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16年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围绕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等主线，致力于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更加注重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更加注重国际政治的微观层面、非确定性、复杂系统方面的研究。同时，定性研究偏多而高质量科学实证研究偏少，政策性热点焦点议题分析偏多而深层次理论探讨偏少等问题值得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进一步权衡和思考。
【关键词】中国国际政治学 研究综述 理论创新 方法论
国际政治学是揭示国际体系中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政治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学说。①理论和实践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体两面，国际政治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讲，理论能够把握实践的规律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实现对实践的超越。2015～2016年，国际政治学领域在理论研究方面推陈出新，尤其是相关中国学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全球各国的外交政策创新和实践、国际政治行为主体间的关系互动等因素形成的合力不断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演化发展，中国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在问题导向、方法论应用和经验研究等方面继往开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围绕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大国竞合态势、全球治理和中国角色、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4条主线，对2015～2016年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理论研究进展和实践焦点问题分析作简要梳理，以供学界参考和指正。
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研究
致力于提出原创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更加提倡和注重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近年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多元化思想成为趋势、多元文化成为共识、非西方群体崛起成为一种力量为国际关系理论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条件。②从中长期看，在非西方语境下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依然任重道远，不仅需要广博的实践基础，也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支撑。
中国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和话语权分布看，欧美学者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消化、吸收、借鉴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为非西方学界国际政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在可预期的将来，这种趋势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其依托的意识形态、服务功能及其具备的解释力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性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质疑。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学科自觉性和成熟度的不断提高，呼唤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声音日趋高涨，广大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就建立中国学派的思路、着重点、方法和条件等议题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相关学者依托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基础，呼应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求和时代特征，尝试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以此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设的创新发展。
近年来，诸多中国学者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生成提供了创新性的具体理论、议程和动力。秦亚青把“关系性”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把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作为关系理论的认识原理和方法原则，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试图从不同视角解读国际关系现象，是一个体系层次理论，重点强调国家间的互动实践以及社会过程的独立本体地位，提出社会过程在建构国际规范与国家身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阎学通依托“道义现实主义”概念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崛起国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认为中国应以“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指导建立国际新秩序。唐世平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综合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国际关系学等诸学科的知识，对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和一个国际政治大理论的辩论进行社会进化论的诠释，认为国际政治应该成为真正的进化论科学。此外，王逸舟提出的创造性介入理论、上海学者讨论的全球共治和共生理论等，都是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面的典型代表。③
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定量方法的运用。相比于定性方法在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运用程度，定量方法的运用明显处于“弱势”和不足的地位。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从研究方法角度讲并不存在本质好坏、孰高孰低的问题，也不存在国家属性，但从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现状看，定量研究方法越来越被广泛使用是一种趋势。以《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政治学》这3种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于2001年到2012年间所刊载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为例，有将近半数比例都使用了统计方法，有近1/4使用了形式模型方法。④就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而言，《国际组织》、《国际安全》、《冲突解决杂志》等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期刊对于定量研究方法也相当重视和青睐，2009年发表在《国际组织》上的论文有58%是定量文章。⑤
在上述背景下，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致力于定量方法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庞就国际政治领域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中国国际政治领域在定量研究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国际政治定量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前景等问题作了系统的介绍；漆海霞就国际政治青年学者如何撰写定量研究论文作了指导性阐述。刘丰介绍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作为新兴量化研究方法在战争、冲突、威慑、外交决策等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况，阐述了定性比较分析的操作程序。庞、何j考察并解释了美国对地区开发银行操控程度的差异及其原因，并以统计方法研究地区开发银行在选择受援方以及决定援助额度分配等重要决策上与美国政策偏好和利益的契合程度；庞、权家运通过网络分析方法，对国家的社会性权力进行了分析和测量。吴志成、陈一一以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国家间领土争端缘何易于复发的问题。此外，迟永基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有贸易数据，运用大样本统计方法，对中国同相关国家双边贸易额度或比例的增加可以提高两国外交政策相似度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陈兆源、田野、韩冬临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对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作了定量分析。
