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张
张爱玲的一生，纠结着时代和命运、东方和西方、人生和文学、真实与虚幻，从不寂寞，却很孤独。20年过去，似乎该到了彻底告别的时候――但想放下时，关于她的碎片会变得清晰，想怀念时，却也说不清在怀念什么。她的才华，她的聪颖，她对世事人情的透彻领悟，她不屑于世故的特立独行，甚至她落寞的晚年，都会牵动着我们心底那一点柔软的东西。
纽约派街27号，曾是张爱玲的住所。现在离27号最近的是一栋写着招租字样的商业楼。而应该是27号的地方，一侧是空空荡荡的广场，另一侧是摩根大通银行的办公楼。
乘车往北，到曼哈顿的上西城，在中央公园西面的百老汇与71街交汇处，应该有一个酒店。1967年4月到5月，张爱玲到纽约小住治病，在写给好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的信件里，特意写下这个酒店地址，房间号是730。但酒店如今已是杳无踪迹。路口倒是有几栋古旧的楼，不知道哪一栋门外曾经停驻过张爱玲的身影。
这样的寻找，大概注定是困难的。张爱玲，这个出生在贵族大家庭中的女子，在华丽的前半生努力想求一个家而不得，后半生则飘泊异域，离群索居，刻意把生活过得简单。20年前，她的骨灰已经按她的心愿撒入了太平洋。她没有留下供人凭吊的痕迹，哪怕是一墓一碑。她去世时，房间里放着一部《红楼梦》，“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书中这一句，她必定烂熟于心。
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去世，她的银行账户有几百万港币，房间里的全部家当却只有一张折叠桌、一把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份简单和孤独是她自己的选择
20年前的9月8日，张爱玲告别人世，享年75岁。当时，她住在洛杉矶西木大道与罗切斯特街交界处一幢淡灰色四层公寓楼的206房间。“警察从房东那里得到了张爱玲朋友林式同的联系方式，给林打了电话，林随后携带张爱玲早已签署好的遗嘱副本赶来。”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张爱玲老友宋淇之子宋以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她躺在靠墙的行军床上，脸向着门口，合上了眼睛。她身下垫着一张灰蓝色的毯子，没有盖被子。房间里的日光灯还亮着，唯一一张折叠桌倚在东墙近门的地方，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就是全部家具。法医检验，她是心血管疾病去世的。走之前她已经有所准备，整理了各种证件和信件，装在一只手提包里，放到了门口。这样，发现她的人会很容易找到这些东西。
张爱玲去世后，留下了约240万港币的遗产。宋以朗说：“2012年，莫言拿到大概100万美元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在北京依然买不到一套房，但张爱玲这笔钱在1995年可不是小数目。”拥有财富的张爱玲选择了一种简单和孤独的生活。 （左图）旅居美国时期，张爱玲和丈夫赖雅在一起。
（中图）张爱玲曾经居住过的纽约71街。（本刊记者 凌云 摄）
（右图）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左二），母亲黄素琼（右二），姑姑张茂渊（右一）等在天津英租界住处的花园里。
1969年5月，丧偶不久的张爱玲托朋友找房子，条件是“一间房的公寓，有浴室和厨房，离办公室近，或者有公共汽车，最好房子不太老，比较干净”。除此之外，家具是可有可无的，而“装修、光线、嘈杂、房间大小”都没关系。到1984年，她再托朋友找房，提出的希望只是“有一间小房间，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旧，有大门钥匙，没地毯，是地板、假砖或水门汀（水泥）”，甚至车库改建的房子也可以接受。再到1988年，她说，以前住的房子全嫌太大，现在“东西全扔光了，更不需要空间”――她似乎越来越以一种尘世间过客的心态在度过最后的日子。
张爱玲的频频搬家源于一个奇特的理由，她一直认为有一种来自南美、小得肉眼难以辨别、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在困扰自己，曾经告诉朋友“每月要花200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她叫杀虫公司的人来，还是无效。于是，她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一发现所谓的跳蚤，就马上搬家。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她频繁搬家，有时每个星期搬一次，搬家总数达180多次。
身体终于吃不消。1993年1月，她告诉友人、翻译家庄信正，自己去打预防针，做耽搁多时的身体检查，结果感冒了一个月才好。1994年10月5日，也就是她去世前11个月，她说，“各种不致命的老毛病不断加剧，一天忙到晚服侍自己，占掉全部时间，工作停顿日久，非常焦灼。”
