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18至1924年初即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不少苏俄、共产国际人士在华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写作宣传文章，并提供马列文献和苏俄革命及建设宣传资料；通过交谈、座谈、讨论、讲课和演说或报告等，并亲手建立与创办、积极帮助中共创办宣传媒体进行宣传。这些宣传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壮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阶级力量，并有利于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的建立和壮大。
关键词 苏俄、共产国际人士在华，马克思主义，宣传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22-0047-07
1918至1924年初即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苏俄代替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不少苏俄、共产国际人士在华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然而，学界迄今对此尚无专文系统讨论。①本文拟在尽可能全面掌握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就这一活动的内容加以探讨，附带论及其特点和效应。
这一活动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写作宣传文章，并提供马列文献和革命及建设宣传资料
从1918年起，在法文《北京新闻》（Journal de Pekin）任编辑的原苏俄在旧俄驻华使团中的代表伊万诺夫（俄语А.А.Иванов）以伊文为笔名，撰写了很多有关苏俄特别是西伯利亚情况的报道和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文章。苏联学者尼基弗洛夫认为：“该报在他手上，由反苏维埃的变成了亲苏维埃的。”通过《北京新闻》，“伊万诺夫告诉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关于苏俄的真实情况”。②
五四运动前后，天津出版了许多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如《新生命》《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南开日刊》和《觉悟》等。曾任苏俄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后来又任北京大学俄语教师的鲍立威（俄语C.A.ПoЛeВoй），③曾化名“柏子”在《新生命》上发表《双十节日的感想》《劳动问题与俄国革命》等文章，指出：俄国革命是由信奉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人指导的，“俄国的劳动者实为推翻俄国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先锋”；“自列宁执政，且推翻私有财产制度，一切生产之机关均收回社会公有，惟劳动者方有享用之权，实足为各国模范”。④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俄语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⑤来华后，一直坚持写作宣传文章。据初步统计，至1924年，维经斯基共写作了22篇宣传文章、2本俄文宣传小册子。在这22篇宣传文章中，发表于《真理报》《国际新闻通讯》《共产主义者手册》《布尔什维克》《新远东》《新东方》等国外报刊的有15篇，其中《真理报》和《新东方》为最多，各达5篇；其他《布尔什维克》2篇，《国际新闻通讯》《共产主义者手册》《新远东》各1篇。于国内的《向导》《劳动界》《新青年》等报刊发表7篇，其中以《向导》为多，达5篇，《劳动界》《新青年》各1篇。这一时期，“吴廷康”“魏琴”“卫金”是维经斯基在中国国内发表宣传文章所用的主要笔名，其中用“魏琴”最多。
此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①、少共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俄语Никольский）②、苏俄使者阿嘎芮夫（A.F.Agarief）③、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Jack Lizerovitch）④等也都写作了宣传文章，发表在国内外报刊上。据初步统计，从1920年11月至1923年7月，马林共写作了26篇宣传文章。在这26篇宣传文章中，以其原名“斯内夫利特”在1922年7月18日《真理报》和《共产国际》（德文版）1922年第22期、1923年第27期各发表1篇，在其祖国荷兰《论坛报》发表3篇；以“孙铎”为笔名在《向导》发表18篇，在《前锋》创刊号发表1篇；还有1篇名为《中国建设与对苏关系》，署名“斯内夫利特”，所发表刊物不详（待考）。尼柯尔斯基写作了2篇宣传文章，一篇于1921年8月21日发表在《美洲快讯》，另一篇于1921年8月11日发表在《共产党》月刊。阿嘎芮夫和李泽洛维奇各写作了1篇宣传文章，前者的于1920年6月1日发表在上海出版的美国报纸《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后者的于同年4月30日发表在《星期评论》五一节“劳动纪念号”。
上述文章在内容上内外有别：即在国外发表的文章主要涉及帝国主义在华态势、中国政治局势以及阶级斗争状况等方面；而在中国发表的文章则主要涉及传播列宁主义、赞扬苏俄（联）的成就、揭露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恶行和反映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等方面。
至于维经斯基出版的两本俄文宣传小册子，其所涉及的内容和维经斯基在国外发表的文章雷同。
在提供马列文献和革命及建设宣传资料方面，如：拥护苏俄政权的原沙皇军官波达波夫（俄语A.C.Потапов）⑤在上海曾向李汉俊提供有关苏俄法令的英文小册子，李译为汉语；托洛茨基的文章也通过他发表于共产主义刊物《新青年》1920年11月第8卷第3号上。
