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电影不分东西 分东西分不平均的故事篇一
• 关于腰封
香港我倒是不大清楚，至少在大陆，“腰封”这个东西被很多读者诟病已久了。在某段时间内，似乎只要是安上腰封，并在上面大大地挂上好些名人的评语，或写一些夸张的赞美之词，这本书就能够大卖。这本《不分东西》的大陆版没有选择加腰封，放弃了名人推介和宣传口号，在我看来，一是因为闾丘露薇的名字以及她大陆人出身、香港著名记者的身份，足以代替所有其他名人，产生属于“闾丘露薇”她自己的名人效应;二是图书以没有腰封这样一个附加物加上纯白背景色封面的简洁形象呈现给读者，更加符合书本内容本身的理性和冷静的气质。而且在大陆当下的读书群体中，真正能够沉下心来通过《不分东西》这类书籍去观察社会并进行自我检视的人，大多是不浮躁、不功利的，他们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素养，使得这群人会自愿跟随闾丘露薇的文字，在独立的思考和反省中培养自己的媒介素养，培养自己成为合格的大众传媒受众，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
另一方面，在香港这样一个忙碌的商业社会里，一条好的腰封却有助新书迅速地崭露头角，用最简单快速的方式让读者了解书的内容和信息。倒不是说香港的读者有多么的浮躁或者功利，只是现实的社会大环境让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空闲和心情待在书店里慢慢地翻阅每一本似乎令人有兴趣的书。而这个成熟的市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效的营销或者宣传方式，哪怕只是一个能够印下两三百字的小小腰封。在港版《不分东西》的腰封上，出版社选择了陈冠中、梁文道和周保松三位名人的评语。这其中既有文化人、媒体人，也有学者，他们以一种文化精英的视角向读者传达本书的核心价值所在，这正是符合了香港人崇尚精英文化的心理。这一点，在港版《不分东西》的目录之后、序之前的推介词里，也有充分的展现。
电影不分东西 分东西分不平均的故事篇二
客观是我很看重的东西。不仅是在叙述一件事的时候，在发表个人观点的时候也尽量客观(虽然观点本身就是主观的东西，可是当观点考虑到足够多的因素，通过正常的逻辑，总会得出一个为大多数人易于接受的观点。当然，不能否定个人的经历会对观点造成偏差。)。因为我总相信，只有当去掉了情绪的表述才能最大程度上剔除讲述者的影响，让倾听者更加了解事实真相，加入自己思想。这样才有助于交流。否则一次次的对话将会在偏见中深入，然后离原本越来越远。当然，很多独立思考具有质疑精神的倾听者不会那么容易上当，因为他们会思辨会从常理出发判断事件的正常发展是否符合讲述者的叙述。而这将是一次为了还原真相的你来我往。一方面倾听者希望听到真相，一方面讲述者极力在叙述的同时引导倾听者站在自己的一方。在我看来，这是一次浪费的对话。最有效的对话是双方建立在几乎真实的事件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百家争鸣，这将是一次愉悦的体验。
可是现实生活中总会有太多试图还原真相的挣扎。一方面是因为讲述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不断加入偏见，以至于倾听者很容易就发现其自相矛盾和逻辑不符之处。另一方面，很可能讲述者就是在刻意争取倾听者，所以不断用非中性词语邀请倾听者。这个时候，一般我会提高警惕。但这建立在对说话人的足够了解。或者，是讲述者习惯用一些夸大的词语，让事件显得生动活泼以吸引倾听者，或者，是因为讲述者的技巧而本身无法客观叙述。
或许会有人觉得，生活中是否就不需要这些刻板的“客观”，刻意为之显得太累。可是，很多时候，身边发生的误解和偏见往往正是这样的沟通引起的。
客观，是我对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因为新闻强调不剥夺任何一方的发言权。涉及的因素越多，越能够向真相靠拢。
