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已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参数。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1]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越来越深刻地与国家意识形态状况联系起来。因此，在国际竞争环境日趋严峻、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应当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更加自觉、主动地把增强文化软实力与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统一起来，推进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地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
一、相关概念的澄清与辨析
1.文化与意识形态
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被长期大量地使用并产生了诸多歧义的概念。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更易产生误区，甚至可能陷入话语陷阱。文化研究排斥意识形态要素，或者过分夸大文化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功用，都是不可取的。
文化是意识形态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礎。文化既包括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逻辑学、语言学等非意识形态部分，其中前者是核心和灵魂。文化先于意识形态产生，人类进入到阶级社会后，文化才开始彰显意识形态属性，承载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可以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历史样态，是文化的自然凝结物。在阶级社会，文化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途径实现生产与传承，因此阶级社会中的大多数精神文化活动和文明成果都是从属于特定意识形态的。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和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意识形态是某一阶级或集团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是社会经济形式和政治制度的直接反映，是各种文化现象的本质。
文化和意识形态都具有提高社会凝聚力与形成社会共同意识的功能。[2]两者相互促进，互相影响，统一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一方面，意识形态通过文化的形式发挥作用，其演变依赖于文化的孕育和滋养。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必然导致文化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冲突，这种冲突内在地表现为主文化引导、消蚀亚文化尤其是反文化的矛盾形式，外在地表现为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博弈。文化的差异和文明的冲突实质是意识形态竞争，折射出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无论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流变转型，还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竞争，文化发展的逻辑、现实和战略都必须符合意识形态建设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决定着一个社会中文化的基本性质、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文化的发展需要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引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实现了社会对文化的选择、排斥或修正，其中具有更强融合力和传播力、更广泛社会认同和思想共鸣的文化发展为主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其它意识形态的引领和话语权的确立，应适应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背景，探索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路径。
2.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影响力高度相关。但将两者混淆甚至等同起来，认为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仅仅是增强其文化影响力，或者认为文化影响力能够直接转化为文化软实力，这都是认识上的误区。
软实力与传统的经济、军事、科技优势等硬实力相对。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即一个国家在外交领域依靠文化和理念因素获得影响力的能力。约瑟夫奈强调，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他认为，美国既拥有强大的硬实力，也拥有价值取向、政治认同、生活方式等软实力优势，只要将这些区别于传统的、潜在的权力资源转化为实际的影响力，美国必能确立并保持优势地位。一般认为，软实力包含外交软实力、政治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三个部分。其中，文化软实力即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既体现在对国内民众的凝聚和动员，也体现为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吸引和同化。文化软实力通常被认为是软实力的核心部分。
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和社会通过其历史地理、风俗人情、文学艺术、思维模式、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等释放出来的国内和国际影响。文化影响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外在表现形态，文化影响力的提高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必然途径和重要标志。但某种文化现象的普遍性或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并非必然直接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约瑟夫奈就曾论道：文化影响力可能会产生软实力，但也可能没有帮助。一个人可能会喝可口可乐、穿牛仔裤，但他仍旧对美国持反对的态度。[4]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讲，文化影响力主要由文化市场影响力、文化效率影响力和文化资源影响力等指标因素决定，其中文化市场影响力作用最为直接。因此，基于巨大的文化产业整体出口量，近年来，我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始终位居世界前列，但并非意味着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形势绝对乐观。
3.文化软实力与意识形态影响力
由于文化与意识形态两者的内在关联，文化软实力与意识形态影响力也是相通相融的。但将两者混淆，从而把文化软实力提升与意识形态建设完全等同，又或将两者割裂，从而把文化软实力提升与意识形态建设分离甚至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
意识形态影响力，指的是代表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制度立场、执政理念、价值取向、行动准则等被人们所接受、认可和支持的范围和程度。同一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表现各异，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变化不断；同一历史阶段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有强弱之分，它们相互竞争、互相影响。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消长取决于意识形态内容的解释力、意识形态与客体需要的契合度、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权威性、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合理性和意识形态与整体环境的协调性等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整体效果。 [5]从本质上说，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是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对人们的感召、说服、引导及其强度的表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越大，就越能浸润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越能赢得意识形态竞争的战略主动。
意识形态影响力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也是文化软实力的本质体现。[6]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变化，是国内外观察国民认同、社会稳定、国际地位提高与否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一方面，作为塑造普遍共识的社会水泥，主流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制度合法性的基础论证，淡化、悬置、疏远、背离会激化不同社会意识形态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能导致信仰、信任、信心危机，造成思想严重分化、意识形态扭曲的文化乱象。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关涉国家文化安全，与国家根本利益密切相连。淡化主流意识形态意味着主动为外来强势文化争夺、占领思想文化的前沿阵地让路。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建设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罗伯特达尔认为，美利坚是一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民族。[7]达尔还指出，美国人通常认为，美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是其他国家的样板。西方所谓意识形态终结、意识形态虚假、意识形态中立、去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等理论陷阱的布设，以及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背后的推波助澜，体现出其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的载体越来越隐匿、内容越来越具蛊惑性、形式和渠道也越来越灵活多样。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
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最根本的着力点有两个：一是以文化人，使文化内化为公民个体的道德素质和精神品质；二是文化天下，提升中华优秀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无论内外，对于置身全球化场景和文化多元化境遇的中国，都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識形态建设而空谈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8]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竞争的实质是意识形态竞争，意识形态如若不堪一击，思想文化领域就会败北，军事、政治和经济等优势都将不复存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根本的政治前提是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并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文化的世界地位和国际影响。
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坚持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核心内容。[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10]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根本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顶层设计，是理论自觉和价值观自信的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文化软实力发展壮大的政治方向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文化软实力凝神聚气的最大磁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文化软实力骨气和底气的主要源泉；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是文化软实力大厦的道德根基。[11]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激励和增强人们对社会和国家的集体认同，既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主要标志。
