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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 心得篇一
万科董事长王石作为一位资深职业经理人，应对这次四川大地震，也犯下了类似的错误。他在博客里写道，“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以及“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为负担”。这些个人言论同样引发了公众的抗议浪潮，并严重影响到公司品牌形象、股价和产品(房地产)的销售预期。
平心而论，王石的言论本身在立论上是站得住脚的，甚至堪称理性，与巨大天灾面前全社会普遍情绪化的反应相比显得难能可贵地清醒。但问题出在，王石混淆了他三项不同身份之间的界限。
他有哪三项身份呢?
首先当然是上述职业经理人的身份，王石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房地产职业经理人” ，他也一向以此为傲;其次是万科品牌代言人，王石最广为人知的个人爱好是登山，他把这项个人爱好与万科的企业精神成功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万科事实上的形象代言人，以奥运火炬在鹏城传递的相关报道为例，不少报道都提到“万科董事长曾登顶珠峰的王石传递火炬”*，可见万科、王石、登山这三者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联结，并直接关系到万科的品牌形象;第三是意见领袖，这一重角色是基于前二者所带来的话语权优势而次生的，通过公开场合言论及个人博客等方式发挥社会影响力并营造其个人形象(进而强化企业形象)，亦经常间接为其职业经理人身份及企业利益服务(如：“楼市拐点论”、“楼市无垄断论”等)。
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品牌价值是动态的，处于不断被评价、不断被重新估值的过程之中。成熟的企业应该避免主动惹起争议、波及企业形象，致使品牌价值受损。上述可口可乐改变配方引起的品牌危机就是一次典型的“无事生非”。而职业经理人的基本要求是忠诚勤勉、任事谨慎，凡事以企业利益为先，切忌因个人行为对企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因此，如果王石仅仅具有意见领袖的身份，他发表以上言论并无不当;但正因为他的三项身份密不可分(尤其第三重身份源自前两项)，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他说这些话之前，更应该对公众情感的走向及可能激发的反应进行必要的评估和正确的体认，以免因个人“理性的狂热”激起众怒、殃及企业。可惜的是，王石理应具有的职业操守却未能战胜个人言说、表态的冲动，甚至还试图挟一己企业员工之众、共同挑战社会公意(虽然这种公意不一定是明智的)，俨然在以卵击石。(其实，万科捐200万为限、员工捐10元为限，本可以静悄悄地去做，完全不必酿出这样一场轩然大波。)另外还一种可能，王石表面上是以意见领袖身份提供独立见解，其实却是在制造逆向营销，因为宣布巨额捐款的企业太多，非此不足以标新立异。那么从后果来看，他显然是误判并失败了。不论如何，在此次风波中，出风头与愚蠢，王石的表现二者兼具。
相比较而言，神舟电脑董事长吴海军“内部字条”“流出”事件(字条批示“希望没有向灾区捐款的员工离职”，甚至“还骂捐了款仍有怨言的员工是混蛋”)，虽然同样引起争议，但吴海军对公众情感的判读明显比王石精准。虽然王石的言论看起来更加理性、立意更长远，吴海军的批示则已经触及了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底线，但王石的“卖直”在舆论及公众反应上却输给了吴海军的“血性”。
依照勒庞《乌合之众》一书对群体心理的分析，“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引领还是对抗群体感情的狂暴，就成了个人英雄表演成败的关键。意见领袖也许可以采取与公众为敌的招人厌憎的先知姿态，职业经理人却不可以，因为他首先必须对企业负责;品牌形象代言人更不可因个人的言辞鲁莽而拖累企业。这一次，王石以一项身份进行的表达却触犯了另两项(更重要的)身份的禁条，可谓是彻底栽了个跟斗。