媒体的watchdog的职能我很赞成。可是，时点的选择也是产生争议。比如作者质问地震中学校”太易碎“。我觉得这是再fair不过的事。可是，是不是应该在把救灾放在第一位的时间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值得商榷了。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我认为，只有最利于好结果出现的事才应该在最正确的时点做。那个时候的当下之急应该在救人。一些不利于此目的的东西试待我们秋后算账不迟。
最后，无所谓”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只有新闻和宣传之分。挺对~
电影不分东西 分东西分不平均的故事篇三
引子：
说老实话关于闾丘露薇的印象，完全是一副战地女记者的痕迹。本打算把《不分东西》作为本轻松的个人片段性的纪传体小说来阅读，却发现一路下来，自己又开始认认真真地做起了读书笔记。
或许不得不说，这大概是一本能叩问我心灵的书籍。
一、梦·记者
关乎“记者”这个职业，长久以来就被自己视为种愿意付之一生的职业。而从来，我都认为可能它是种遐想。为此有时候，不甘的自己在大学里就开始为着这所谓的可能而努力着。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幸运，我最终如愿以偿了。只是在忙忙碌碌的每一天工作中，却猛然发现原本思维的空间和深度不在了。以至于，在看书的时候，我总会不自觉地拿太渺小的自己和“闾丘露薇”四个字比较。
再突然想一想，其实我也会去思考。只是幼稚与否，就不言语了。
二、关于媒体本身职责——媒体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监督者;是看门狗，而不是宣传员
在刚进报社的那会，我特意在印名片的时候，查阅了下记者的英文单词，在确认是“reporter”后才心安理得起来。
有两个简单的英文单词，“reporting”与“propaganda”。前者的中文是新闻报道，后者的中文是新闻宣传。但这两者的差异显然再明显不过了。
我曾经和老师讨论过“新闻策划”和“策划新闻”的内在区别。他说，“大家都知道策划新闻就是假新闻，可现实是如今策划新闻的事件却是记者们喜闻乐见，既轻松又不费力，拿着公关的稿件就算完成了。而要去好好地做到个完备的新闻策划，或许不是记者们不想，但作为易碎品，到底时效性能体现新闻价值，还是深度能带出新闻的品质。多数人可能还倾向于前者。”
那时，还没有微博、画报的红火，我以一笑了之。可如今，对着这快速阅读的时代却让我开始感到崩溃。
三、关于中国未来发展，中国馆的八分钟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了好几次中国馆，说老实话给自己留下最大震撼，还要算上是那头一次看见影片《历程》。仿佛从没有经历这么多时间的跨度的我，能一下子站在历史长河上眺望。汶川地震的画面，让人就是不自觉的热血沸腾。为此，几乎所有都用了种啧啧称奇的调调来赞扬。
后来几次，却因为巧合都看了《和谐中国》。不是说它不好，可在看完后，总觉得什么都记不住。
我一直标榜自己是个爱国的好公民，并要时刻履行着和普通群众并不一样的阶级成分。小时候，看着家中亲戚的孩子说着流利英语时，总不屑一顾。后来更是对所谓的出国留学，抱着种吃不到葡萄时的嗤之以鼻。可工作以来，却越来越发现自己很后悔当时我对于教育的那份态度以及自己思维的局限性。
我不止一次觉得自己少了很多对于问题的思考，就算想了也是缺乏深度和理性的。我也不止一次地察觉如果有机会自己想去更有执着意愿的处境下和别人去表达，在一边告诉别人我怎么想的同时，找到一个告诉怎么做可能同样达到效果的人。而这些可能就是中国未来发展中最为缺乏的。
听过一则笑话，说年轻一辈的人现在都不想去医院看病，因为做医生都是他以前的同学。可就是这会里，有多少人能突然想到即使你的职业不是医生，可中国的未来发展却在一点又一点转移到你的手上。你在担忧别人不行的时候，是否就意味着自己可以了呢?
