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生前谈起人生经历，曾充满深情地说：“回顾我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到有三个转折点，一是1951年由香港回内地工作，奠定了报国的方向；二是1981年到美国学习工商管理，开阔了治学的领域，彻底转变了我的专业方向；三是1995年参加民主建国会，踏上了从政的道路。如今，回过头来看，虽然每一次都有一定的风险，但我认为这几项选择都是正确的。”
少年只身返回大陆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中的北平，父亲给他取名思危，寓意“居安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事实上，成思危的一生，也充满了选择与转折。
成思危12岁生日那天，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来的纪念册到位于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社，找到正在上班的父亲给他题词。父亲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自强不息”4个大字。“当时，我猛然省悟到，这4个字不仅是他对我的殷切希望，也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这4个字，成为激励成思危一生的座右铭。也正是这4个字，使成思危从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在我国化工界享有很高声望的专家，继而成为我国著名的软科学专家和管理科学专家，也正是这4个字使他从学者成长为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
1948年，成思危随家人南迁香港，进入爱国名校香岛中学学习。不久，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香岛中学的师生一片欢腾，成思危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并在五星红旗下留影。
1951年，16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他瞒着父亲，回到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那时候，他刚加入共青团不久，同时又受到了党组织的鼓舞和召唤，新中国热火朝天的新气象对他来说有着无限的吸引力。
顺境不懈怠，逆境不沉沦。成思危的人生写满了自强不息。
“文革”结束，不少和他一样曾经怀着报国理想投身新中国的香港青年，带着复杂的情感离开了内地，而成思危却选择了留下。
中年转学管理科学
1981年，成思危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放弃化工，在朋友们看来，成思危是另起炉灶从零开始，并非明智之举。然而，他只要是认定了的事，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成思危说，1981年他能够放弃化工改学工商管理，并使这次选择成为自己人生第二个转折点，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在驱动着他。
由于是从化工专业转学管理，最初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在短短3年时间里，他愣是凭着一股韧劲儿，发表了十来篇学术论文并获得了奖学金。当他把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拿给他从台湾赶来、当时已80多岁高龄的老父亲看时，成绩单上是3个A和1个A+。“我那一生都不肯轻易表达情感的老父亲也夸我：没想到你近50岁的人了，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毕业的时候，成思危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的要求。曾荣登《福布斯》中国台湾富豪榜的父亲对他说：“毕竟，我们的家业在台湾。”而成思危认为，他的事业在大陆。一生不管儿女政治倾向的父亲，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回国后的20多年，成思危官越做越大，境况越来越顺，但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做学问搞研究。他实话实说：“像我，说实话，不学习，照样当官。我为何这么辛苦，周末周日还要写东西？我就是不愿懈怠下来。”
他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1994年他担任化工部副部长，198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每次开会，他不仅在小组讨论中踊跃发言，而且至少要作―次大会书面或口头发言。他的发言稿《没有研究就没有决策权》《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决策体制的改革》《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今天读来仍可领略到其中的真知灼见。
花甲投身治国政坛
心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的成思危，认真履行参政议政职责，引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注意，也成就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三次转折。
1995年，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孙启孟在成思危59岁快要退休的时候，郑重地向他发出了邀请。这让身为化工部副部长的成思危犹豫了好长一阵。他想，“退下来后，可以腾出时问写点文章、讲讲课、带带研究生，还可以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了空还可以去世界各地走走转转。而参加民建，肩上的担子就重了，就意味着要承担一份责任和义务。”因此，成思危没有立刻做出回答，而是答应要认真考虑一下。
“人到60岁的时候，你走哪条路？是到此就激流勇退，还是要继续做贡献？”
然而，真正让成思危下定决心的是孙启孟的一句话：“作为一名民主党派的代表，你的意见和建议可以直接让中共中央听见，这样不是可以实现你的理想吗？”“从我当初的志向，报效国家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就是可以真正地参政议政了。”成思危这样说。于是，成思危欣然接受了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邀请，加入了民建，并在1996年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
从此，成思危从为学走上了从政的道路。他的名字开始活跃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成思危奉行的做人的原则，也是他参政议政的真实写照。在他任职内的一系列人大、政协会议上，他和民建每次都会提出一些有分量的提案和建议。就这样，成思危频频出现在各种重大场合并亲眼目睹了许多永载史册的大事件。 自1998年3月开始，成思危连续当选为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生的第三次转折，也让成思危由学者转变为政治家。
在紧张的国务活动之余，成思危不仅担任着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主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等学术和教育职务，还是北大、清华、北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履行着一个“园丁”的职责。他讲课非常生动，有时连礼堂的过道里都站满了听众。讲到精彩之处，掌声更是经久不息。成思危当老师也非常认真，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对学生进行指导；学生们对他这位老师也由衷地敬佩，归纳为3个没想到：没想到成老师的英语有那么好，没想到成老师的学问有那么深，没想到成老师那么爱上网。其次是三感慨：感慨他殷殷以求的目标和孜孜不倦的勤奋；感慨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风范和作为专家学者的严谨；感慨他博闻强记的智商和出口成章的口才。是的，仅就好学勤奋来说，凡是接触过成思危的人无不认同。每次乘火车外出视察，他上车后先是与随行人员聊上几句，交代一下工作，然后就走进包房，关起门来开始工作，有时到了吃饭的时间还得秘书去叫他。吃完饭，看一会儿书（他认为这是一种休息），就又开始工作了。平时在北京，下班回到家，他一头就扎进了书房里，坐在电脑前开始研究工作。多年来，他潜心研究学问，把学术研究当成人生的一大乐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乐在其中，自得其乐，其乐无穷”。他为自己做了规定：不管有多忙，每天要写一篇读书笔记，每月要写篇文章，每年要写一本书。有人问他：你平时政务这么繁忙，能完成这些规定吗？他回答：我这几项规定从未因职务和工作的变动而有所改变，相反，我常常是“超额”完成任务。几十年来，他从未休息过一次像“十一”和“春节”那样的长假。
很多人一听到成思危的名字，马上就会联想到风险投资。成思危是我国研究风险投资最早的学者，被公认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1998年3月，民建中央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一号提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掀开了中国风险投资大发展的序幕。
对于“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称谓，成思危表示，“我已经两次公开声明辞谢媒体给我的这顶桂冠。”他说，我愿意做中国风险投资的一个积极的倡导者和促进者，但我不希望给我过高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这样的桂冠。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吸取的中国的古典智慧。
成思危说，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作为学者，治学是参政的基础。发表意见也好，推进人大立法、监督工作也好，他都要以治学为基础。“我的工作涉及经济立法比较多，没有学术研究，是做不好的。”他坦诚地说。
逝世前，成思危虽然已经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多年，可他依然担任着中科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科院虚拟经济和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等职，每个月仍在坚持授课，为学生讲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默顿的《金融学》。
2002年末，成思危以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人民网关于虚拟经济问题的讨论，在网友中引起强烈反响。而此后他两次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更是与人民网网友形成了良好互动。
2003年3月27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接受人民网记者视频专访，成为第一位做客网媒的国家领导人。面对网友“副委员长、同志、先生、成老，您最喜欢哪个称呼”的提问，成思危坦承，“我最喜欢的称呼还是同志，叫官衔我总觉得有点生疏，叫先生是对我的尊敬，但似乎还不够平等，叫成老那就容易使我感觉自己确实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