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渊源
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国内的通说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既是刑法铁则，也是宪法原则，更是刑法学的永恒课题。据考证，在古罗马时期，就有过这种意喻的法律规定，被称之为“适用刑罚必须依据法律实体”，但由于当时的犯罪构成要件并不明确，所以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学界普遍认为，罪刑法定的渊源为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自由大宪章》。该宪章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相比之下，我国罪刑法定的历史则显得十分短暂，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帝王统治下的缘故，君主们对老百姓采用的是愚民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律是不予公开的，所以，不可能做到罪刑法定。直到1997年，为了迎合全世界刑法发展潮流，新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法学的进步与发展。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有利于保障人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使得公民知道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公民可以按照法律的明确规定，约束自己的行为。相反，如果不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公民则会对自己所做出的行为，时常感到惴惴不安，笔者认为，这侵犯了公民的自由与人权。基于此，笔者坚决赞同将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最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因为犯罪嫌疑人可以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为自己进行陈述、申辩，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法院做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决，甚至还可以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率。
（二）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公民对司法进行监督，提高司法效率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这么做，可以防止人为因素的干预。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时，只能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如果不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工作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就会受到事实与法律外因素的影响，由于中华民族是一个重人情的民族，所以，在司法过程中很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的影响，这样就极有可能会造成案件久拖不决或是审判不公正的现象，从而有损法律的权威。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弊端
（一）无法及时规制新出现的违法行为
罪行法定原则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此，法官在对一个新出现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处置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该行为在刑法中有没有被规定为犯罪，否则就不能定罪处罚。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手段及其使用的技术越来越多样化。以前制定的一些法条已明显滞后于如今的这个时代。而我国是个成文法国家，刑法典具有其稳定性。刑法典的重新制定或是修改都是一个十分巨大的系统工程，所以，不可能频繁地更新法律。这就使得法律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与脱节。
（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罪刑法定原则即要求罪刑以法律条文的方式确定下来，立法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民众能够明白法律所要传达的意思。因此，刑法的规定就应当明确。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公民及司法工作者以明确的指引。但是，由于篇幅、立法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一些法律条文及术语不可能特别的明确与具体。这就有可能为一些不法之徒赢得了可乘之机。
四、完善罪刑法定原则的建议
虽然，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着弊端，但笔者认为，不可因此而否定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但是，罪刑法定原则是急需完善的。以下是笔者的一些建议：
（一）提高立法质量
笔者认为，完善罪刑法定原则的首要举措是提高立法质量。立法质量越高，存在的法律漏洞便会越少，所用的语言便会更加清晰、明确，更有助于公民了解法律，从而遵守法律。措施如下：①提高立法者的素质：立法者不仅要拥有一定学术水平，而且还要拥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到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他们对刑法领域未来的发展一般都能够做出较为准确的把握。②提高立法技术：可以在刑法中增加空白罪状的运用，这样可以为社会的发展留有空间和余地。因为，就如前文所述，刑法需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社会每天都在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情形，必须在刑法条文中留有空间。
（二）赋予法官更多地自由裁量权
由于实践的复杂性与法律的滞后性，笔者认为，必须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而且，随着法官素质的不断提高，法官完全有能力就具体案件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因此，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完全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