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八月七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发表了我的“签名本小考”系列新作《韩北屏：〈诗志〉》，文末引用诗人纪弦（即路易士）晚年所著回忆录中所说的《新诗》、《诗志》和《小雅》是“三十年代诗坛”的“三大诗刊”时，加了一个注释：《小雅》“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刊于南京，吴奔星等编”。事实上《小雅》创刊于北平而非南京，我“北冠南戴”，以讹传讹了。不久，就在《博览群书》十月号上读到署名吴心海的《〈小雅〉创刊地及〈诗志〉刊名题写者》一文，对此提出了批评。这是我与吴心海兄的首次文字交，我感谢他的指正。
后来与心海兄熟了，他告诉我其实我们早在一九九一年就已认识了。那年十一月十九日，我陪同台湾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专家秦贤次兄特地从上海到南京拜访心海兄家尊奔星先生，他也在座。我的记忆却有些模糊了，但不由我不信，因为有当时的合影为证。奔星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坛前辈，写新诗，研究现代文学史，成就斐然。一九八○年代，我曾写信向他请益，得到过他题赠的《鲁迅诗话》、《胡适诗话》等书。因此，就心海兄而言，他是名副其实的家学渊源；就我而言，就是与奔星先生和他两代人都有缘。
不过，心海兄在这本《故纸求真》的《后记》中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时强调，他当年学的是新闻学而不是文学，虽然他一直对文学保持着爱好。确实，在外人看来，也许会认为他踏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是半路出家，误打误撞。但是在我看来，他这一转型转得实在好，不仅使我多了一位同道，更使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增添了一位生力军。
《故纸求真》共分“发现”、“颠覆”、“求实”三辑，每辑收文四至六篇不等。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发现”，就是把文学史上久被遗忘的作家、作品发掘出来；所谓“颠覆”，就是重新探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一些作品和论争；所谓“求实”，则是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新发现”提出质疑。一言以蔽之，都是通过对原始史料的爬梳和分析，还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家、作品和事件以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求真”。我想这正是心海兄所追求的。
“发现篇”中讨论的胡金人、李春潮、周小舟、沈圣时四位作家，虽然他们的人生经历各各不同，亲近文学的时间有长有短，但以前在文学史上均名不见经传，以后在文学史上是否真的能够留名也有待进一步评估，但心海兄持续不断地追踪，终于从历史尘埃中打捞出大大小小的碎片，把他们四人的文字生涯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颇为难得。当然，胡金人本来专攻绘画，周小舟在短暂的翻译活动之后即投身职业革命家行列，以致他们的文字生涯湮没不彰。李春潮和沈圣时，一写诗一主要写散文，均有一定的成就，但他们的离世也均令人唏嘘。沈圣时是死于贫病，李春潮则在“胡风事件”中罹难。犹记一九八○年代中期，我协助唐|先生编选《申报・自由谈》文选，最初的设想是杂文、散文等各种体裁的佳作都选，后来限于篇幅，只能放弃散文，只选最具代表性的杂文。而这一放弃，也就意味着在《申报・自由谈》上以散文崭露头角的沈圣时晚了二十多年与读者见面。这个缺憾，而今终于由心海兄的不懈努力，把沈圣时其人其文其事查考出来而得到了弥补。除了这篇详实的《英年早逝的现代作家沈圣时》，心海兄还编选了沈圣时的散文集《落花生船》。今后若有人撰写一九三○年代散文史，沈圣时这个名字至少应该提上一笔了。
近十多年来，张爱玲研究已成“显学”，每年以张爱玲为题撰写的硕博士论文，已不知凡几。然而，“张学”研究仍有不少盲区。令人欣喜的是，心海兄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除了前面说到的他把张爱玲《忘不了的画》中提到的胡金人从当前“张爱玲作品热中一个重要的附属品的状态中释放出来，复原其作为沦陷区有相当影响的画家兼作家的历史地位”，他还对收入散文集《流言》的《诗与胡说》作了新的解读。《诗与胡说》其实是张爱玲的一篇文学评论，较为集中地表达了张爱玲的新诗观。她在提及、引用和批评了诗人路易士的五首新诗后对新诗作出了带有她强烈个人色彩的、被心海兄称为“结案陈词”的评价：
在整本的书里（指路易士著《火灾的城》―笔者注）找到以上的几句，我已经觉得非常之满足，因为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
由此可见，张爱玲对路易士这一代现代派诗人的作品是激赏的。但是，对她肯定的路易士《傍晚的家》、《窗下吟》、《二月之窗》三首诗的最初出处和“二月之雪又霁霁了……”四句出自哪首诗，以及这四首诗收录何书等等，海内外“张学”界一直都不清楚，台湾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却也未能给出答案。心海兄心细如发，在《张爱玲激赏路易士诗作及初载刊物》一文中，经过反复比对钩沉，终于圆满解决了这个长期困扰“张学”界的难题。不仅如此，对她仅仅提及的不那么欣赏的路易士另一首《散步的鱼》，心海兄也完全验明了“真身”。此诗初刊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华日报》副刊，共四节，第一节“拿手杖的鱼/吃板烟的鱼”两句又为一九四四年四月《杂志》第十三卷第一期“每月文摘”栏所摘载，该期《杂志》同时发表了张爱玲的散文《论写作》、《爱》和《走！走到楼上去》。