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瑞尼尔？格伦德曼是当代德国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他的思想，国内学术界虽有涉及，但多数只是简单把他归为“人类中心主义”，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实际上，他的思想非常丰富，他对目前许多人仍然崇拜的自然主义以及倡导的生态平衡等流行观点的深刻批判，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气候变暖问题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问题，仍然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在他看来，生态问题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拥有相当的解释空间以应对生态问题，需要的是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创新。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类通过技术控制自然，人类的进步就在于技术控制，生态危机实际上是人类没有真正控制自然的结果。生态危机也不仅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对于人类并不只是和善，自然法则也不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自然和谐、生态平衡实际上都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审美追求与利益投射，并非真的是“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和谐与平衡。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急于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也无法抛弃，而是要重新构造人类中心主义，从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走向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
关键词：生态危机；马克思；支配自然；异化
针对生态问题的挑战，当代马克思主义已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回应。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我称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应。其倡导者声称生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是无法解决的，它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核。其中最著名的作者是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2。 与此相对立的是一种试图捍卫马克思主义内核的思潮，我称之为当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3。 在这两者之间，我们还可以找到第三种。它认为，尽管事实上生态问题已经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他们确信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蕴含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绿色环保主义者，尽管他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1。 最近，特德・本顿（Ted Benton）在一些作品中提出重建蕴含生态学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2 他企图绕开上述研究的陷阱和缺陷。他断言，“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著中存在大量与生态学观点完全相容的东西”3。但他同时也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重新筹划与构造。他主要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充分考虑到自然有限性对人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局限。4在本顿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一方面夸大了生产劳动过程所具有的潜在变革性，另一方面又缺乏对其他相关的自然条件或非人为的各种条件与限制进行理论说明，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纳入考虑的范围”5。 本顿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毫无悬念地支持生态要求”6与“马克思主义者与生态论者之间存在大量的过节”7的悖论也源于此 。本顿解决这个悖论的办法是强调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含混性：“我的核心观点是，一方面，对于哲学和历史理论中的唯物主义前提的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另一方面，他们的一些基本经济理论也不尽相同。”8 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是不彻底的，由此推出的概念和假设也必然疑问重重。9
我的观点是既承认生态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的嫌隙，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问题上有解释空间。事实上，其解释空间远远超出本顿的预料。我希望这样做没有犯一厢情愿的错误。在承认上述悖论的同时，我设想了一种不同的解决办法。
为概念清晰起见，我首先要对生态问题下个定义。然后我将在比本顿更开阔的视野下，把马克思的理论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以便考察“马克思夸大了人类劳动对自然的改造”的论点。在下一节，我将讨论与之密切相关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支配自然的观念。随后，我将考察两种不同的“异化”内涵，以便有助于说明我的观点。最后，我将提出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该悖论。
一、什么是生态问题？