张爱玲又总是避着人。“她只看报看电视，电视机是她房间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偶尔给几个好朋友写信，避免与人接触。”宋以朗说。她所住的最后一处公寓，门外就是小书店和修鞋铺。书店老板常常见到她，但她每次去书店都不说话。来回路上，邻居跟她打招呼，她只是回应一声“Hello”，很多邻居以为她不会说英语。而她也真这么告诉别人！一个活泼健谈的公寓女管理员和她攀谈，她答，“我不懂英语”。其实，她的英语非常流畅，并且典雅。她曾在信中点评美国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迪克・卡维特的英语，“非常风趣，但是隽语难得碰上”。她装了电话，也特意向友人说明是“不能不装，万一生病，几条街外才有公用电话。还是不想打电话，号码请不要告诉人”。她甚至经常不拆看亲友的信。夏志清1985年给她的信，她到1987年才拆看。 庄信正曾以“旧事凄凉不可听”作为一篇纪念张爱玲文章的结语。但这份孤独，是她自己的选择。
1956年，36岁的张爱玲和65岁的赖雅在纽约结婚。对于赖雅，张爱玲是命运赐给他的珍宝;而对于张爱玲，赖雅是生命中一段苦涩的旅程，但也给了她一个短暂甜蜜的归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将张爱玲排到鲁迅之前。他遗憾于张爱玲的才华在晚年没有发挥，并断言这是因为她“嫁了两个坏丈夫”。
张爱玲的第一个丈夫是胡兰成。对他，张爱玲早已死心。但对第二个丈夫赖雅，张爱玲未必以为他“坏”。一直到1994年10月5日她最后一次写信给庄信正，用的仍是夫姓“赖雅”。赖雅的签名书，她也一直带在身边。正如她自己归纳的，“这婚姻说不上明智，但充满热情”。
1955年，35岁的张爱玲在美国驻港官方机构美国新闻处主任理查・麦加锡的帮助下移民美国。当时，美国有一种“文艺营”，为有才华的艺术家提供免费食宿。1956年3月，正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创作英文小说《粉泪》的张爱玲，遇到了美国作家赖雅。
赖雅是才子。17岁，他就进入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文学，后来在哈佛大学读硕士，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中年时他投身左翼作家阵营，名噪一时。他也曾在好莱坞风光过，是颇受欢迎的剧作家。但他的晚景急转直下，多数作品得不到出版，因经济拮据入住文艺营。
张爱玲知道这一切。“他和我一样身无分文，而年纪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但她还是爱上了赖雅。在她眼里，赖雅懂得自己，这就足矣。1956年5月，赖雅在日记中写道，两人“去小屋，一同过夜”。7月5日，张爱玲告诉赖雅，自己怀孕了。赖雅向张爱玲求婚，但他太穷，坚持不要这个孩子。于是，张爱玲到纽约堕胎。对这件事，张爱玲在给宋淇夫人写信时，只是语气平淡地提了一句。
1960年7月，张爱玲加入美国籍。她向赖雅提出，要去台湾和香港搜集资料，完成英文小说《少帅》。1961年，张爱玲刚到台北不久，赖雅又中风了。但张爱玲随后的5个月必须闷在香港一间极小的公寓里写剧本《红楼梦》，写到眼睛溃疡出血，却始终没有达到委托方的满意，拿不到预期的报酬。
那时，赖雅住在华盛顿，每月只有52美元的社会福利金，连房租都不够。张爱玲飞回美国时，赖雅记错了日子，提前一天到机场去接她，第二天又去了一次。之后几年，他的情况越来越糟，1963年，他跌了一跤，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家中“气氛阴郁”。1965年，他再次摔倒，股骨头断裂。之后又中风，瘫痪在床。张爱玲为了照顾赖雅，在他房间里放了张行军床。
那段日子里，张爱玲唯一的愉快，就是赖雅在精神尚好的时候给她讲好莱坞的笑话。这是张爱玲最喜欢听的八卦。
1967年4月，张爱玲受聘于马萨诸塞州康桥的赖德克利夫大学。她带着赖雅来到康桥。不久，76岁的赖雅悄然去世，没有举行葬礼，女儿菲丝安葬了他的骨灰。一年后，张爱玲在接受采访时说，人生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对于赖雅，张爱玲是命运赐给他的珍宝。而对于张爱玲，赖雅是生命中一段苦涩的旅程，但也给了她一个短暂甜蜜的归处。
与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流党”的主要人物;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女儿。张爱玲生母黄素琼（又名黄逸梵）则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后母孙用蕃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之女。清末显赫的几大姓氏都与张爱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个大家族中，演绎了一幕活生生的世事变迁、聚散离合。中法战争爆发后，祖父张佩纶主张抗法，却因“性格躁进”，1884年7月在法军舰侵入马尾港后不加戒备，导致福建水师覆灭，被罢职遣戍。甲午战争期间，张佩纶因“干预公事”遭遇弹劾，旨令其回原籍，迁居南京。
