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曾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庐山会议后，受到撤职与批判。晚年病重时，张闻天一再嘱咐：“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
庐山会议被扣“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帽子
庐山会议是为了总结经验、继续纠“左”、以制定新的经济建设规划而召开的。根据中央“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精神，会议开始不久，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尖锐明快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主要问题。16日，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于是，庐山会议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在讨论中，一部分人赞同彭德怀信中的看法，一部分人基本赞同，但对某些提法提出不同意见，也有一些人明确表示反对，并以激烈的言辞批评彭德怀。
就在这严峻的时刻，张闻天决定在小组会上发言，犯颜直谏，支持彭德怀的信。为慎重起见，他反复思考，对自己调查及下面反映的材料反复核对，并亲自起草发言提纲，他在32开的白纸上，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写了五六张，还用红铅笔作了好几种醒目的记号。
7月21日下午，张闻天神态像往常一样安详与平静。当主持会议的组长柯庆施宣布开会后，张闻天便摆上提纲，侃侃而谈了。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对“大跃进”运动作了全面分析和总结；对在经济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及引起的后果，以及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作了系统的论述；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作了理论的探讨，指出我们在工作中犯了“左”倾错误，这种错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为什么会犯错误呢？张闻天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缺乏，他说，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张闻天在发言的最后，还无所畏惧地肯定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本意是好的”。
张闻天的发言足足讲了3个小时，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他的话多次被打断，有几位同志在不同的问题上插话，表示反对意见，但张闻天毫不让步，继续申述自己的观点，按自己的思路发言。他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毛主席就说过，缺点要经常讲，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
会开下来，秘书十分担心，怕有人抓住他的发言作把柄，攻击他。张闻天充满信心地说：“不可能，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
但张闻天太天真了，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他的发言只能得到完全相反的评价。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讲话中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将党内分歧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提出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民主革命派”的概念。
这天，张闻天从会场回来，情绪激动，但他很快控制了自己，满怀忧虑地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
张闻天确实闯了“大祸”，他的发言被印成会议文件，被当作“罪证”进行批判，说他是“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副帅，彭德怀“文武合璧”，想逼毛主席检讨，进而推翻毛主席。
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张闻天不能分说，也不让他分说，他私下叹息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
8月9日下午，张闻天从会场回来，心情十分沉重，他晚饭也没吃，带上秘书，让车开到牯岭镇外的山中，在一块巨岩边，他走下车来。在苍茫的暮色中长久沉思，才慢慢回过身来，对秘书说：“他们在追‘秘密反党计划’，好像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这种做法很危险，共产党内不能这样啊！”说着，眼中露出无限的激愤与忧虑。此时的张闻天，并不是为自己受错误批判而感到痛苦，而是在深深地忧国忧民。
庐山会议后余波激荡，张闻天被逼退出政治舞台
庐山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回到北京。但对他来说，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的批判斗争，主题完全离开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追逼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9月中旬，张闻天被解除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职务，虽然还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但实际工作已经完全停止了。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责怪他，在庐山会议上不该莽撞，做外交工作就行了，在经济问题上不应发言，他却平静地说：“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晚上散步的时候，身边工作的同志也为他庐山发言遭祸而惋惜，张闻天引了韩愈的话“物不平则鸣”，他说：“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一席话，说得夫人与工作人员无言以对，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啊。
斗争告一段落后，张闻天待不住了，他要为党工作，他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他先后找了邓小平、刘少奇、李富春等同志，希望安排他的工作。最后，中央安排他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当一名没有任何职权的“特约研究员”。
政治上的沉浮，对于张闻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心胸开阔，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地位的高低也不看重。还在延安时期，他多次提出将总书记职位让与毛泽东，后来他退下来了，担任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一次次下降，他却从无怨言，依然竭尽全力，恪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他乐于做一个潜心钻研的学者，他真的像一个经济学研究人员，踏踏实实做起学问来，而且怡然自乐。
从此，张闻天离开了政治舞台，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
生命最后一刻叮嘱夫人为他交最后一次党费
正当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张闻天也就步入了承受残酷斗争、非人折磨的艰难岁月。他宁静的学者生活被完全打乱，无数次被批斗、被审问、被殴打、被示众……面对政治运动的疾风暴雨，张闻天如青松一样，顽强挺立，笑傲霜雪。 1974年11月初，张闻天冠心病发作。不久，他又因感冒而患了肺水肿。在疾病的折磨下，张闻天的身体逐渐衰弱下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这对张闻天是沉重的打击，他含着眼泪，自动地戴起黑纱，在家里默默悼念周总理。他心情沉痛地对家人说：“周总理是少有的人才，他的工作和记忆力就像一架电子计算机，只要会见一次，他就把你记住了。长征前后，条件十分艰苦，周总理的胡子长得蛮长，大家都亲热地叫他周胡子。”
心情的悲痛，更加重了病情，从2月份起，房颤、心绞痛、急性肺水肿频频发作，四五月间两次出现“急性左心衰竭”、“心室停搏”等险情。
看到张闻天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刘英十分心疼，她总是在病床边默默地守候着，细心地照顾着丈夫，毫无怨言。
一天，张闻天望着与自己长相厮守的老伴，一阵心酸，好多话涌到嘴边，却又说不出来。沉默半晌后，他深情地说：“我不行了，这些年来，我连累你太多，让你吃了很多苦，今后，我恐怕没有机会补偿了。”
刘英听了，也十分伤感，连忙安慰丈夫：“你好好养病，会好起来的，将来我病了，你也一样照顾我，不就补偿了吗？这一辈子，你也够苦的，坎坷太多了，真难为你了。”
张闻天心情平静了些，说：“这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
停了一会儿，他接着又说：“我托付你一件事，我死后，你一定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
刘英一听，心都碎了，但她强忍泪水，默默点头答应。张闻天没听到刘英回话，一定要她拿过纸来，写下保证，签上名字。刘英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说：“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他这才放下心来。
197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张闻天作为一个老党员，心里十分高兴，清晨坚持听完了新闻，喝了几口米汤，就闭目静卧休息。下午，他精神尚好，便随意拿起一份外文资料翻阅，当看到上面介绍一种新式轮椅，可以方便老弱病人时，很感兴趣，他也想搞一张，还风趣地说：“生命在于运动嘛！”边说边继续翻看这份外文资料。
过了约莫40分钟，张闻天突然感觉胸口极度不舒服，他的心脏病猝然发作，霎时脸色苍白，直冒冷汗，手中的外文资料掉在地上。前后不到10分钟，张闻天怀着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执着的爱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