生态问题的界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生态问题的解决思路。同理，生态问题的分类既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对它们的评估，也决定了解决思路。但本顿在此问题上没有做过更加细致的分析。他似乎直截了当地假定：自然资源的枯竭和人口增长是最紧迫的问题（至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然而，如许多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生态问题至少包括以下方面：（1）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2）地下水资源的枯竭；（3）有毒化学品的扩散；（4）危险垃圾的扩散；（5）侵蚀；（6）荒漠化；（7）酸化；（8） 新化学品。1在一本富有启发性但少有人论及的书中，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 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廴荆唬á）自然资源枯竭；（iii）物种灭绝；（iv）荒野破坏；（v）人口增长。2
由于（1）、（3）、（4）、（7）和（8）可以归并进外延更广的类型（i）中，所以我将以帕斯莫尔的列表为基础展开进一步的讨论。由于（＃┖停áぃ┛梢匀菽傻剑ii）中，所以我们可以把污染、资源（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枯竭、人口增长作为最基本的生态问题。3 人口增长在两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一个生态问题。第一，它可以被看成是导致污染或资源枯竭的原因：因为人口的增长导致对原材料的更激烈争夺，或者导致更快的技术发展，污染作为其副作用也随之增长。第二，它本身就被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生态问题，也就是说，在有限的区域内人口的快速增长将危及人类的健康。因此，从第一层意义看，人口增长是造成生态问题的一个原因；从第二层意义看，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态问题。污染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生态问题，由资源枯竭和人口增长共同导致。因此，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生态挑战比本顿所说的二重性问题更为严峻。
在明确何为生态问题之后，我们需要解释其起源问题。考虑到经济和社会理论等不同学科的理论解释，我们建议对生态问题的起源排列如下：（a）人类行为的非预期后果4；（b）技术（伴随着严重的工业事故）5； （c）经济增长6；（d）外部性行为7；（e）导致集体非理性的个人理性1。
生态问题绝非上述任一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人类行为的非预期后果本身不一定会导致生态问题，无论是理性行动、异化行为、经济增长还是技术的运用，也不一定会导致生态问题。只有当它们以特定的方式组合才会导致生态问题。然而，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技术因素似乎具有决定性。从另一个逻辑层面说，交通技术在其中又可以说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具有决定性：由于交通技术或者是交通技术的应用，生态破坏行为得以展现与产生后果2。 然而即便如此，除了一些高风险的技术以外，技术同样不能单独看成是导致生态问题的原因：有些技术是中性的，有些技术是有益的，而有些技术会威胁自然环境和人类安全。（至于必要的限定条件，可参见下文）。这有多种意蕴。其一是生态问题不是任何简单办法可以解决。因为不可能通过任何简单的因果推理解决所有的生态问题，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另一个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近些年，社会各界才开始意识到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正是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清洁”的着迷，似乎人们能够实现完全没有污染的自然状态。3面对这样的清洁神话，我们应该能回想起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非常精辟的评论，即使是在其他的语境中，一个人也可以观察到，“不清洁是不当行为”4。 举止不当是依据所处社会既定的文化价值体系来确定的。至于西方社会，我们可以说，损害健康或者是毁灭野生生命，或许是一种审美上的犯错行为。5生态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特征，现代社会必须存在而且必须与之相伴。在与之相伴的过程中，生态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只能逐步减少、改变和置换。也有可能是这样，形成问题感知的文化力会发生变化。于是，生态问题的定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6 二、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与这些生态问题的研究发现联系起来，就会感觉，他似乎已经考虑了生态问题产生的各种可能的“原因”。可是，他最为人们熟知的还是对具体的资本主义私人理性行为模式的特别关注，这种资本主义的私人理性行为模式由于对利润增长的无止境追求导致“外部性的”和非预期的后果。（如果导致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并非主观故意，或者至少部分不是出于策略性考虑，那么它就是第二个后果。）毫无疑问，这就是马克思对他在那个时代目睹了的许多生态问题的回答的核心。正如他在《资本论》中所写道的：
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
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是很妥当，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非资本主义企业）也会产生生态问题。尽管如此，我将证明马克思的分析依然深刻、恰当，提供了对生态挑战的洞察力。
与本顿相反，我坚持认为，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分析的思想重建，完全能够阐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2。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存在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它不得不依赖自然又得对抗自然而存在。这就是说，人们为了生存（获取食物、住所等）必须生存在自然中3，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必须运用技术改造自然。人与自然的这种双重关系已从简单形式发展成为复杂形式。在原始社会，自然仅仅是被“占有”，即采集果蔬与打猎。随着技术的进步，对自然的占有不再是直接的，而是中介性的，这个中介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技术揭示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4， “但是正如人需要用肺来呼吸一样，他在生产过程中也需要借助某种人类生产的东西以消耗自然力”5。马克思称这个过程为“新陈代谢”或“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代谢）6。