大约从1920年春起，在上海的前述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不时收到从伦敦、纽约等地寄来的英、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刊物及宣传品。其主要有：《每日先驱报》（The Daily Herald）、《呼声报》（The Call）《纽约呼声报》（The New York Call）、《工人无畏舰》（The Workers' Dreadnought）等。这些刊物上经常刊登苏俄领袖人物的文章、演讲和呼吁书等，如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及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拉狄克等人撰写的关于苏维埃及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的文章，还大量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和苏俄情况，并对共产国际的历次会议也予以详细介绍。1920年春夏间，经李泽洛维奇之手这些来自西方的宣传品在上海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中流传，通过他的中国朋友一捆小册子还曾送至漳州陈炯明处。李泽洛维奇还曾亲手散发过一些英国出版的此类小册子，如《英国资本与印度劳工》《英国人的苏维埃》等，以及美国出版的此类刊物，这些刊物刊登有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进行残酷虐待、屠杀的图片。 为了扩大影响，李泽洛维奇还常把上述刊物的文章提供给上海的若干进步刊物，如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朝鲜人朴荫植主编的汉文《新韩青年》《震檀》等。为此，他物色了一些英文能力比较强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做翻译工作，如他找李汉俊翻译了《强盗阶级――肖伯纳赞美布尔什维克》，1920年4月30日出刊的《星期评论》刊载了该文。
1920年4月前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后，在北京与李大钊等北京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座谈时，维经斯基当场或会后散发了一些他们随身从苏俄带来的书籍，如《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和《震撼世界的十天》等。①所带来的书籍除俄文版外，还有英、德文版本，以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
1920年5月18日，苏俄使者M.波波夫（俄语Михаил Попов）②上校在上海用化名向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提供了一份《俄国无产阶级呼吁书》，抨击了日本政府和北京政府，宣传了苏俄对东方的政策。
在此前后，前述担任北京大学俄语教师的鲍立威向中国进步的青年学生赠送马克思主义宣传方面的书籍。罗章龙在《忆太雷同志》一文中说：鲍立威“与我有交往，从柏（即鲍立威）那里得知一些有关苏联十月革命的消息和文献资料”。③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他（即鲍立威）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的英文本，就是这个时候带到北大图书馆的。④
二、通过交谈、座谈、讨论、讲课和
演说或报告等进行宣传
A.A.缪勒尔是苏俄军官，在苏俄内战时期曾参加过打击白匪高尔察克的战斗。他奉苏俄军方派遣于1919年初经满洲里来到中国，9月认识了李大钊。在缪勒尔到中国前不久，另一位苏俄使者布尔特曼（H.Byptmah）⑤受俄共（布）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秘密派遣，来到天津，以在美籍俄裔工业家施泰因贝格开办的石德洋行里任职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当时布尔特曼还是个学生，“是一个热情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5月，他直接参加了这里的学生运动，并在此前后认识了李大钊。缪勒尔曾与布尔特曼共同在中国工作过。缪勒尔回忆说：
早在我到达以前，布尔特曼已经与天津和北京的高等院校里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布尔特曼称李大钊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我在1919年9月与布尔特曼会面时，他依然和学生们保持联系，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各种团体到我们的公寓来。……我们向中国学生们介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经常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1920年1月初，在我们离开中国之前，一个由四名学生组成的小组已经与码头工人确立了联合，并已开始从事组织工会的实际工作。⑥
1920年4月，前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后，在北京与李大钊等北京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座谈时，全面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俄国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还详细介绍了苏俄颁布的一些法令以及制定的各项政策，如土地法令，工矿企业和银行等收归国有的政策等。维经斯基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也“回答得恰如其分”。除了开座谈会，他还通过个别谈话介绍苏俄情况。这些使与会者对俄国新生的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从而使与会者“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与此同时，维经斯基不失时机地对与会者勉励：“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并指出中国革命要建立“一个像俄国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那样的组织”。⑦
在上海，维经斯基“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①
1920年5月1日晚，前述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举办由李汉俊、吕运亨及其他一些赞同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人参加的餐会。席间，大家讨论了苏维埃等各种问题。同年9月，在一次有南京、上海等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会议上，为通过一项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提案，李泽洛维奇和几名俄国布尔什维克一起竭力说服无政府主义者信奉布尔什维主义。