在张爱玲的《对照记》中，祖父是一位“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的儒士。当年张佩纶和李菊耦婚配时，已经40岁出头，李菊耦仅有22岁。移居南京后，张佩纶不问国事，与李菊耦过起了琴瑟和鸣的小日子，两人还合写了食谱和武侠小说《紫绡记》。
在张爱玲笔下，祖母是整个张氏家族中唯一理想的婚姻生活范本。“对于张爱玲来说，家是一袭爬满了蚤子的华丽的袍。此后，她身边大家庭的女人很少拥有幸福的婚姻。”张爱玲研究者、作家闫红说。 1937年，张爱玲被幽禁在父亲的大别墅里，长达半年。外面是淞沪战场的炮火，家里是父亲的毒打和暴怒，而起因仅仅是她想去留学
但不久，张志沂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受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影响的黄素琼无法忍受丈夫的纨绔作风。“张爱玲的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张爱玲母亲一边。但她们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张志沂并不起作用，于是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陈子善说。
回到上海，他们有过短暂的安宁，但张志沂戒不掉鸦片，黄素琼决意离婚。张爱玲在《私语》中写道：“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此后张爱玲的家分成了两半，父亲的家，母亲的家。姑姑张茂渊看不惯父亲的堕落，也搬了出去。“有我父亲的家，那里我什么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
不久，张志沂再婚，后母孙用蕃进门。孙用蕃与张志沂都有抽大烟的癖好，进门后不仅抓紧日常开支，还一再鼓动张志沂搬到位于泰兴路和泰安路转角的大别墅里。在这里，张爱玲与父亲之间的和平被打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7岁的张爱玲向父亲提出出国留学的想法，结果惹得父亲暴怒。淞沪战场的炮火，家中的争吵，令张爱玲惊扰难眠，就跑去与母亲同住，这在父亲看来是一种明显的背叛。两周后，当张爱玲回到父亲家，等待她的是一场毒打。张志沂把张爱玲锁在楼下的一间空房子里，还气势汹汹地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这场幽禁持续了半年之久。1938年的一个深夜，张爱玲终于逃离了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奔向了母亲的家。
至此，张家的3个女人，母亲、姑姑、女儿都以逃离的姿态离开了这个旧式家庭。张子静评价道：她们相继出走，都没有再回头。
1938年，张爱玲奔向母亲的家。她没有料到，钱的问题，最终会消磨掉母女间的情感。教授给她800港币的奖学金，母亲拿去打牌输掉了，她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到了尽头
张爱玲去了舅舅家对面的开纳路开纳公寓，和母亲及姑姑共同生活。不久，弟弟也跟着来了，他只带了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球鞋，请求母亲收留，可惜黄素琼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名子女的教养费用。看着弟弟离去的身影，张爱玲终于发现母亲的窘境超乎她的想象。
母亲的古董越卖越少，又要张罗张爱玲读书的费用，过日子自然精打细算。从来没做过家事，没搭过公交车的张爱玲，一切都需从头学起。母亲和姑姑教她怎样过不再有人服侍的生活：包括洗衣服，做饭，买菜，搭公交车，省钱……
张爱玲料想不到，钱的问题，最终会慢慢消磨掉母女间的情感，张爱玲写道，“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胡兰成（1906―1981）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发奋读书，门门功课都能考第一名。一位名叫佛朗士的英国教授私人奖励了张爱玲800港币的奖学金，正是这800港币导致了张爱玲对母亲的彻底绝望。黄素琼来香港看张爱玲的时候，听说教授给了这笔奖学金，竟然拿着这笔钱出去打麻将，全部输掉了。“一直到她走的时候也没有问过张爱玲，这学期的学费、生活费怎么办。在《小团圆》里有句话，‘我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这就是说，她和母亲的关系到了尽头。”陈子善说。
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张爱玲家的地址，登门求见。可惜未被接见，他只得留下字条，本来未抱什么希望，不料第二天张爱玲回电，二人开始往来。 23岁从未谈过恋爱的张爱玲，遇到的是年长她14岁的情场老手胡兰成。胡兰成曾任汪精卫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能言善道，在南京有一妻一妾以及数位情人。但恋爱中的张爱玲难以自拔，她送给胡兰成一张自己的照片，后面留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1944年8月，胡兰成在抛弃一妻一妾后，与张爱玲定下婚约，考虑到时局不稳，两人没有举行正式仪式，只写婚书为定：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媒证――她见证了张爱玲的两次婚礼。
