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社会劳动与教育进行有机融合，是马克思基础教育理论的重要原理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很好地坚持了这一原理，而且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新中国建立后，作为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经过反复的实践与缜密、细致的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其实质内容与主要精神，就是要使教育制度同劳动制度紧密结合，让各级各类学校不仅仅成为哺育各领域人才的摇篮，更要承担起培训劳动后备军的光荣使命，进而从根本上克服并改变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相脱节的问题。刘少奇的这一教育思想对于今天探索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把握中国现代教育规律，开辟中国教育新途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一、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酝酿与初步形成
二、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实践与推广
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一次党内重要讲话中对半工半读制度和劳动教育思想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我这里所提到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体的，既是劳动制度，同时又是教育制度。具体点来说就是在农忙的时候种地、在农闲的时候读书，或一段时间做工、一段时间读书。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制度作为正规的劳动制度、正规的教育制度来看待。”[1]p465
1964年国家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于是刘少奇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倡导实施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会议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全票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相关意见，并决定采取多种方式、多个步骤来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当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学制问题研究小组。次年又先后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和农村半工半读教育会议，中央转发了两个会议的报告。1965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是努力促进文化革命，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全党重视”。1966年3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教育领导小组，刘少奇为负责人。
三、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实践价值
刘少奇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是其根据我国具体国情而提出的教育改革设想，其目的是为了改善中国的教育制度、劳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思想会发现它有着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第一，它符合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有利于教育的普及。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制度主要是全日制学校，靠这种单一的学校制度在我们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里是难以普及教育的，不仅国家负担不起，而且家庭也负担不起。而半工（农）半读能令国家在不增加教育经费的前提下，为更多的青少年创造学习的机会。这不仅减轻了家庭的教育负担，使年轻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且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社会实践，增长了阅历，为社会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
第二，它调动了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有利于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倡导，各行各业掀起了一股试办半工（农）半读学校的热潮，从1958年和1964年前后的两次实践结果来看，他的这一思想打破了过去只靠国家投资、教育部门包揽办学的局面，扩大了招生规模，提高了学生的入学率。把全社会办学积极性调动起来，无形中也促进了各级学校的办学质量，实为采取群众路线快速发展教育事业的有效方法。
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有利于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半工（农）半读的学员往往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学生又是劳动者，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劳动，把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既能令他们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使之成为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型社会主义劳动者，又能把刚刚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并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对此刘少奇也曾指出：从长远来讲，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可以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社会主义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1]p466。因为半工（农）半读培养出来的人，同传统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同，他们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际操作经验，既能当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又能当普通工人、农民，在这种新人身上，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
第四，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不仅是对用工制度的改革，而且可以缩小农工差别和城乡差别。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用工制度主要是固定工制度，这种制度的弊端集中表现为通常人们所说的“铁饭碗”，用工单位不能根据需要增减，劳动者也不能按个人条件选择职业。而大量录用亦工亦农的临时工，企业可以根据需要招收人员，职工家属可以不随之进城，矿山等行业的职工可定期轮换，大大减少职业病。同时也可以使农民学到技术，为农民的多余劳动力找到一条新出路。从长远说，这种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结合，既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直接促成了城市与工业对乡村与农业的反哺。这既是对城乡二元化壁垒的冲击与破除，也是对“两种制度”思想和实践的推广与延续。
综上所述，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进步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尽管这一思想在内容表述上略带有些许理想主义色彩，特别是后期还将其与反修防修联系到了一起，但瑕不掩瑜，况且这毕竟是由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我们不应过分苛责于前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指出：“现代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对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形式上、结构上、内容上都应有所创新。”这无疑是对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与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