同年， 俄国的共产主义者米诺尔和别斯林两人来到广州活动。此后，其他的一些苏俄布尔什维主义者也相继到广东活动。他们向各方面的青年知识分子及工人等，讲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也讲到关于开展工人运动。
在此期间，任职于《上海俄文生活报》（俄语Шанхайска Жизнь）的苏俄记者斯托帕尼（Vadim A.Stopany）②与中国世界语学者陆式楷（又名陆耀荣）在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新华学校开设世界语夜学（又称新华世界语学校）。斯托帕尼在讲课时，常借世界语宣传共产主义理论，介绍苏俄情况。如1920年2月29日晚8时，斯托帕尼对大约40名从业于江海轮船或轮船公司货栈的雇员，用世界语讲课，在讲了上海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后，便直切正题说：结束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只有输入、采用共产主义。随之，他对共产主义的科学含义作了解释，并对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实践及其成功作了简述。他告诉听众：
在俄国采用共产主义之前，该国的工人无异于农奴，但现在他们的地位已经与原来的资本家和贵族不相上下了。
他进而激励说：上海的工人们应该学习俄国的工人，用与他们同样的办法来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状况。斯托帕尼的这次讲课由陆式楷翻译成中国话，激发起听众的革命情绪和学习世界语的欲望。同时，这次讲课立即引起了上海租界当局的恐慌。次日，斯托帕尼也遭到租界当局的警告：以后他如再有类似行动，将被逮捕并驱逐出境。③
在通过演说或报告等进行宣传方面，如：1920年三四月间，前述拥护苏俄政权的原沙皇军官波达波夫在上海联络“农工商各界及军队”，在这个舆论集中之地多次组织会议，向中国朋友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演说，介绍十月革命，并与上海工界协进会的主任陈家鼐、曹子祥等商定，要在上海各县组织农工商演讲团，赴各村镇演说平民主义。 1920年9月28日，前述苏俄使者M.波波夫在上海曾对部分“俄国激进分子发表演说”。④他通晓汉语，他还有可能向中国进步分子发表演说。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上，前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报告，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后，对国际形势作了分析，并对共产国际及其工作状况，和他在爪哇建党的情况和经验作了介绍。他还建议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并提出：
中国共产党目前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⑤
最后，他对大会的选举提供了方向性意见。马林的讲话，帮助中国与会者统一了建党的思想认识，并据此制订了党的纲领和其他文件。
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辰日。这一天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上，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受青年共产国际的委托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不仅转达了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代表大会的祝贺，而且说明了这个组织的性质、任务，强调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现实意义的青年共产国际的那些原则。在大会上，达林还发表了题为《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说。
1923年10月至1924年1月，苏俄使者、广东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俄语Бородин）在广州期间，作了一系列讲话或谈话，如在广东工联等团体举行俄国革命六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上悼念列宁逝世时的讲话，对觉悟社记者谈对于中国内情之观察等。①这些讲话或谈话宣传和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俄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他对于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的思考和见解等。
三、亲手建立与创办宣传媒体，
积极帮助中共创办宣传媒体
1919年9月21日，由倾向社会主义的俄侨谢麦斯科（俄语Г.Ф.Семешко）创办并担任主编兼社长的前述《上海俄文生活报》创刊。②初为俄侨在上海办的俄文民营报纸，周刊，后改为日刊，1920年2月被苏俄政府收购，于是成为俄共（布）在远东的重要宣传媒体，社址：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567弄）新渔阳里21号。
1920年5月1日，由前述苏俄使者阿嘎芮夫幕后策划、前述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出头露面组织落实出刊事宜的俄文和中文杂志《劳动者》（The Worker）创刊。
1920年6月7日，苏俄使者霍多罗夫（俄语А.Е.Ходоров）③在北京建立“罗斯塔-达尔塔通讯社”。④其设有电台装置，可间接与直接收到来自莫斯科和远东的赤塔、海参崴等地的无线电讯和广播。以后在上海、广州、哈尔滨和奉天等地成立了分社或派有通讯员。中俄通讯社即其上海分社。中俄通讯社与《上海俄文生活报》在同一幢建筑物内。哈尔滨分社亦称北满通讯社。
在此前后，哈尔滨的俄侨中“红党”创办的报刊有《劳动之声》《前进报》《回声报》《论坛报》《学生之声》《风闻报》和《新生活报》等10余种。