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文化软实力提升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除却一定的物质支撑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涉及到文化传承与创新、媒体传播、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既需要政府推动，也需要全民参与。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当代创新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2]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DNA，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思想资源。把优秀传统文化自贬、矮化为古董文化，是缺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表现；抛弃优秀文化传统，就是丢掉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割断了自身传承和奋进的精神命脉。对优秀传统文化绝不能简单地继承或是粗暴地割裂。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3]，提升传统文化的创新力与创造力，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弘扬中国创造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
二是正确处理多元文化冲突与价值共识的关系。我国现代文化生态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等的交流、交融和交锋。一个尊重差异、和谐发展的文化生态对于文化软实力的自我充实至关重要，但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面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争论和分歧，尤其是涉及社会基本制度、发展模式和核心价值体系等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做旁观者，也不能当开明绅士，更不能泯除是非。必须坚定立场、勇于亮剑，创新内容和载体，改进方式和方法，与各种干扰、破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错误思想开展积极的斗争，并在这种斗争中自觉进行价值比较和价值批判，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其它社会意识和思潮的引导与整合。
三是理性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带来的挑战。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些优秀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汲取和借鉴，但进行包装后的意识形态攻击和渗透则须警惕和防范。一些西方国家利用自身技术、传媒和话语的先发优势，宣扬与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背道而驰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实现和维护其全球战略利益。同时，境内外自由化论者、民运势力、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组织等鼓噪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多党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试图制造思想舆论混乱从而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这些舆论动向往往披着道义和法律的外衣，以纯粹、中立的姿态呈现，企图操控和宰制弱势文化族群的文化选择，侵害我国文化发展的主体性。我们要认清西方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本质和目的，揭穿西式民主自身以及强行移植存在的悖论和沉疴宿疾，从战略高度筑牢意识形态防线。
四是积极引导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作为文化的特殊表现形态，文化产业既是衡量文化软实力强弱与否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意识形态竞争的重要角斗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认同提供了物质保障，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国家形象塑造等方面功不可没。但同时，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经济效益第一、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等诸多问题。快餐式的、庸俗化的、空虚化的文化产品可能博人眼球，但由于背离了人民群众健康有益的文化需求，不能发挥文化的社会效益，没有真正持久的市场竞争力。在文化产业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博弈中，必须坚持两大原则：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整合与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行政化的过度干预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过分渗透对文化产业造成地伤害；二是挖掘主流意识形态的特色养料，使之注入文化产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引导和支持文化产业坚守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
三、文化软实力提升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路径
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的集中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片面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推行意识形态崇拜和意识形态泛化是错误和有害的。没有忧患意识，不能警钟长鸣，或者丧失自信，动摇理想信念，同样是错误和有害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巩固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建设成就、政治统治和理论灌输，更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性权威，民众广泛、积极的社会认同和思想共鸣才能实现。而提升文化软实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成效意义重大。
首先，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能够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上世纪末，受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影响，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文化软实力。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受重视并入乡随俗地被成功改造为中国式话语。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文化软实力话语从无到有，从学术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对于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意义重大。坚持文化自觉，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实践和思想上的自觉。只有文化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培育和弘扬才有足够的文化底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才有强大的理论支持，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才会更加坚实。
其次，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创造和积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既凝结历史又滋长未来，对于民族延续和国家存亡意义重大。没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在场，就不会有以此为基底的民族自豪、自尊和自信。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就不会有坚不可摧的民族凝聚力和真正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14]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不能仅是经济建设的规模和效益，更要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唤起国人的文化自信，才会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华民族才能在复兴之路上阔步前行。
再次，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密切相关。意识形态较量无声但异常复杂激烈。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文化软实力提升能够为我们掌控意识形态竞争的战略主动提供保障。相反，文化的内部凝聚力消解、外部吸引力丧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提供文化基础、经济基础、阶级基础；需要增强和改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也需要坚守政治底线和法律边界，旗帜鲜明地对所谓新儒学、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进化论、意识形态多元论等错误思潮进行揭露和批判。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放松警惕，把所谓的自由民主话语体系奉为圭臬，意味着我们将被动甚至是徒劳地应对西方的蓄意挑衅和要挟。提升文化软实力，才能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和自信，掌控意识形态竞争的战略主动，消解对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迷信与追求，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根基。
最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营造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争取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文化特质是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因素。而国家形象不仅直接关乎国家尊严，也关乎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語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5]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提升文化软实力，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地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思想舆论力量，有利于解构西方和周边国家蓄意炒作、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崩溃论等腔调，塑造和传播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从而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大的美誉度、公信力和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涌现了新发展和新气象，这些都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机遇和空间。但同时，我们应当看到，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域还存在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坚强领导力量。党的执政地位并非与生俱来，亦非一劳永逸。必须继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塑造积极健康的执政党形象。同时，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信念，在推动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公正和谐的过程中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生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