今天看来，这两次婚姻都是极不明智的选择，在日本侵华的国仇中选择一个汉奸，在美国反共反华的风潮中选择一个左翼作家。尽管张爱玲一生都有“独在小楼，不管政治”的姿态，但选择胡兰成无疑成为世人眼中的污点，人们可以接受不同政派，但绝不能接受汉奸。即使只论个人感情，这次选择也是失败的。胡兰成没能给张爱玲带来安稳、静好，而是深深的伤害。
先是胡兰成去武汉办《大楚报》，爱上了护士小周;后来抗战胜利，胡兰成逃亡，留下张爱玲独自面对舆论攻讦，他则爱上朋友的妻子范秀美。张爱玲去温州找他，要他在自己与小周之间做出选择，他不肯。张爱玲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的回答是：“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安不上取舍的话。”
张爱玲隐忍到1947年，待胡兰成已经完全脱离险境，才寄了一封分手信给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唯时以小吉（小劫）故，不愿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随信还附了30万元钱，作为分手费，那是她新写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
5年后，张爱玲离开上海，只有姑姑一人知情。张子静曾去找过一次张爱玲，姑姑只是回答：“你姐姐已经走了。”多年后的今天，常德公寓里管电梯的师傅都能像“张迷”一般一口气报出张爱玲曾经在上海的踪迹，但张爱玲早已离去得决绝无踪。她在乱世中经历了父亲的家、母亲的家、胡兰成的家，却都不是家。在她华丽的前半生里，她想求一个家而不得。
读张
导语：张爱玲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分别完成于两个不同的城市。一个是中国东海边的上海，一个是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当时的上海，正值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孤岛”时期，张爱玲最灿烂、饱满的创作，以及影响她最深的挫击与流言，都是发生在这个“近代高压生活”的大都会。洛杉矶对张爱玲而言则是“孤城”，她本想成为像林语堂那样的用英语写作、在西方世界打开天地的华人作家，但最终，她还是回归到了华语文学。她擅长书写中国人才懂的人情世故，在被历史和命运推搡的一生中，留下无数传奇和遗憾。
张爱玲的老友柯灵，对她曾有这样的“时代定位”：“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他甚至以《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比张：“城市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的确，张爱玲的文学成就与时代密不可分。“当时很多作家都离开上海了，留下来的则隐姓埋名写作，比如钱锺书、郑振铎等人，上海属于一个文化真空时期。张的作品不涉及政治，又深刻反映生活，所以柯灵说，张爱玲的成名是‘命中注定’的。” 陈子善说。
之后半年，张爱玲又陆续发表了小说《茉莉香片》 《倾城之恋》《琉璃瓦》《心经》《封锁》，几乎每个月都发表两三篇作品。她用透彻锋利的笔触，描绘出“孤岛”中畸形生活的众生相。
1943年底，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最红的女作家。“在常德公寓里面，她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传奇》，一本是《流言》，这两本书出版后，奠定了她在上海文坛的地位。”陈子善告诉记者。
1943年《金锁记》，一个以李鸿章次子一家为原型的故事，融合张爱玲的家族见闻、个人创伤，成了她最经典的代表作。“她和曹雪芹、鲁迅出自同样的家庭，触及同一个题材”
1943年11月，张爱玲在《杂志》月刊发表《金锁记》，讲述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嫁进大家庭姜家，被迫成为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煎熬着过了30年。她的性格因此被扭曲，变得刻薄极端，最终毁了自己子女的生活。
从左至右依次为张爱玲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传奇》《红楼梦魇》《小团圆》。
家庭是中国人较为隐私的单位，也饱含着人性的复杂性、阴暗面。而战争的特殊时期，又让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在时代沉落中挣扎。“张爱玲对于那些挣扎在家族中的男男女女，既没有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的愤怒，更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理解与同情。因此她笔下的人物常是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但却深刻而有力。”陈子善说。