虽然已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将定量研究方法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并结合相关议题进行了若干有益尝试，但这并没有成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普遍的现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界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地位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许多学者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学术研究日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背景下，严格遵守科学方法论是做出高质量研究的重要前提；目前相关高校在国际政治学方面开设了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课程，从研究问题的选取、问题的概念化、核心概念的可操作化、因果关系的控制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专门讲授；近几年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能够熟练运用最新统计方法的青年学者，专门从事国际政治定量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和趋势。
大国竞合态势研究
大国是国际体系中的最主要行为主体，是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最主要力量。2015～2016年，大国间的竞合态势较以往更加突出，美国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的深度博弈仍在继续，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互动纷繁复杂。总的看来，美欧日发达国家的总体实力较以往虽有下降，但在国际体系规则制定、话语权掌控、相关议题的主导权方面仍占有优势；以中俄印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发展的持续性进程中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的深度博弈。乌克兰问题是近年来美俄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变量，美俄关系因乌克兰问题带来的负面损伤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恢复。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则是导致乌克兰政权更迭和国内政治安全形势动荡的重要推手。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这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创伤，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美国利用其在国际体系舆论引导中的优势地位，在外交上孤立俄罗斯；同时，美国利用乌克兰问题积极推动北约东扩，挑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关雪凌、张猛认为，美国借乌克兰危机再次检验和行使了对欧洲的政治领导权，强化了北约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并通过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阻止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和欧亚联盟的形成。基于乌克兰之于俄罗斯在地缘安全、历史文化渊源、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俄罗斯以“收回”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武装力量与乌克兰中央政府对抗等方式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进行了强烈回应。但从客观上讲，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等举动无疑具备双刃剑作用，李秀蛟认为，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是危险下注行为，此举虽然彻底解决俄海军驻扎克里米亚以及继续控制黑海的战略问题，但此举也带来一系列后续风险。目前，新明斯克协议的签署为乌克兰问题起到了降温作用，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虽然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问题不会上演一场新的“冷战”对决，但同时它们也不会很快“化干戈为玉帛”甚至重新走上一条关系“重启”之路，⑥美俄仍需要寻找双方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相互妥协的有效路径。
与在乌克兰问题中所处的相对“被动”态势不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了更多的主动态势来增强对于俄欧、俄美关系的主导力。高飞认为，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客观上揭露了美国反恐战略的失败，俄罗斯空袭“伊斯兰国”两周取得的成果胜过美国一年多的努力。自2015年9月开始，俄罗斯开始针对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方面展示了其支持巴萨尔政权的决心，保护自身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经济和安全利益，另一方面有助于缓和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打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制裁孤立俄罗斯的不利局面。就反恐问题而言，欧盟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这源于欧盟一方面要面临“伊斯兰国”带来的直接性的恐怖主义威胁，另一方面要承受叙利亚国内战乱导致的大量难民涌入欧盟而产生的经济、社会和安全等方面的压力，因而欧盟成员国特别是法德在叙利亚问题、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立场。但在安全方面，欧盟并没有俄罗斯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表现出来的“善意”而缓解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反而是西方延长了制裁期限。此外，北约在2015年底启动了接纳黑山成为成员国的程序，该举动从战略层面讲意在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巴尔干岛的影响力，这又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引发了俄罗斯的反弹。高飞认为，叙利亚无疑是俄罗斯创设一种约束美国和西方的新世界战略的有力抓手，尽管挑战重重，俄罗斯未来仍将继续积极介入叙利亚，寻机与西方妥协，最终彻底摆脱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外交困局。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议题。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符合时代发展特征以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处理的现实需要。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当前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关于中美关系研究的核心框架性议题。当前，美国延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带来的综合国力发展⑦，加之无政府体系状态下现实主义权力观在美国决策精英层思维中的根深蒂固，导致美国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态度“暧昧”。中美关系要真正做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就需要把中美之间的一系列负向议题处理好。这些议题有的是老议题，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贸易问题；有些则是近些年涌现出来的新议题，主要为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第三方因素、地区领导权竞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等议题。