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技术已获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中介性的这种历史解释，那么，那种退回到人直接占有自然的想法就是不现实的。因此，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是必须立足于人类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我的看法是马克思的理论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本顿认为马克思高估了劳动过程对自然的改造能力。首先，他指出：“与生产性的、改造性的劳动过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农业劳动过程中，人们主要不是利用劳动对原材料进行有目的的改造，而是利用劳动去维护或者治理环境以便种子、家畜能够生长发育。其中确实存在改造的过程，但这个改造源于自然所赋予的有机机制，而非源于人类的劳动。”7但是，马克思显然意识到这一事实（本顿非常碰巧地通过《资本论》转引了亚当・斯密的论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本顿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马克思来说，既然人化自然与天然自然有巨大区别，人类干预自然的过程也可以看成是改造行为1。所以，我根本不认为改造型劳动过程与“生态治理型”劳动过程之间存在重大区别。本顿强调，所有的劳动改造过程都发生在一定的自然限制和环境条件下，这些环境条件一般是“不受主观控制影响的”，在某些情形下甚至是“绝对不可控的”。不过就此而言，这与其说是一个已经确定的事实，而不如说是一个经验证据问题。本顿宣称对（太阳辐射、气候干预和生物工程技术）之类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持开放态度。2但是，一个人如何评价技术的可能性是一回事，这些可能性的存在或即将存在又是另一回事。本顿过分狭隘地因这些技术后果的不良性而看扁其可能性。撇开这里的混淆不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顿特别强调“背景条件”和“自然限制”在现实世界的不同特征，可是当前的工业社会发展恰恰是建立在破除二者之间的界限基础上，原材料替代、新合成材料开发、基因工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就是典型的案例。
三、支配自然
在新陈代谢概念框架中，讨论最多（当然也经常被忽视）的就是对自然的支配问题。技术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的中介：若没有技术，人类无法实现与自然的交互作用。马克思的研究实质上是建立在黑格尔的思想基础之上，“只要人类进行生产活动，他就有决心把可获得的自然客体直接转化为劳动手段，而且正如黑格尔正确指出的，不假思索地把它们直接纳入劳动过程”3。他说：“自然界没有制造机器、机动车、铁路、电报、自动纺纱机，这些是人类工业发展的产物。那些转化为人类组织器官的自然材料将支配自然。它们是由人手创造的、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人类知识力量的对象化。”4
追根溯源，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属于来自培根、包括黑格尔和尼采等思想家的话语体系。5（然而）这种现代自然概念虽然长期影响着哲学研究，近来却不断遭受质疑。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无论“现代”自然观的基础如何雄厚，马克思并没有完全附随培根和黑格尔的思路，而是独具心裁地开辟了一种新思路。因此，我们在讨论马克思的思想时，就会触及整个传统哲学。一些诸如生态原教旨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的观点，就会向这整个哲学话语体系发难，因此可以把马克思的自然观作为测试现代自然观统一性的例子。在我看来，自马克思对“支配自然”概念赋予令人钦佩的构想以来，这是更为有趣的事情。在这里我需要提到两点：（1）支配自然的概念意味着把马克思描绘成只关注利益和需求的人。这不由让人想起具有点石成金能力的迈达斯国王。现在已经十分清楚，毫无理性地支配自然将导致自我毁灭。同样，一个社会如果丝毫不考虑支配自然带来的巨大影响，也谈不上有资格支配自然。在这个维度上，常识被颠倒了。在常识中，支配自然理所当然地会带来生态危机。但是，二者之间并非符合因果必然联系。（2）马克思把支配自然的概念与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史上首次）人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到那时，人们的觉悟程度普遍提高。由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全面认识，因而，人类可以精心地控制自身的需求，使得所有的自然产品和社会条件成为理性行为的产物。因此，共产主义达到了支配自然的顶点。 由于对这个关系的误解，生态学家和其反对者都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是互相排斥的。接下来我将采用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的方法来揭示其荒谬性。对于自然来说，很难知道什么才是“正常的”。生态学家可能会认为“正常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平衡。但我不能理解这种没有涉及人类利益和规范的定义有何意义，我认为自然总是处在“与自身的平衡当中”。以河为例，由于污染（洗涤剂），鱼将不能生存。但除了鱼，其他动物和植物（例如藻类）都在蓬勃生长。生态学家面对这样一个观点，可能会说，如果这条河不能以它自己的力量回到从前（“正常的”）状态，它的生态系统将会被称作“不平衡”。但这种说法不过揭示出对更高级的生物即人的偏好，而低级生物如昆虫和细菌通常被置于生态推理的关注之外。（艾尔贝特・施韦泽试图将他的观点贯彻到底并为舌蝇和结核菌的生存权利进行辩护。这个在道德和宗教方面都激进的立场，使得人类无所适从。考虑一下艾滋病病毒的案例。）
让我们再次来证明这个观点，设想一个河水枯竭的案例。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再一次看到由沙子、石头、植物、昆虫、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构成的“自然”。生态学家可能认为自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在被摧毁。在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重新回到（如果仅仅是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即人类需要维护自然的复杂性。这时坚定的生态中心主义会认为自然（本身）应该是复杂的。但是，除非采取神秘的或者是宗教的立场，否则主张让大自然自在地发展的背后往往是人类利益。隐藏在这种人类利益背后的动机要么是审美的或者是纯粹的个人私利，要么是基于人类对环境的普遍关心。如果我们不以一种狭隘的、经济的、短期的观点来看待“自私”动机，那么所有的标准都可以归为这个动机。我怀疑的是生态话语已经发展到反对经济发展的地步，同时也继承了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缺陷，即把短期理性（如在经济行为中表现的）认同为理性。由于这种短期理性认同的结果，拒绝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生态问题的解决导向就顺理成章：因为人类本质上是目光短浅的，由此推之，他们的需求不应该作为生态政治的标准。只有摆脱了这种困惑之后，人类中心主义对于 “繁荣的自然”的关心才成为可能，因为它无论如何不会成为导致生态问题的帮凶。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坚持认为这个观点在“繁荣的自然”问题上是唯一能够自圆其说的观点，也是唯一能够公开接受批判、从而促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的观点。