因此，她正是从该期《杂志》上读到了《散步的鱼》第一节，才在《诗与胡说》中加以评论。在我看来，心海兄此文是在对张爱玲的《诗与胡说》进行详细“注释”，这种“注释”对张爱玲这样重要的作家是完全必要的，无疑对深入理解张爱玲和路易士均大有帮助，应该引起“张学”研究者的重视。 “颠覆篇”中诸文也都是力作，且举《“徐何创作之争”中胡适的失察》一文为例。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坛上那场不大不小的“徐何创作之争”事件，而今即便是文学史家，恐怕也很少有人关注了。心海兄之所以为此写了这篇考证长文，我想应该是读了胡适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三日致其家尊的一封信引发的。胡适在信中提醒还是文学青年的吴奔星“若没有新的证据，最好不要参加”“徐何创作之争”，还进一步断言“何家槐君我是认得的，他不是偷人家的东西的人”。那么，“徐何创作之争”的来龙去脉到底怎样，胡适的判断能否成立？这就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心海兄此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认真查考，征引何家槐此前致胡适的五封信和他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发表的承认曾改写、扩写徐转蓬小说的《我的自白》等史料，得出了胡适在“徐何创作之争”事件上未能贯彻自己一贯倡导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以致判断失误的结论，这是令人信服的。
“徐何创作之争”确在当时议论纷纷。由于何家槐一九三三年后已是左联成员，使这一事件更具复杂性，正如心海兄所指出的，涉及了“政治上的考量”，“文学上的派性之争、意气之争”等等。但无论如何，有一个基本事实无法否认，即何家槐确实以不同的方式“窃”了徐转蓬之“文”。这是何家槐文字生涯中的一个教训。当时鲁迅也曾就此事两次表态，第一次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致姚克信中所说的“徐何创作问题之争，其中似尚有曲折，不如表面上之简单”，态度还较谨慎；到了同年五月一日致娄如Ｐ胖械诙次表态，就斩钉截铁了：“何家槐窃文，其人可耻，于全个文坛无关系。”
我又想到，当年参加注释鲁迅后期书信时，鲁迅致姚克这通信就设有“徐何创作问题之争”词条，我查了已保存多年的“供讨论、修改用”的初稿（1978年8月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书信注释组油印本），是这样注释的：
指何家槐将徐转蓬的小说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一事。一九三四年二、三月间的《申报・自由谈》曾发表相关的文章多篇。
一九三四年初，林希隽根据韩侍桁提供的材料，用“清道夫”的化名在《文化列车》第九期（2月1日）发表《“海派”后起之秀何家槐小说别人做的》一文，揭发何家槐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徐转蓬的小说多篇；接着，《申报・自由谈》、《文化列车》等连续刊载当事人的“自白”及杨人、韩侍桁、宇文宙（任白戈）等人的评论文章多篇，形成一场争论。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虽然初稿的注释太过简略，表述上也有点绕，却提供了基本的事实。正式出版的注释尽管看上去具体而又全面，好像是客观介绍，但基本的事实却被完全抽离了。正式出版的注释点了林希隽和“第三种人”韩侍桁、杨人等的名，唯独对最关键的何家槐本人在《我的自白》中变相承认“窃文”隐而不提，还是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且，鲁迅致娄如Ｐ胖械摹安渭”条也不见了。如此这般，到底何家槐是否“窃文”，也即“偷人家的东西”？也许因为他后来的身份、成绩和“文革”中的惨死而为尊者讳了，这就不能不令人引以为憾。我之所以旧事重提，是要进一步说明心海兄此文发覆纠偏的学术价值，他澄清了一桩八十年前的文坛公案。
“求实篇”中的四篇文字，则是两篇一组，一证一九四六年“唐圭璋拒批《沁园春・雪》遭中央大学解聘”之说之伪，一证一九三○年代末延安柳青与重庆柳青实各有其人，署名“柳青”之文必须严加甄别，均引证周详，辨析精到，可圈可点。这组与人论战驳难的“求实”文字，也有力地证明发掘新史料务求实事求是，万万不可率尔操觚，厚诬前人。总之，心海兄《故纸求真》中的每一篇都体现了他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上的扎实功力，都带给我莫大的阅读兴趣。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有个有趣的现象，不少作家学者的后人都在研究自己的父母，仅我所知道的，就有郑尔康研究郑振铎，舒乙研究老舍，章洁思研究靳以，张晓风研究胡风，傅敏研究傅雷，王圣思研究辛笛等等，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更有不断拓展研究范围的，如孔海珠，不仅研究父亲孔另境，还研究左联，研究鲁迅葬仪，研究于伶生平和创作，成果累累。我以为，心海兄无疑应该属于后一类，他已进入作家后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佼佼者之列。
《故纸求真》是心海兄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幸好他不是“学院”中人，不必受“学院”清规戒律的束缚，不必为申请项目、评升职称之类事烦恼，他只要一心一意扑在他真正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上就行了。我相信心海兄一定会继续如他自己所说的“上网、泡图书馆、混读书论坛、写书信、打电话、发邮件”，去搜索更多更广更难得的资料，还原更多的最接近历史的现代文学史“真相”，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