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长时期处于农耕文明，重农抑商的观念和政策长期占主导地位。在传统中国社会，“学而优则仕”是通向权力和荣华富贵的捷径，商人则为“四民（士、农、工、商）”之末。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和深入人心，这种观念及相关政策会发生深刻变化，但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
如今我们在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经常说“政府越位”。那么，它为什么会越位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家缺位，严重地缺位。
在中国的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一个难解的 “结”。我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两难：国有企业的体制内，基本不产生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国有企业，是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的。在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其领导人几无创业活动，也不直接承担投资和经营风险。对他们的遴选、考核和升迁，都意味着他们是准官员，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
有人问，从国企领导到企业家有多远？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国企领导与企业家之间一般是不存在通路的，除了个别特例。如何通过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实现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使绝大部分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成为拥有企业家的企业，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破题的关键性改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