五、对自然的多种解释
在当代生态思想的最新研究中，摩希尔德・奥斯勒（Mechthild Oechsle）发现自然主义是一种主流的观点。根据她的看法，自然主义以如下的方式运作：它首先将自然和社会并列起来；自然与社会处于彼此对立之中；然后它试图以社会适应自然法则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对矛盾。“自然主义意味着试图从自然法则的视角去解释社会，从生态法则推导社会的组织原则与社会生活规范。”1海克尔（他创造了“生态”这个词，“生态学”即用来表示生物体与他们的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已经声称，人类应当以符合自然法则的方式进行生活。在生态话语体系中，这种自然主义的政治倾向很流行，也非常引人注目。持有这种见解的作者包括，持保守意见的格鲁尔（Gruhl）2、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者哈里希（Harich）3、无政府主义作家布克金（Bookchin）4和生态社会主义作家拉隆德（Lalonde）5。 所有这些人都声称掌握自然及自然法则是新社会的基石，可以解决生态问题。格鲁尔和哈里希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强调自然运行中的铁的必然性，由此他们要求采取强硬的政治措施。布克金认为生活中的自发性和自然中的自发性是彼此交融的6；拉隆德强调自然是自组织的，社会也应当是自组织的。“自然”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权威。然而，仔细分析表明，每种有关自然的解释都只是作者的主观构造。因此，“自然的本质”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由此可见，任何有关自然和生态的话语都是有预设前提的；话语参与者的文化背景决定这些预设前提――它们是历史的产物。因此，自然或生态问题的定义总会包涵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例如，奥斯勒适时地维护了人类在自然中的特殊位置；她也恰当地拒绝接受生态自然主义。然而，她对待人类中心主义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也导致其含混不清的辩护。再次重申，在我看来，人类在自然当中的特殊位置是以它对自然的支配来表现的。为了区分这两个问题，即人类是否在自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它是否应该支配自然，奥斯勒（赞同地）引用了芒福德（Mumford）的观点，后者声称，在西方文明中有着“民主的”技术的例子。 这个观点使她在无需接受支配自然的概念的情况下捍卫人类中心主义，然而，区别民主的和独裁的技术只在涉及人性的问题上才是有意义的，与自然无涉。任何一项技术，即使最温和的，它也形成了人类支配自然的一部分。1奥斯勒同意像埃默里（Amery）、巴罗（Bahro）和迈耶・阿比希（Meyer Abich）之类作者的观点，我们必须研究自然破坏的源头。这些观点在独特的西方人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中都可以看到。如埃默里所说：“我们必须揭示这些历史的和理想的态度的根源，方能开启全球革命的艰辛进程……如果人们忘记这些根基，所有必要的建议将会遭受政治和社会的阻力；只有当我们意识到那些根基已经深深植入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当中，这种尝试才有可能成功。”2 但这种“全球革命”似乎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有些人可能认为它非常危险。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研究用现代手段解决这个疑难问题的各种可能性。
人类并非要固定生活在某个地点，这个星球上几乎每一个地方实际上都可以居住。他们以此与大多数只能在有限的地理、生物、气候区生存的其他动物（当然包括植物）区别开来。人类是如何能够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生存的呢？答案是：他们通过自己构造一个第二“自然”3。 这种人工、人造的自然体现了与自然抗争的必要性；这是对人既生活在自然中、又与自然相抗争的这样一种明显矛盾的解决方式。但是更进一步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因为人类用一种可预见的方式组织他们的生活，这里他们没有“天敌”，因而有别于其他的物种。但是他们不时地遭到大自然其他因素的对抗，即自然对他们进行压制。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看到的，自然的各种力量“经常处在与人类为敌的位置上，使人类必须以武力和独创性进行征服，尽管人类鲜有机会成功。”4 因此，自然并不总是对人类有益的。把自然等同于“善”，把技术和人类文化等同于“恶”，是完全错误的行为。5自然的道德化鲜有益处。正如帕斯莫尔已经正确看到的那样，“这些自然过程实际上是相当有害的；因此，让我们说，就满足人类的消费而言，生存在花岗岩地区的牡蛎应当受到谴责”， “自然”并不必然是无害的，更不用说对人类有益”6。完全相同的情形也体现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地貌上，阿多诺说：“文明的伤疤和林木砍伐区之外的无人区都足以证明，自然并不是令人愉悦的、温暖的，自然并不只听命于人类；它们揭示了自然的真面目。自然通常给人的印象是有限的，富有小资情调的，是历史上家庭繁衍的微小空间的感伤之地。林中的骑马小道就是一种文化哲学。”1 帕斯莫尔在对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生态第三法则――顺应自然”的观点做出回应时再次指出：
确实够了……生态系统中每个人的干预行为都可能对那个系统的运作方式产生干扰，以致危害到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它适用于每一个变化，人为的或自然形成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正如它的“法则”所揭示的，任何一个这样的改变，或者大多数这样的改变都会对人类产生伤害。不像手表是为人类的校时而设计的，生态系统并不只为人类的使用而设计的。当人们采摘植物的种子播种到清理过的地里时，它就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那早已习惯进食成熟种子的有机生命。但只有顽固的原始主义者才会提出我们农业祖先的行为是破坏人类利益的。那种完全奉行“顺应自然”的自然界只能维持最贫乏而又单调的生命存在。2