可口可乐更换百年配方之前经过了数年的客户调查和大规模的口味测试，因此事后分析认为“口味测试出卖了可口可乐”，换言之，可口可乐犯下的是可以原谅的错误，而郭思达也以迅速的改弦易辙来化解这场信任危机。与之相比，王石此次错误则属纯粹的个人行为，我们可称之为“不自量力的傲慢”。既然大错已铸成，王石更应该向郭思达学习，本着对企业和股东负责的职业精神，向“群体感情的狂暴”低头，谦卑而诚恳地进行危机公关，以求化解此次无端惹出的风波。若非如此，适合王石干的，恐怕不是万科董事长的职位，而是南方报系的时评撰稿人。
乌合之众 心得篇二
“躲猫猫”、“打酱油”、“70码”、“人肉搜索”... ...这类事件如今已成为热门甚至是流行词汇。在这些词汇的背后，积蓄着巨大的公众情绪的力量。公众情绪古已有之，只要有群体存在，就会有这样的情绪力量在民间不停流淌。这里的“群体”一词不只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而是心理学上的定义——即在某些既定条件下，并且也只有在这些条件的下一群人。这样积聚成群的人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感情与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形成了群体心理。对于公众——这个庞大的群体，则形成了集体式的公众情绪。近20xx年间，国内的公众情绪力量悄然兴起，并且难以遏制地呈喷涌趋势发展，成为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20xx至20xx年间，是中国发展阶段的一个特殊时刻：申奥申博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彻底打开国门，两代领导人之间的权利交接，突然到来的sars危机，... ...这些并存的因素，都使得中国社会得到暂时性的气氛松动。而互联网业在经过20xx年的洗礼和蛰伏之后重入成长轨道并且发展呈狂飙突进态势，这为信息的传播和言论提供了宽广的平台。人们似乎发现了一种强大的公众情绪凝聚的可能性，及其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可以对抗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力。
公众情绪力量的最初最集大成者的体现可以说是20xx年的孙志刚事件——这个广州大学生莫名其妙地在收容所中葬送性命。许志永律师凭借着公众情绪的支持和媒体的力量，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了，孙志刚事件也成为了中国法治历史的里程碑。这是媒体和公众力量挑战长期行政法规的典范。今年的“躲猫猫”事件，“70码”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等，正是由于公众的持续关注与公众情绪的反应强烈，对相关部门造成一定压力，使得相关机构从最初的遮遮掩掩到最后不得不正面回应，这对事件的调查有着正面影响。公众情绪正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力量。
但是，在公共诉求胜利的表面下，我们也不应盲目乐观。我们所要注意的问题是：任何力量的过度放大，都会模糊背后的真实。20xx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惊世界，危难时刻中国社会各界掀起赈灾热潮。身处国外的深圳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得知汶川地震的事情之后，在地震当日当即做出万科捐款220万的决定。而此举被认为是“抠门”，引来网络上一片骂声。5月15日王石在博客中为自己辩护，反而是被看做越辩越黑，加之媒体的断章取义的报道，遭来公众的漫骂谴责，万科遭遇了企业内的8级地震。最后王石不得不向公众道歉，“捐款门”事件才告一段落。
就笔者看来，如果一定要说王石真的做错什么了的话，那就是：在公众情绪处于高度敏感时，当感性成为公众情感主流时，企业家，这些理性逻辑的信徒刺痛了公众敏感脆弱的心。他对自我财富的捍卫，在公众眼中显得是那么可恶。勒庞曾经说过：“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当公众情绪遭遇商业理性，王石触犯了众怒，可以说彻底栽了个跟头。公众——这个庞大的群体对这一事件普遍的恶评和讨伐，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这样的声音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 ...
