近她特别推崇的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时，并不知晓《十二月十日》已经出了中文版。
《十二月十日》还让颜歌认识了她的丈夫。他们在一次聚会上，聊到了这部小说集中勘称神作的《逃出蜘蛛头》。这是一篇有着科幻色彩的短篇小说。颜歌看上去更推崇现代和后现代的东西。最近她在重读福柯全集的英文版。 面对孤独
颜歌现在的写作更像是现实主义的，但她并不认为自己在写作技巧上倾向于此。她觉得现实是难于把握的。余华的《第七天》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现实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人的把控。 颜歌（右）与七堇年在北京大学的读书会上与学生交流
“我希望去描述当下，作为一个作家，靠版税活着，靠大家捐款，（笑）我觉得需要为我生活的时代留下一个自己的版本。”但她觉得现在不具备这个能力，她从以前往现在一点一点地挪。
她视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为偶像。“他让我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他写的完全就是当下，他写‘9・11’以前和以后的美国，完全就是贴着眼皮在发生的事情，可是他写出来是有大师范儿的，他不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是非文学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非常厉害。”反观中国，她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能够恰当地、文学性地表达当下的状况。
颜歌笔下的川西平乐镇没有写到2008年。对于长期生活在成都及其附近的她来说，2008年之后的事情，她还没想好怎么去表达。
同样被归类为青春作家的七堇年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她是四川泸州人。2008年之后的四川，如何表现呢？
颜歌现在所做的是“用四川的方式来表达四川”，她在文体上进行语言的实验。《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克制而平缓。其中还有她所追求的语言的干净。这又是一次实验，或者说是论文般的研究。
这间颜歌待了一个下午的咖啡厅里，摆着杂货的桌子上放着一台银白色的富士相机，阳光斜着照进来，机身闪闪发亮。她的《江西巷的唐宝珍》开头，是一个电影长镜头般的场景。唐宝珍从楼上扔下的物品当中，就有一台银白色的富士相机。
北京大学二教二楼的阶梯教室，面对来听讲座的同学，颜歌用四川话念了这一段开头。她是一个乐于阐释自己的人，她特别提到了文中描写这个离婚女人的句子：她孤独独的鞋跟子嗒嗒踩着大家的心颠颠。这个充满叠字的句子用四川话来讲，有一种非常糯的感觉。她的想法是让语言变得更加的音律化、快板化和歌谣化。
对于方言在文学中的可能性的探索在《我们家》里就有了。只不过，以一个满口脏话的中年男人（《我们家》的主角，豆瓣厂老板）来体现方言的独特性，在颜歌看来，有占便宜的意思。她希望在无脏话的环境里做到。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成都的人。”杨葵说，“成都的女孩说话特别好听。据说当年定普通话的时候，差点就把四川话定为全国的普通话。如果是那样的话，兴许中国人的性格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愁闷。”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的第一篇《白马》最早是邱华栋拿到《人民文学》发表的。写《白马》是在《五月女王》之后，颜歌觉得《五月女王》算她第一次尝试用四川人说话的方式写小说。
《白马》开头第一句话是：“我和姐姐都不是我们镇上最漂亮的姑娘，但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她这样开始讲这两姐妹怎么在家里用姨妈的纱巾装公主，干嘛干嘛的。小说里面有一种很“轻”的东西，这是她在“随时准备为文学献身的苦大仇深的写作路上”第一次感到“轻”的东西。
“后来在《我们家》里面，我写了很好笑的故事。我是特别知识分子的人，我把这个东西看得特别重，其实有时候看这么重并不是一件好事，姑且把这个当成病的话，幽默是我治病的药。”
颜歌是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写的《我们家》。她当时在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她在那里前前后后待了两年的时间。那是一个美国人都觉得挺无聊的地方。颜歌认为自己是特别适合那种地方的人，适合无聊的人。“我一直觉得人生的问题就是要面对孤独，你怎么面对自己的孤独？许多场合里，大家都喜欢看手机，我也会这样做。我后来想，为什么会刷手机？有一个美国演员说，他觉得很多人玩儿手机，是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孤独。”