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特别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他尽管不赞同本顿所支持的批判，但他对批判本身持开放态度。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的思路是有问题的，因为和给定的自然世界相比，人类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创造的世界。马克思从维科（Vico）那里继承了“真理类推”原则。3根据维科，自然界是上帝的作品，只需要理解上帝就行了；另一方面，文化是人类的作品，因此只需要理解人类即可。然而，这种思想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理论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预计到这种可能性，即人类认识的对象化，比如现代社会关系，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以至于不再受到每个人理解的影响。马克思的思想――与黑格尔《权利哲学》的第四段的内容一致――人们愈将第一自然转化成第二自然，他们就愈将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马克思批判的真正核心和终极动力来源，这是人本主义的信念，任何侵犯人类尊严的事情都必须遭受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祛除。人类命运的自我控制主题是马克思提升自己批判资本主义（但是，只是早期的生产方式）水平的阿基米德支点。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推演出有关共产主义设想的规范视角。首先，它应该是一个人类有意识控制自己命运的制度化社会。马克思据此来评估过去和现在的生产方式。在这一点上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资本论的开篇部分（第一卷第四节），马克思论述了“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和秘密”。马克思说，古代社会的人们被他们大脑的产物（即宗教）所控制，现代社会的人们被他们的劳动产品所控制。这两种情形都与人类的尊严不相称。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强调异化、物化和拜物教等主题的原因。资本主义遭受批判不仅仅是因为在经济危机中糟糕的经济表现，也不仅仅是因为剥削工人而遭受批判1， 还因为它把工人贬低为奴隶，使他们受劳动工资体系的束缚2， 阻碍工人的自我实现3。但同样的，资本家也被卷入了背离其人性的境况当中：即使他们比工人们过得好，他们也不能控制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总收入。这样，就像原始人恐惧自然界一样，他们也恐惧自己行为的总后果。4
六、马克思的异化
我始终相信人本主义的思维模式在当代社会科学、政治和哲学等理论批判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5 它与目前争论的生态问题也有着直接的重要关联性。因为现代社会如果受到人类改造自然的进程的威胁，那么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上述分析就是可行的。如果我们把技术作为生态问题的核心的话，那么我们就能从马克思的视角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因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使用了“双重的异化含义”。
异化的第一种含义众所周知，我们在此无需赘述。资本主义的异化是在私人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以商品生产（首先是价值生产）为基础而出现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制度一旦废除，这种观点也就失效了，异化也将消失。
但异化概念还存在第二种隐含的意义。马克思在技术分析过程中也曾使用这一概念。也就是说，异化不仅存在于商品定价过程中，也存在劳动过程中。由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框架中的主要概念具有二重特征――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因此异化现象应该在使用价值层面上暴露出来。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基础上发展这一思想的。在《资本论》出版的十年前，马克思一直琢磨如何评价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技术。一方面，他确信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终将导致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另一方面，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劳动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建立在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的对劳动者进行压迫、摧残和剥夺的过程。1这一现象与马克思所构想的美好生活背道而驰，也与他坚信人类具有创造性、应该扩展人类的自我实现的能力的信念背道而驰。
在这里， 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独立的、 不依赖于（活）劳动的； 它不受活劳动支配， 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 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这种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 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奠基石已经埋好。被推动的死劳动已经具备， 而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2