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学者围绕中美关系的新议题展开了持续的探讨。在南海问题方面，李岩认为，“航行自由”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发酵源于中美对国际海洋法内容的不同解读，中美须倒逼信任措施机制建设来促使双方理性管控分歧。在网络安全议题方面，汪晓风认为，“斯诺登事件”后美国全球网络战略的调整包含防范和规制中国的内容，中国应将网络议题纳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框架，设置切实有效的议程。在第三方因素方面，陈永认为，中美在东亚的安全竞争将一些域内国家置于第三方的关键地位，这一战略优势使这些国家能够获得与其自身实力不相符的利益，为了利用和维持关键地位，一些东亚国家作为第三方因素对中美东亚安全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中美应依据不稳定的东亚安全三角关系的特性，抑制第三方陷阱的生成。在地区领导权竞争方面，潘亚玲认为，当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明显表现出动力不足态势，中国需要有效利用这一动力“换挡”期，设计全面和长远的大战略方案；王在邦认为，美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启的中美关系转型期是划时代的，此次中美关系转型期相对漫长，转型过程充满高频度、高强度和高风险的博弈，呈现某种“箱体形态”；达巍认为，在中国需要加入国际体系并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中美拥有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过去10年逐渐松动，面向未来35年，中美亟需建立“同一体系内共同发展”的新战略共识。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议题方面，金灿荣、王博认为，中美军事关系发展中的限制因素包括国家属性差别、国家利益博弈、军事实力差距、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及台湾问题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军事关系应从扩大合作、正视分歧、控制冲突的角度去寻求路径。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的处理提供了科学的路径。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两国关系发展历程，虽然几经波折，但从总体上看，中美关系发展呈现“螺旋形”上升轨迹。中美关系的全球性影响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双方须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坚持增进战略互信、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创新合作模式，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更大发展。⑧
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研究
一是关于如何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研究。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既有的主要国际机制安排在总体上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这不可避免地使国际制度带上鲜明的“阶级烙印”，即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利用制度的规制权尽最大化地追求和实现其国家利益，这也是造成当今国际体系不平等的根源之一。这从侧面反映出了两个问题的重要性：一是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制度安排需要改革和创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二是国际体系需要一些新的机制，这些机制可以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创立，也可以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创立。如此，方能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卢静分析了全球治理面临的制度困境，指出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黄薇通过对国际储备格局变动以及国际储备货币构成与币值变动趋势的分析，探寻现行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问题，对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的倡议及未来改革的可能方向进行了综合性评述。谢来辉通过在实证与规范的不同意义上区分“扭曲的全球治理”与“真正的全球治理”，对二战以来的全球发展治理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联合国成为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领导者、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等新理念占据发展理念的主导位置是2008年以来全球发展治理的新变化。薛澜、俞晗之以公共管理研究视角构建治理“问题―主体―机制”的分析框架，将二战以后的全球治理实践活动归纳为全球治理旧范式，以此分析过去二三十年世界变化所引发的治理问题和治理主体的变化及其导致的传统治理机制失灵与不足。
二是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国所选择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渐进过程，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中国逐步融入、参与、完善和构建现有国际制度体系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对待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上，中国坚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的立场，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体系持批判态度。在进入到改革开放阶段之后，中国认识到自身在国际机制创设的基础和能力方面有诸多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应客观看待那些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体系，为我国的生存和发展争取到有利的国际环境。近年来中国对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清晰的立场，国内政界学界“在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坚持原则性立场的前提下，中国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态度实现了由“革命者”到“积极参与者”、“创建者”的角色转换。邢广程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是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应有之义。胡键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是从学习、适应到融入的过程，其指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不仅受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工具、制度的制约，也受中国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和一系列外交理念的束缚，对于如何解决自身存在的障碍性因素给出了对策和建议。陈友骏认为，“中国梦”的提出以及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观的输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完善明确了的核心交汇点―改革创新，而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是中国治理国内与全球两个不同层级经济对象的同一精神纽带。曹亚斌从安全、经济、社会、环境4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身份和角色变化。王金波认为，亚投行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多边开发机构和国际发展议程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益尝试，其分析了亚投行的工作重点、治理体系目标、运营模式的原则、规则与标准。赵庆寺认为，G20为中国提高全球能源治理领导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组织形式，除了加强国家能源治理之外，中国需要积极推进G20的改革，不断提高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张红力立足金融专业视角，探讨了新时期下中国金融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实现问题。