四、媒体眼中的中美国家形象——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议题设置理论
在我们一边指责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之余，我曾经想到过一个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它强调其实现在人所接触的社会并不是个真实的社会。因为可能我们对于一个区域的直观感受，会因为距离所限，而全然地接受到是二手以上的信息。而更为重要的是，传递这些信息的往往就是我们认可的媒体。
媒体在一边传递其他地方形象的同时，也在设定自己所在区域的描绘图。
正如中国的形象到底怎么样，是种所在媒体所塑造的状态，而中国媒体怎么做会去决定它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守门人在设置受众的议题时，也会反应出自己受众的形象，而一旦议题的范围过小，“无知”随之而即。那么形象自是无法“高”、“大”、“全”了。
五、在现在的中国，自由意味着左，而保护则代表了右。
这其实是和世界主流的价值观恰恰相反的。
左派认为，个人在生理上绝对是有区别的，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不公平，就需要改变。
右派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因此反对从制度上，比如通过税收等方式来取得公平。
因为名字的关系，我对“左”“右”的定义，一向是鄙夷的。但身边的人总像是打了鸡血似地喜欢讨论这个问题。
而往往这方面的深度是我永远领悟不了的。
“左”代表激进时，意味着毫不保留，大有殊死一搏的意味。“右”代表守旧时，总喜欢所谓的以不变应对着变化。其实按我的观点来说，中国的左右和世界的都不一样，因为中国式的两者过于带有太不一样的偏向性。而世界的却有着一致的偏向性，这就是“公平”。
六、男人将自己孩子的名字用了一个“斐”字，即否定___的含义。另一个孩子则用了个“方”字，因为周围有太多做人太圆滑的人，以至于显得不够正气。
快工作前，我和父亲聊过一次天。他说他一直很怕我在处事时，不够劳累。而在大学研究所帮忙时，和自己要好的老师也提了很多关于做事、做人所必须要遵守的潜规则。对此自己总奉为金科玉律，甚至开始牢记于心。
但真正工作了却发现全然社会不会有人们说得这么恐怖，自己始终奉行一条最为真实的想法——“以真心对别人，别人同样也会用真心来对待，反之亦然。”
或许，这也是因为如今单位各位老师的照顾有关，但王小明总在想：如果跌倒了，就应该好好查阅下到底自己在迈步时，踏错了哪一个步点。责任在于你，别人是拌不倒你的，因为视线好，你能跨过去。
七、要让民众关心是非，而不是让他们先确定立场，要为民众说清事实，而不是引领大家的好恶。
为此说，媒体不应有观点!记者的工作其实先聆听，再记录。
我在报社真正进入状态，可能只有半年时光，期间自己一直期望能够写新闻。但每每写新闻的时候，却在担心作为“周报”的身份，写不深报道。
为此，自己总会刻意地在写之前，找一些我所认为好的角度。甚至挖空心思不在事件本身，觉得好的报道应该是有一个独辟蹊径却可以被大部分认同的观念，随之专家学者在自己的引领下顿悟，这一点是对的。
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可笑的，先不说思考层面上的欠缺，光是我们真能代表读者的一点，就让我如坐针毡。
小学的时候，老师先让我们记事，逐渐大了，到了高中时候再让我们议论。
而说到写新闻，系主任曾经说过句，其实如果只从报道来看小学的文化就足够了。
八、同质化。思维上的同质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自己看问题的客观性。圈子是一个蛮可怕的东西。正如同阵营，对于追求相同利益的人当然是再好不过的基础，但是对于希望思考的人来说，则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束缚。
所以凡事要独立思考?
理性，是不会被外界喧嚣的声音影响自己的思维，从而以一颗纯净的心灵去尝试追寻真相。
关于思考，自己一直觉得无非是说点自己所认可且能自圆其说的东西就行了。可不知不觉中，我喜欢在课堂上说一些自认为独特的观点，并在每一次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有种舒坦的错觉。
我一直认为人的价值其实就在于你能想到多少别人想不到，却无疑是对的东西，仅从这个概念来看，或许没错。甚至如同闾丘露薇而言，同质化将会是媒体的灾难，也会到了某个极点时成为世界的灾难。
可当这份思考做成习惯时，能在多少时确保正确，却又不得而知了。毕竟人随着时间积累的不仅是经验，更多的是骄傲。“纯净”比“不同质化”更难，特别是对中国的记者而言。
九、到底是有怎么样的受众就有怎么样的媒体，还是媒体决定了受众的质量。媒体该不该迎合大众的口味?台湾《联合报》的创办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一百年的李登辉，却有一百年的《联合报》。”
我经历了一次报社的改版，闲来无事也总会问自己读者到底喜欢读什么、看什么?但现在想来却觉得幼稚得很，因为一旦一板一眼就认定读者至上的缘由，那么世界上的媒体估摸着差不多应是一样样的。
一个好的媒体，不是吸引受众的，而是培养受众的。只是在这一点在现有的环境下，哪家媒体能毫无顾忌地说句“是”呢?
以我的一句微博结束吧!
想了很多有关媒体责任的问题，觉得有时候很多思考的角度是源自自身不得不面对的利益，毕竟人的价值可能还是横在物欲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须直面的。
物质能正视，物欲却摆脱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