根据勒庞在《乌合之众》中的观点，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情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情普遍化。此外在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可以被风吹到无论什么地方个人没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而造成组织化群体这一特征的原因，勒庞在群体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中将之归结为三点：
首先，群体的普遍性格特征受无意识支配。“人们在智力上差异巨大，但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无意识的深层结构中，包含着时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笔者认为，中国人的公众情绪中经常混杂着自卑与自大。这种现状的产生与中国在过去150年所遭受的屈辱相关，与十年动乱有关，与1989年之后中国所陷入的外交孤立状态有关，也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狂飙发展所导致的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思想发展中出现大量断层有关... ...这些都对种族的无意识构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捐款门事件中，还暴露出了中国社会地壳底层的一股愤怒的力量。这股力量包括了“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基础秩序薄弱”、“生存压力巨大”、“草根群体挑战精英群体”... ...这些种种元素组合构成了公众的无意识结构，最终在公众情绪膨胀之时彻底彻底喷涌而出。
其次是由传染现象导致。这对公众情绪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倾向。传染虽然是一种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却很难解释清楚。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这种特点在互联网中表现地异常明显。网络上的声音无碍乎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激进的情绪极端主义者，而另一类则是冷静的理性主义者。情绪极端者的言论往往能吸引到更多的眼球，因而他们的言论受到越来越多的鼓励和追捧，他们的声音也日益响亮，声势日益浩大。而那些理性的声音则淹没在了其中。而那些中立者则受到了情绪的传染，情绪极端者的队伍越发庞大。互联网上最“鼓励”那种情绪极端主义者的非黑即白的争吵，在抽象的、激烈的情绪传染中，基本的真相被掩盖了。例如20xx年5月前后热议的“抵制家乐福”事件，正是公众情绪所演化成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网站论坛、短信、邮件、博客等媒介，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染开去所导致的。对家乐福的抵制活动是由于当时反法情绪高涨所致。在此笔者不禁要问：在名为爱国的旗帜之下，真正损伤的是谁的利益?!这种缺乏理智情结和客观依据的情感，唯一的功效只是使群体在自激、自渎中不断地泛滥膨胀，对于社会的进步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第三点则是群体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这也正是上面所说的传染所造成的结果。20xx年5月，一篇题为《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文章，报道了广州种植的香蕉感染巴拿马病的严重情况，并在后续报道中称这种“香蕉癌症”将给广州、甚至全国的香蕉种植带来“灭顶之灾”。 没想到，这一关于香蕉树常见病的消息，经网站论坛、短信、邮件、博客等各种渠道以讹传讹，最后竟变成了“吃香蕉致癌”这样的恐怖传言。消息、传言、谣言铺天盖地的结果就是：香蕉滞销，蕉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香蕉烂在树上。这个事件中骇人的传播力量，是群体接受过暗示之后所创造的。群体通常总是处于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当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开始，传染性暗示的过程就开始了。“海南蕉”事件正是这一理论的典型案例。在暗示和互相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个体编造的所谓“事实”——“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立刻就被多数人接受。而这种忽略智力因素的之作用于感情的宣扬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恶劣影响。据相关政府部门不完全统计，自20xx年3月13日某媒体消息见报后的43天里，广东、海南的蕉农因谣言而造成的损失至少达7亿元之巨。
最后一点即第四条造成组织化群体特征的原因，则是笔者的个人总结：在群体中个人的责任感会消失，并且会导致欲望的宣泄。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己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生活的高度原子化，经常只能在集体的行动中才能找到意义，因此我们的勇气总是通过群体来表达的。在群体中个体摆脱了自己卑微的想法，感觉到了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强大的力量，人们平日遏制的欲望在群体中大量宣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眼中的网络中的民意，总是充斥着傻气和杀气。似乎打字的键盘至于肾上腺激素紧密相连，网络中的言论与头脑无关。
这种公众情绪的高涨与泛滥，并非是“中国特色”，任何一个社会在转型时期，都会面临这样的过程。随着中国的不断纳入世界，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人的身份敏感性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这与中国人由历史原因所导致的过分自卑有着密切联系。对于民意狂热的现状，我们应做冷静理性的认识，不应消极悲观，更不应盲目乐观。这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从富足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让一种模糊的情绪，(换而言之即一种情绪幻觉)成为一种真正的信仰。如果当这种夸张和单纯的情绪成为一种真正能够主宰群体的力量，它对社会的伤害将难以估量。