三是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具体议题研究。其中，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是与中国有关而又为学者所重点关注的3个议题：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身份与角色研究。王学东通过分析世界众多的智库与学术评价机构公布的数据以及多项综合评价，认为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积极政策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薄燕通过分析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相互协作的意愿、内容、渠道后指出，中美双方对于新的全球气候协议的原则、规则和法律性质等方面存在分歧，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是中美在责任和能力等方面的认知差异。曹慧比较了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了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李慧明认为，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着制度内和制度外两条轨道发展，这种特征使得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中美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互动研究。沈逸分析了大国围绕全球网络的指导原则之争，认为这种指导原则竞争折射的是如何看待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确立管理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的实现方式。庄贵阳、周伟铎认为，全球互联网领域治理的“中国方案”把握了互联网高度全球化的根本特征，治理规则的制定、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和秩序的维护及各国网络主权的尊重四个方面是其核心要义和精髓所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研究。王明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包含了国际制度的合理诉求，如能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为具体的国际制度与组织，不仅有助于减轻“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美国施加的制度羁绊，进而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完善。马学礼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作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即在合作机制低制度化、经济规则低标准化、规则执行软约束化的条件下推动沿线各国走向深度一体化，并着重解决影响经济自由化的自然障碍。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力已今非昔比，在此背景下，除了参与和遵守现有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中国应尽最大程度地提供国际机制的公共产品，而这其中的核心点便在于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修正和创建，使之朝着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
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研究
从广义上讲，国际政治体系是复杂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系不同层次的组成单位不断产生互动，这些互动产生的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确定性/不确定性辩证统一的逻辑特征。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强调国际政治体系中互动行为进程及其结果的可还原性，旨在剥离纷繁复杂的国际体系表层现象并精简出通用的理论内核，以此来分析、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主体、国际政治行为、国际政治体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的演化机理和内在逻辑。不可否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在观察和解释以稳定、均衡和线性为主要特征的因果关系方面具有生命力，但其在学理区域的霸权地位并不能掩盖一种可观察的国际政治科学事实：即对于国际体系中以非线性、自组织和涌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因果逻辑，主流国际理论范式缺乏应有的解释力。由于混沌性和不可确定性在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变化中是广泛存在的现象，因而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人提出的复杂系统理论具有无疑开创性意义，创造性地实现了复杂系统科学研究范式在国际政治科学中的运用。然而，虽然学界提出运用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式来分析和解释国际政治系统的发展变化规律已有若干年时间，但到目前为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释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互动的研究成果相对稀少，而复杂理论和系统效应的相关研究在客观上又是非常需要的。
事实上，当前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不确定性。以中国周边外交为例，关于采用复杂系统理论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的周边外交转型问题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基于善意的战略意图（行为）为何会产生负向的非本意结果？在此背景下，探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外交转型中的复杂性、混沌性和不可预测性，无疑具有积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相关中国学者在此方面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李少军强调了观念因素和复杂系统导致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运用排除其他因素的单一机制解释方法，又要考虑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张旗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入手，分析了中国对冷战后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反映变化和行为逻辑。尹继武对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作了一个基本评估，此外在专文中分析了战略匹配与中国外交的诚意信号表达之间的非线性逻辑关系。吴宇运用“嵌入―自主”模型分析了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卢凌宇、林敏娟介绍了外交决策分析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强调了人（尤其是政治领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
从总体看，2015～2016年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紧紧围绕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紧跟时代潮流、热点焦点问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进程，做出了丰富的成果。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若干国际政治学者依托长期的学术积累，结合中国文化体系的思想精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征，致力于提出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研究方面，除了从框架性议题、宏观性角度入手进行研究外，更加注重国际政治的微观层面、非确定性、复杂系统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研究方法方面，虽然有更多的学者加强了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但质量高的科学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研究主题方面，政策性热点焦点议题的分析相对较多，深层次的理论探讨相对较少，这些问题值得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权衡和思考。
【注释】
①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②秦亚青：“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
③赵可金：“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与角色担当”，《人民论坛》，2016年第2期。
④程同顺，邝利芬，孙迪：“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基于美国政治学三种期刊的研究（2001～2012）”，《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⑤漆海霞：“浅谈国际关系定量文章撰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7日。
⑥黄登学：“新‘冷战’：臆想抑或是现实？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美博弈透视”，《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
⑦张宇燕：“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美国研究》，2015年第6期。
⑧“习近平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的致辞”，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6/c_111668441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