苏俄、共产国际人士除亲手建立与创办宣传媒体外，还积极帮助中共创办各种宣传媒体。其帮助中共创办的宣传媒体主要有《劳动界》《上海伙友》《共产党》《向导》《工人周刊》等。在创办过程中，前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亲自为《劳动界》撰文。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停刊，前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中共筹备《向导》周刊。在经费问题上，共产国际当时给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大部分通过维经斯基、马林等用在了包括创办上述刊物在内的宣传工作上，以“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为例，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支出预算共7项、1.2万金卢布。除两项不直接涉及宣传工作外，其余5项全部是直接为包括创办上述刊物在内的宣传工作开支的。⑤
上述媒体特别是前者即苏俄、共产国际人士亲手建立与创办的宣传媒体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特殊的即不可替代的贡献。由于《上海俄文生活报》是俄文报纸，因而读者面有限，但该报是苏俄在中国和远东的一个重要喉舌，它通常采用苏俄《消息报》的新闻以及苏俄罗斯塔和达尔塔的电讯稿等，及时而准确地向外界传递苏俄与共产国际的消息。如：1920年3月31日，它全文登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是在中国境内第一家刊登该宣言的媒体。1920年9月16日，《上海俄文生活报》刊登了《中国是否享有主权？》一文，以配合驻华的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与中国政府二者之间的谈判。该文谴责列强即帝国主义国家对中俄谈判的干涉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并指出中国动乱不止的根源正是这种自私自利的干涉造成的。1920年4月15日，中国北京政府参谋本部呈报内务部的一份文件指出：《上海俄文生活报》业“已变为过激党机关报，鼓吹过激主义”。⑥其主编兼社长谢麦斯科也因其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色彩甚浓，被人视作上海的“俄国过激派的领袖”⑦人物，以致他屡屡受到上海租界当局的严密监视。
俄文、中文杂志《劳动者》以宣传布尔什维主义和报导来自苏维埃俄国的消息为宗旨。每期发行3000份。哈尔滨的“红党”报刊在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介绍苏俄建设成就方面也曾起到很大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罗斯塔-达尔塔通讯社”。它“在使中国人了解苏维埃俄国的真相方面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①中俄通讯社即其上海分社翻译从共产国际及苏俄来的各种资料，以及来自英、美等国的一部分进步杂志的文章，然后发往我国各进步报刊，以供采用。
据有关资料，采用该通讯社稿件的有中国31家报刊。该通讯社稿件内容范围较广泛，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运、妇女问题、领袖人物活动，以及有关苏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消息等各方面的新闻皆有之。由于上海《民国日报》的经理和副刊《觉悟》的编辑是时为共产党员的邵力子，所以中俄通讯社的大量新闻稿和电讯稿得以在该报的《世界要闻》栏上逐日发表。1920年7月2日，《民国日报》登载了中俄通讯社最早的稿件《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以后，该通讯社的稿件络绎不绝刊发，如：《劳农俄国之新制度》《劳农国之新教育制度》《劳农委员议会的俄国》《赤塔俄民之制宪运动》《劳农俄国的实业近况》《俄国劳动合作社小史》《劳农俄国底重要人物》《优林发表中东路意见》《列宁与托洛茨基事略》和《日军在俄之暴行种种》等等，不胜枚举。1920年11至12月间，该报又将中俄通讯社所发的《布尔塞维克沿革史》《列宁小史》《列宁关于劳动底演辞》等逐日或隔日连载，对列宁的生平事迹及思想作了详细的介绍。1921年1月，该报还连续刊载了中俄通讯社的《新俄国组织汇记》，并明确指出：
年来各国注意于俄国之布尔什维克。始而惧，继而研究其主义，终则多发表其主义如此如此。其中加以主观的意见者，自然不免互相矛盾……吾国人士知其主义者日多一日，然而能知构造新俄之工具究竟如何者尚属寥寥焉。构造新俄之工具，不外各种组织，本社特译其名组织法，以供研究新俄者。②
从1920年7月到1921年7月底一年中，上海《民国日报》共发表中俄通讯社新闻稿和电讯稿共212篇（则）之多。电讯稿篇幅不大，每篇字数在100字到300字之间。
采用中俄通讯社稿件比较多的，除中俄通讯社外，还有《新青年》。1920年10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2号发表了中俄通讯社的《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介绍苏俄的教育制度及粮食购销分配制度等。在此前后，《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也先后登载了由中俄通讯社供稿，杨明斋翻译的《苏俄劳农政府召集经过情形》《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苏维埃平民教育》等。
当时上海各报的世界新闻，采自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为多，其有关苏俄的报道，难免有不实或歪曲之处，于是中俄通讯社的客观、真实报道，愈显其难能可贵。主办者不无自豪地说：
自从我们的通讯社成立以来，中外报纸都很欢喜登载我们所得的确实电报。中国报纸登载的尤多。中国人民藉此可以明了俄国真相，那些别具目的底宣传政策恐怕不能再生效了。③
前述苏俄使者霍多罗夫主管的“罗斯塔-达尔塔通讯社”北京分社的主要任务是向京、津一带中外报刊供稿，据说霍多罗夫“控制着京津的许多报刊”。④其广州分社也曾向中国55个地址邮寄新闻简报。
综上所述，1918至1924年初即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苏俄、共产国际人士在华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不但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具有一定规模，又具有组织性强、力度大的特点。它有力地增进了苏俄、共产国际等进步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中国共产主义现状的了解；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壮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阶级力量；并有利于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的建立和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