笔者惊奇地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是可以复制的，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1890年—1920xx年间，美国如何在两代人的努力下，变成了一个相对幸福、公正的社会，抑或是1976-20xx年间，西班牙如何从佛朗哥年代的压抑、封闭，变成了开放、自由、富有创造力新国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社会现在的处境只是个过渡阶段。虽然前面的道路布满荆棘，但我们终能走过去。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很庆幸生活在这个充满激情和变化的年代，能够见证这样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但我由衷地希望它快点过去。
乌合之众 心得篇三
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学者勒庞是个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反对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他生活在法国革命不断的年代里，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于是，勒庞在他的传世名作《乌合之众》中总结道：民众缺乏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用想象来判断，模仿他人行为，简而言之，民众是盲从的。
很不幸，我们也是“乌合之众”，我们也会盲从。全球化信息化的年代里，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与全球化的信息爆炸使我们愈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而开始追求信仰的庇护和权威的支持，两者共同的结果，就是解释古典人生哲学的于丹教授的走红。
《地球是平的》一书预见了一个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未来。我以为，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政府将失去左右舆论的能力，民众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民主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时，国际间竞争使政府必须拥有更高的效率，民众必须赋予政府更多权力，集中也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将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权威民主双向加强的模式，即民众选出强力领袖，由他来行使巨大的权力。这一切，正如勒庞所言。
勒庞曾预言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必将是艰苦的过程，也曾预言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必将迎来更加极权的专制。他的“乌合之众”心理学认为：民众为了追求幸福，会愿意牺牲自由，追随强力领袖，赋予他绝对权力，并为他所宣扬的理想牺牲一切。令人不安的是，这个片面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有力映证——二战、文革——民众哪一次不盲从?哪一次不为疯狂的理想而疯狂地杀人?
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心理学，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盲从，如何克服盲从，从而确保一个稳定发展的幸福未来。
在连续读了佛洛伊德批判继承勒庞思想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和当代学者写的讨论群体盲从行为的《影响力》以及一些研究催眠术的书籍后，我倾向于用“催眠”与“同步”(synchronization)理论来解释“乌合之众”的盲从。
“催眠”是指个人意志被他人意志所战胜和控制。强大的群体意志战胜和取代了个人意志，个人被群体催眠了。(前面我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催眠的文章了，所以这里就不细谈了)
无论是否被催眠，人都有模仿他人的倾向，心理学上称之为“同步”。由于人天生都是自恋的，所以爱屋及乌，会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即“认同”。为了让其他人喜欢自己，以便搞好关系实现合作，人会模仿其他人，即“求同”。“认同”与“求同”合并在一起，就是一种“同步”，它仿佛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写入自己dna里的基础核心程序，是一种不是本能的本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代律法正是对这一本能的总结。别人馈赠我，我就回赠他;别人攻击我，我就回击他。商家就很懂得利用“同步”赚钱，超市里那些免费品尝的甜点，在“同步”作用的帮助下，总是能让消费者乖乖地买下自己本不必买的东西。此外，销售人员千方百计地与消费者套近乎，也正是为了博取一种“同步”。
乌合之众的盲从，正是“催眠”与“同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催眠使我们变成了盲目之辈，而极端强化了“同步”效应，使得我们不受理性与道德的约束，做出不可理解的事情来。“自信”是抑制“催眠”的良方，“谨慎”是把握“同步”分寸的要领。希望大家能在生活中经常提醒自己，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我。
ps，谈点关于“同步”的题外话。
在与人交谈时，模仿对方的表达方式，如语气、姿势、词汇、节奏等，通常可以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所以，与父母沟通时要用家长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时要用孩子的方式，一旦反串，结果就很糟糕。多数时候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不畅，就是因为彼此都坚持自己的方式，而不愿意主动与对方“同步”。
人不只与他人同步，还努力实现与自身的“同步”，即前后一致性。因此，先问两个问题，让对方做出“肯定”回答后，再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时，对方会很难拒绝。
“同步”也有副作用。如街头有人需要救助时，由于过路人都不知情，因此，他们只会观望他人行为，以期用“同步”来避免犯错。如果其他人都无动于衷，则人们也会“同步”这种无动于衷，结果便是一种“社会人情淡漠”的假象。针对这种现象，求助者只需指定一个帮助者，道明原因，并指明要求帮助的内容，使对方开始行动，便会帮你赢得更多人的“同步”协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