在美国租的房子里，没有家具，颜歌买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把椅子自己坐，另一把椅子用来放脚。因为写久了，脚会肿。“那时候，天天差不多都是这样，对我很重要的，如果可以，我愿意再回到那样的生活。因为在那以后，我与自己是和平相处，我不会再有焦躁，我可以面对孤独。我初步获得这种能力，对我作为人和作家来说，都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 80后作家
颜歌上大学的时候，讲叙事学的教授给她说过一句话：“一切的叙事都发生在行为之后。”“当你把一个东西描述下来，成为叙事的时候，这个事情肯定是发生过的，这是很理性的分析法。”颜歌说，“但这句话让我很伤感。如果我是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一个叙事者，我做的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写过去的事情，我是一个永远向后看的人。”
在许多场合，生于1984年的颜歌都会被问到80后作家的问题。“以前，别人老说你是80后作家，特别不高兴。觉着，凭什么我是80后作家？”但她觉得作为一个月亮星座是天平座的人，她特别照顾其他人的情绪。“所以，我一般不会说我不是80后作家，我觉得我得考虑其他人，他们又不是坏人，又不是强盗团伙，又不是传销团队，我凭什么说我脱离80后？”
80后作家是特别有多样性的写作群体。这个群体许多人已经年满30，或者即将年满30，多样性的显现更是明显。“我非常欣赏周嘉宁，她写得很好，她可能会一直在一个非常小的题材上面，不停地做工。这可能在中国的传统文学里，在深受前苏联影响的那套文学评价体系里，太小了，没有宏大叙事，你的历史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在哪儿？但是，她是非常棒的作家，她写的东西给我很多启发，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作家，你会发现每个人的不一样。其实都不只在文学圈以内，延伸到文学圈以外，有的人做别的事情，大家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像我这样任性的人也可以生存，探索、研究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件事情本身让我挺振奋的。”
在北大的阶梯教室里，讲座开始的时候，90后的学生主持人用主持晚会的口吻介绍颜歌和七堇年。让人感到，某种一脉相承的东西实在是过于强大。而当讲座进行到一半，七堇年出门一小会儿，在座的同学误以为她是离场，纷纷起身跑向门外，全然不顾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活动。颜歌和嘉宾大卫在台上不得不停下来，等着椅子的哐当声停下来。这又让人感到，多少人是为一个签名而来，多少人是为文学而来呢？
我在最新发布的茅盾文学奖提名名单上看到了颜歌的《我们家》。
“我其实是特别会煽情的人，用语言传达感染力，对我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情。”颜歌说，“我想写难的东西。这需要我更克制，更往后学习、观察，看这些其实已经离我现在的生活很远的、我更不熟悉的东西，他们能够教育我的东西。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把我变成更好的作家。我认为平乐镇的故事是可以让我变成更好作家的作品。” 自我怀疑
令颜歌感到既幸运又不幸的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开始了写作。年轻的时候，她的写作自信心是爆棚的。十五六岁的时候，她经常因为写作跟她妈妈吵架。“我妈说，你真的要做卷子了，你要高考。我说，你知道吗，你这样是对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扼杀，你知道有多重要吗？大概是这样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我怎么可能是一个作家？而且这样的自我怀疑在作家里面比其他艺术工作者更严重，我自己认为是这样。比如画家的方式是绘画，音乐家的表达方式是乐器，这些都是有专业性的，画画的人不能当画家还能当画匠，但是作家的表达方式是语言，这个是每个人都会的，所以我不能当作家我就得当秘书。这样的自我怀疑是非常自我摧毁的，但我经常陷入到这样的自我怀疑里面。我现在写了十几年，每一次写东西，大到长篇小到短篇，我都会觉得写不下去，中途种种的想死不想活的，觉得我是白痴，我怎么可能是作家，我简直不是作家。”
采访的时间就快结束，颜歌得为签售活动做准备。工作人员已经在催她。
颜歌坐在靠窗的桌子边等待拍摄视频，她忽然发现，门口那棵枝繁叶茂的“树”是假的。她的舌头发出了小姑娘一样愉快的声音。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12年前向她约的那篇稿子里，她写到了在树影里眺望寺庙的场景：“我独自一人，站在树木的阴影中，看那些虔诚的人快乐地向他们的神灵祈祷，并且满心相信幸福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