马克思以进化论的视角设想了技术和社会关系的发展3： 新的社会形态或新的生产力会从旧的社会形态中产生。4旧的社会形态孕育着新的社会形态，这正是马克思一贯喜欢的隐喻解释方式。但是这样的解释模式在技术问题上（当然，还包括劳动过程）容易陷入两难困境：要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不断得到解放，在这种情形下，技术进化的构想与社会规范的发展方向相一致；要么技术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共产主义的实现就会成为空中楼阁。5第二种观点是马克思无法接受的，因为对于更加美好的未来来说，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希望。因此，他的办法是把机器生产带来的消极因素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把积极因素则统统赋予技术发展本身。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这种理论上的技巧，它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帮助我们摆脱了困境。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技术还在危害着自然环境（还有人类）。这一点需要改变，为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技术所取代，满足人类需要的标准是它能够被人类有意识地控制，值得人类拥有。与此同时，如上面所述，应该放弃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造成生态问题主要原因的观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性社会理解意义上的社会，它允许人类的自我实现，允许人类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命运，因此，它的首要任务就不是如正统的共产主义认为的那样，消灭私有制，实行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因此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尽探讨的理论（即价值理论、危机理论、阶级理论，革命理论）以外，马克思主义需要直接关注范围更广的现象。然而，这种批判的方法与标准本身目前还在探讨过程中。马克思对技术发展历史的兴趣应当激发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批判学家进行类似的研究。1
回到最初的悖论：假定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研究在基本理念上完全相容，为什么会导致马克思主义者与绿色环保主义者之间水火不容呢？在我看来，答案就在于对支配自然的观念的理解。绿党否认普罗米修斯式的价值取向是罪恶之源，他们试图寻求一种全新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他们赞同世界的返魅2和生态伦理的发展3。一些极端生态原教旨主义者甚至主张彻底摧毁现代自然观，回归“简单生活”的模式。即使这样一个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有可能（我否认这种可能性）或者是可期待（对此我持开放态度），但是它会导致相当严重的社会紧张，远远超过生态意义上的“内嵌”生活所假设的“收益”。
就这个问题而言，我能够肯定的是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处理方式，即使有某种限制条件，还是远远优越于试图建立一种全新关系的浪漫主义幻想。自然与人类之间不可能存在和谐；改造自然的合理形式必须是由现有人类历史文化来界定与说明的。4因此，我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自然的局限性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个悖论是无法消解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远大于这个悖论。本顿对悖论的解决实际上有三点值得推敲。首先，他总是把生态问题简化为自然限制问题，这使他忽视了范围更广的生态问题，即污染及其背后的多种原因。其次，在简化生态问题的过程中，他没有完全说清楚马克思主义者与环保主义者之间在重大问题上的真正分歧。但是，最后，也是最让人担忧的是，他本人陷入了某种形式的生态推理陷阱，他批判马克思主义采纳了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自然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他声称马克思是19世纪自发的意识形态即工业主义与社会进步主义的的受害者一样5 ，他自己也是20世纪晚期自发的意识形态――生态浪漫主义的受害者。
The Ecological Challenge to Marxism
Reiner Grundmann，Tran. Liu Kui，Zhang Suqiang
Abstract：Reiner Grundmann is a well?known German ecological Marxist. His thoughts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studied in China， but most researches and analyses simply concluded them as anthropocentrism generally， lacking deep theoretical analyses. In fact， his theories cover a broad range. He profoundly criticizes naturalism and ecological balance theory， and his criticism is greatly referential for our study of Global Warming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ccording to Grundmann， although Marxism has been challenged by ecology， it has room for interpretation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within its structure and what is needed i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cause of the ecological crises is mans endeavor to control nature， but in fact， man distinguishes himself from other animals for the technical control over nature， and thus， mans progress lies in technical control. The cause of ecological crises is mans inability to control nature. Capitalism is just one of the reasons of ecological crises. Nature is not always benevolent towards man and the natural law is not the ultimate solution to ecological crises. The harmony of nature and the balance of ecology are the manifestation of human aesthetics and interests instead of the true harmony and balance. As a result， we need not and cannot hastily abandon anthropocentrism. Instead， we should reconstruct anthropocentrism.
Key words：ecological crises； Karl Marx； dominance over nature； alie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