闫红认为，张爱玲作品里有非常丰富的人性，这和她非常注重临摹生活有关。“早期具有浪漫情怀的文艺青年张爱玲，面对赤裸裸的现实时不会有普通人那种麻木的感觉，而是非常容易产生幻灭感。这种幻灭感让她的写作非常犀利通透。比如在《倾城之恋》里，她运用自己的笔把一个非常不得意的女人逆袭成人生赢家，这当然是大众喜欢看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写一个‘复仇’的故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有点‘玛丽苏’心理。一个忍受诸多社会压力的女性，最终嫁给青年才俊。张爱玲的天才在于，这个结局是需要‘倾城’来成全的，这其实也是那个年代最为合理的一种艺术处理。”
1944年《传奇》，一本因文坛斗气而来的小说集。别人说张女士这样的奇迹没有好下场，她偏要“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畅销一时，4天就再版
1944年，一篇名为《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批评文章悄然登上了5月号的《万象》杂志，作者笔名迅雨。
此时，张爱玲正在《万象》杂志连载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连环套》，已经连载到第五期。迅雨在阅读前四期后，直指文章内容贫乏，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料了”，还评价张爱玲“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此外，他还在结尾写道：“‘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两句话对性格刚烈的张爱玲刺激极大，她立即中断在《万象》发表《连环套》，并决定要出第一本小说集，书名就叫《传奇》。《传奇》出版后，她特意写了这句前言：“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传奇》畅销一时，4天即再版，“算是对迅雨的结语做了一次直接有力的答复。后来才知道，这迅雨就是傅雷。”陈子善说。
但是这次风波也引发了连锁反应，这便是著名的“一千元灰钿（音同‘田’，意指钱财）”纠纷。张爱玲在《万象》连载《连环套》时，与《万象》杂志发行人平襟亚约定每期稿费1000元。合作中断后，平襟亚认为张爱玲应得6000元，但实际领走了7000元。于是，他在《海报》上撰文《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把此事公之于众。
张爱玲立即致函报社申辩，说供稿6期，领到稿酬6000元，“每次都有收条”，并声明“必须查个水落石出”。报社将张函转给万象书屋，平襟亚一不做、二不休，先写信给张爱玲，详细罗列逐次付钱的细目，请对方核对。然后又在报上发表文章，坚称张爱玲多领了1000元，还言之凿凿地说有账目为证。张爱玲收到信后，立即回函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争执不休。最终，这场历时半年多的稿费风波不了了之。
1947年《传奇》增订本，她写了序言，澄清有关文化汉奸的传闻，“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1950年，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
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几乎销声匿迹。因为胡兰成的缘故，她饱受报纸与文人攻讦。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1947年，张爱玲决定出版《传奇》增订本，找到了出版家龚之方。当时，龚之方认为张爱玲出增订本的原因有三：一，张爱玲寄给胡兰成30万元后，手头不宽裕;二，重振她在巅峰时期的文坛盛名;三，对报纸的攻讦谩骂还以颜色。
张爱玲为《传奇》增订本写了一篇序言，用短短400多字，澄清有关文化汉奸的传闻。龚之方认为“显见她与胡兰成交往受到的指责，让她心里积累着沉重的压力”：“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这是唯一一次，一贯坚持“私人的事用不着向大众剖白”的张爱玲做了正式澄清，她说：“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会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
关心张爱玲前途的人有很多，其中就包括著名左翼作家夏衍。解放后，夏衍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与文化局局长，他非常欣赏张爱玲。1950年7月，上海召开了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由夏衍担任主席，梅兰芳和冯雪峰担任副主席，当时上海文艺界的各界人士，共有500多人参加。
夏衍爱才，点名张爱玲也去参加。她接到通告，不像对以往那样去函“谨辞”，而是欣然与会。当时大家都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人民装，张爱玲身穿旗袍，外面还罩了有网眼的白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还是很显眼。龚之方说：“她参加共产党主办的大会，总算有这么一次了。”
1955年《秧歌》，一部英文小说，商业上并不成功。“她的英语流畅，但进行文学创作时，相比她的中文，可谓魅力尽失”
正是因为《老人与海》，张爱玲结识了好友宋淇、邝文美夫妇。宋淇当时在美新处翻译部工作，他回忆，当年登报公开征求翻译，在应征者中发现了张爱玲的名字。“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当时，张爱玲正在用英文写小说《秧歌》，拿了几章给时任美新处主任麦加锡看，后者“大为心折，催她早日完稿”。
麦加锡欣赏《秧歌》，有政治原因。这是一部以土改为背景的作品，其中的描述符合当时美国抹黑中国的需要。1955年，也就是张爱玲移民美国这年，《秧歌》由一家美国出版社出版。当时，《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书评称，“这本动人而谦实的小书是她首部英文作品，文笔精炼，或会令我们许多英文母语读者大为钦羡。”不过，此书和张爱玲同期创作的《赤地之恋》一直受到中国文学批评界诟病。 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设计的《流言》封面。
《秧歌》在商业上并不成功。普通美国读者对这类充满政治色彩的作品，其实兴趣不大。张爱玲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转向用英文将自己熟悉的生活重新诠释。王德威回忆，1957年张爱玲透露，准备将自己从童年到结识胡兰成的经历写成小说。这部自传性质的小说题为《易经》。但她随即感到“题材繁复超过她驾驭英语的能力”。后来的研究者也发现，“她的英语流畅，但进行文学创作时，相比她的中文，可谓魅力尽失”。《易经》越写越长，后来一分为二，前半部改名为《雷锋塔》。1963年，两部小说完成，但在写作风格和整个结构经营、英文语言的运用上，都有点令人失望。直到1964年，张爱玲也没有为它们找到出版社，最终放弃了出版的念头。
张爱玲也曾想改编一些旧作，但同样不顺利。她最受好评的作品之一《金锁记》，就被她改编为《北地胭脂》。她托夏志清找几个美国批评家看看，因为“中国人赞中国人他们不相信的”。夏志清找到哥伦比亚大学同事，以研究日本文学著名的唐纳德・肯读完觉得不好。后来她将作品交给出版公司，屡屡退稿。某位编辑在信中评价：“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过去的中国是这样，岂不连共产党都真的是救星。”这是当时美国文坛的一种倾向――凡有利于中共的作品都不好，张爱玲无可奈何。
美国人喜欢的是他们想象中的旧中国的诗情画意。这一点张爱玲也看得明白，但“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是我要拆穿的”。
在美国文坛的不顺利，也因为她不善与人交往。刚到美国时，张爱玲与人交往还很有兴头，和炎樱一起在纽约拜见胡适，还写了篇《忆胡适之》。后来，她对社交越来越畏缩。1970年，张爱玲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这本是她获得稳定生活来源、继而潜心创作的一个机会，但被她弄糟了。那时，她走路“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OO@@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她的助手陈少聪发现她有自闭倾向，就把资料卡片趁她不在时放在她桌上，避免与她接触。到后来，张爱玲为了不见人，经常黄昏时才去研究中心，独自熬夜。主持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很好客，经常在家开派对，张爱玲不愿去，去了也总是不合群，后来干脆婉拒。一年期满，她就被解聘。
1966年《怨女》，她重回华语文学，再度走红于港台和海外。《小团圆》才写了初稿，皇冠出版社就付给她1万美元定金
张爱玲真正的天地是在中文世界。在英文版《北地胭脂》出版受挫后，张爱玲把它又翻译回中文。奇妙的是，这样来回的翻译，诞生了一本新书《怨女》。
据宋以朗说，1965年，台湾皇冠出版社社长平鑫涛到香港和宋淇见面，宋淇向他推荐了张爱玲的书。同年底，张爱玲把《怨女》中文稿寄给宋淇，让他跟香港的《星岛晚报》、台北的《皇冠》杂志接洽连载。但宋淇没有答复她收到稿件，张爱玲便以为稿子寄丢了，其间又不断修改《怨女》。第二年，台湾《征信新闻报》和张爱玲接洽连载《怨女》，这时候《怨女》却忽然在《星岛晚报》和《皇冠》开始连载。张爱玲很生气，既因为刊出的是她未修改的版本，也怕《征信新闻报》误会她出尔反尔。最终，此事在夏志清斡旋下顺利解决了，张爱玲和皇冠出版社还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妨碍主要是胡兰成。宋淇说，胡兰成“不知搭上了什么线，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书，大写其文章，后来给人指认为汉奸，《中央日报》都出来攻击他，只好撤他职，写文章也改用笔名。《小团圆》一出，等于肥猪送上门，他还不借此大出风头，写其自成一格的怪文？”这也是张爱玲最担心的。于是，她没有发表书稿。这本书的问世是多年后宋以朗作为文学遗产执行人决定的。王德威说，《小团圆》“作为张爱玲晚期风格代表作，呈现了华丽苍凉之外的那个张爱玲”。
张爱玲在美国最花费心思的一部作品，是《红楼梦魇》。她以10年时间研究《红楼梦》，此书收入7篇研究文章。她在1968年给夏志清的信里说过这件事的缘起，“我本来不过是写《怨女》序提到《红楼梦》，因为兴趣关系，越写越长，喧宾夺主，结果只好光写它，完全是个奢侈品，浪费无数的时间，叫苦不迭。”
假如张爱玲没有离开上海，或者至少留在香港而没有去美国，会怎么样？也许她会多一些坎坷，但她会有另外一番文学景象。她熟悉的那个老上海，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作为老上海最精细的刻画者之一，不难想见，张爱玲会写出时代怎样深刻的沧桑。或者，像夏志清说的，“如果她生活在纽约，可以写写第五大道、时代广场、林肯中心这些有血有肉真实的美国大都市生活。可她来美后一直在小地方生活，孤陋寡闻，拒交朋友”。她“对现实的社会和人失去了兴趣，这是她的致命伤”。
历史没有假设。张爱玲被历史和命运推搡一生，留下无数的传奇和遗憾。但不完满恰好就是她的魅力。恰如夏志清所说，“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又宽厚的历史家。”
论张
“除了出名之外，她不在乎钱”
《环球人物》：您认为晚年的张爱玲，过得凄凉吗？
宋以朗：有很多人都以为张爱玲晚年生活得不好，没钱，实际上她晚年有积蓄，有固定的版税、稿费。一个老人生活简单规律，对世界、人生没有更多的诉求，就是不想被外界打扰，愿意写就写，愿意看书就看书，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有人看到这些描述就觉得张爱玲晚年很凄凉。我觉得，只要张爱玲喜欢，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园洋房、吃鲍参翅、穿名牌时装？
《环球人物》：您觉得她的人生追求的是什么？
宋以朗：张爱玲很难懂，我离她这么近，依然看不出来她人生追求的是什么。我觉得，她之所以被中国人喜欢，是因为她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才懂的人情世故。到了美国，她也想获得国内一样的社会声望，于是像林语堂那样做英文创作，追求所谓出名。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她的作品没有受到在中国那样的欢迎。
除了出名之外，她不在乎钱。她银行账户里有几百万港币，但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她不是那种对物质有占有欲的人，如果说她喜欢看书，她也不会让房子里面都是书。她没有想象过买房子、车子，或者别的什么，她不追求那些东西。
如果说感情生活，她不是有意识地去找一个感情上的伴侣，她觉得不需要。大家关注的往往是她跟胡兰成的故事，但是到了美国，她根本不想和胡兰成有任何联系。她在美国结婚后，与赖雅生活在一起，但在她给我们的书信里从来没有提到过婚姻生活怎样。
《环球人物》：她不看重钱吗？
宋以朗：很多人说她看重钱，但是从她把几百万吊在香港看都不看，我觉得她其实是不在乎钱的。很多人说她斤斤计较，比如胡兰成说她一定要还他的钱，但那只是她切割关系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她嘴上说很紧张，其实并不在乎。
“30岁就过完了一生” 张爱玲遗产实际执行人宋以朗。
《环球人物》：她的人生态度本来就是这样，还是到了美国才发生变化的？
宋以朗：她的人生态度在没来美国之前就有了。在《小团圆》的第一页，女主人公在30岁生日那天夜里，躺在床上沐浴在蓝色的月光中。张爱玲写道，“30年对她而言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地压在心上”。这就是写她自己，住在上海常德公寓里的她自己。
我觉得，张爱玲30岁的时候，其实对人生没有什么期望了。她想做的只有一件事，写一篇有关她自己的小说，这就是后来的《小团圆》。台湾作家张大春曾经评价《小团圆》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其实也是在解读张爱玲的人生：
第一部分是一个女孩子在香港大学读书，结果遇到了战争。于是她躲进防空洞去，上空是日本飞机在投炸弹，她当时觉得我会不会死呢？我今天这个境况可以告诉谁呢？我没有想过跟妈妈说，我姑姑估计也无所谓，我的好朋友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我死了她也会快乐过下去的。从这一刻起，她意识到自己非常的孤独。
第二部分是这个女孩子回顾童年，交代为什么她变成这样。于是开始讲自己的童年，也就是家庭里面的事，比如说爸爸抽鸦片，妈妈看不过眼就跟姑姑跑去欧洲，后来有个后母，家庭里关系很复杂。于是小女孩变成今天这样性格的人。 第三部分是让我们看看这个女孩以后会怎么样。有一天有个很会讲话的男人，抢去她的心，她非常惊喜，因为终于找到一个懂得她的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她对那一段爱情很幻灭。于是到她30岁的时候，觉得人生其实再没有什么期望了。
《环球人物》：这种对人生的解读是比较伤感的。
宋以朗：其实张爱玲到了美国，遇见赖雅是一种惊喜。本以为什么都看通看透了，没想到还能有这种意料之外的际遇。
《环球人物》：她这一生的基调，都是童年受大家族生活影响的结果吗？
宋以朗：如果你仔细看《小团圆》，会发现张爱玲认为家族对她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小说里面有很多细节，比如从童年开始，有好几处都是家人在逼那个小女孩做一个选择。最开始是满周岁的时候“抓周”。父亲希望小女孩抓一支笔，但是她最后抓了钱。第二次是小女孩的母亲在欧洲，父亲的情妇问她：告诉我你喜欢谁多一点，是我还是你妈妈。这个时候小女孩已经学会，你逼我做这个选择，我要算一算利益。我妈妈人在欧洲，可是你在这里，我天天都要靠着你，所以答案当然是我喜欢你。做选择对张爱玲来说，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她答复以前要算过那些利益关系，而不能根据自己的心意。
这是大家庭对她的影响：选择是一件严肃甚至残酷的事情。小女孩长大以后，也就是小说中的第三部分，有一天她跟男主人公摊牌，说你有我，你同时也有另一个女孩子，让男主人公在两人间做一个选择。对她来说这应该是很严肃的考虑，结果男主人公的回答是：牙齿是好好在嘴里面，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拔掉一颗呢。这是他的答案。
这个时候，小女孩就明白了，他们不是同一类人。对于选择，我是严肃的，你是疯狂的。有很多人说张爱玲爱算计，其实那都只是童年选择的一种重演。
“她非常麻烦，但也非常可爱”
《环球人物》：您父母是怎样评价这位好友的？
宋以朗：可以说她非常麻烦，也可以说她非常之可爱。很多时候，我父母需要想办法，才能让她去做一些事。比如说，我爸爸80年代为张爱玲编了一本书，需要作者写一篇自序。一开始我爸爸写信去问张爱玲，她一直不回复。后来她寄了一篇论文来，我爸爸看来看去，觉得应该是她弄错了，寄来的是另外一篇文章。
这之后我爸爸再给张爱玲去信，她就一概不回复了。我爸爸只好替她写序，稿子是一行文字一行空白，寄给张爱玲，说你有什么要改的，可以在空白的地方改，张爱玲看了之后，居然一个字也不改。
《环球人物》：她为人处事方面是否有什么缺憾？
宋以朗：我不觉得她有什么缺憾，她有时是喜欢玩儿，她喜欢这样。其实是人家觉得不方便，可是她为什么要方便人家呢？
《环球人物》：您父母成为她遗产的执行人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惊讶？
“独立率性，真正按自己的心意而活”
《环球人物》：您对张爱玲有什么印象？
宋以朗：我12岁左右见过她，她对我来说只是家里的一个客人。我对她的印象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姐姐告诉我张爱玲近视，看不清东西，可是她不戴眼镜，所以当她摘下眼镜来你不知道她是不是看得到你;另一部分是我们家佣人告诉我，张爱玲喜欢吃隔夜面包，买了面包不是回来就吃，而是放到第二天面包变硬了再吃。
其他的东西有很多都是人们的想象，有些事根本是创作，比如很多人说她死的时候穿着深红色的旗袍。可是她晚年时身体非常瘦，旗袍是很难合身的，所以她肯定是不常穿。
《环球人物》：您觉得张爱玲的个人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宋以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欣赏的是她的独立，她不想去依靠外人、外力，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特别的。还有她很真实，她反对那种人造的、矫情的东西，所以无论写文章还是做人都很通透。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这是1955年我妈妈陪着张爱玲在香港拍的一张照片，也是她最广为人知的一张照片。你看这张照片，很容易就会被她的姿态打动，这种充满自信，不服输的姿态。照片这么小，她的生命力、神采和韵味都还是能流露出来。有人总认为她的人生很不幸，晚景很凄凉，但是我觉得这样想的人是因为心里还有陋见，觉得一个女人应该有个家庭，哪怕吵吵闹闹过一生才叫幸福。但是张爱玲开辟了一种活法，幸福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充实地生活。
《环球人物》：到今天，张爱玲去世20年了，还是有很多人喜爱她，为什么她有这种持久的吸引力？
宋以朗：王德威说过，人人仿佛张爱玲。很多人喜欢张爱玲是因为他们从张爱玲身上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我遇到过很多的“张迷”，不同知识层次和年龄段的都有，他们对张爱玲的解读都不同。读得浅一点的人喜欢她小说中迎合自己心意的地方，比如一些金句，一些逆袭的故事，他们喜欢张爱玲的聪明;看得深入一些的，喜欢张爱玲对生活的深刻临摹，他们和张爱玲在对生活的领悟中成为了知音;读得更深的人，喜欢张爱玲的活法，说“范儿”也好，“腔调”也好，其实都是张爱玲的生活态度，独立率性，真正按自己的心意而活，这就是张爱玲的真正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