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关汉卿读书笔记篇一
一代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说：“在阅读的书中找出可以把自己引到深处的东西，把其它一切统统抛掉。”爱因斯坦的话让我们明白了读书时选择的重要性。
“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象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象鸟儿没有翅膀。”这是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对书籍和知识的一段富含哲理又充满诗意的诠释，如果要讨论读书的意义，我想也能从这段话中找到答案。
“……有系统地学习一些东西。”同学们听懂了吗？读书是为了“有系统地学习一些东西”。这里的“系统”要求读书要有选择，包括选择书和书中的章节；而从读书中“学习东西”的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写读后感。从这里可以看出，要想从读书中获益，就要始终做到“读书的选择”和“写读后感”，两者不可偏废：选择得好才会有读后感可写，选择得准才能写出主题突出的读后感。写读后感能使下次的选择更具系统性。
同学们，当你拿到一本新书时，有没有想一口气看完以便马上知道结果的欲望？没关系，就一口气看完吧，可以是走马观花式的，或是一目十行式的，先满足一下好奇心嘛。其实，此时的你只是在浏览，并不是在阅读。当你浏览了一本书后，想一想，有什么感觉，你喜欢这本书吗？还想再看一遍吗？想再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生动的故事情节、感人的思想内容、还是精彩的语言表达？不知不觉中，你开始了选择———————选择书的取舍、选择读书时的侧重面。然后当你真正仔细地阅读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时，你就会有意识地在你认为重要的、好的方面多想想、多看看，最好是再做一些记号，以便为了进一步的思考和体味再次阅读时容易找到。
同学们，如果你们在求知的道路上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读书时的选择和写读后感的重要性，也始终将读书时的选择和写好读后感的关系摆正，那么登上前景壮阔的知识颠峰的时刻就不会离你们太遥远！
关汉卿读书笔记篇二
才疏学浅，买书五车，而不是学富五车，汗颜，叫做读书人，读书大多带有功利色彩，要么英语教学，要么各种辅导资料，用于东抄抄西改改，变成自己所谓原创作品，其实不然，结果之一，给自己带来一些微薄收入补贴家用，都市生活需要的一样少不了，没有脏兮兮的钞票寸步难行。带班主任几年来，多有案头班主任秘籍之类，大多寡淡无味，读之，弃之，来年整理书柜，多有滥竽充数之类，五毛一斤，换来两斤排骨，三斤牛肉。
昨晚转载校长《荀子》一文，不读则以，一读让我惊呼不已，世上竟有这等精髓之书。《论语》学习由来已久，一知半解，感觉《荀子》与我们教学与学习关系更加密切，更有教育意义。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在各种文段中早有耳闻，大多被引用，后来者居上，学生超越老师。今人要想超越前人，首先要做到：学不可以已。要有空杯心态，要谦虚，勿燥，要坚持不懈读书，读书，知识就像木匠的墨线一样，让人成规矩，成方圆；知识就像砥砺一样让人思想锐利，读书可以明智，思维敏锐，也许就是这个道理，看来我们中国人懂得得要比西方人早上很多。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响矣。
读这一段之后让我明白一个道理：读书不可以浮躁，不可以用于炫耀，不可以用于唠叨，不可以用于让别人看。读书是为自己修身养性，为自己远大目标，高尚理想，读书可以让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有思想，有境界，有目标。读书不是小人之学，是君子之学，为人，做事之学。饱读诗书，需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不好为人师，不乐善好施，不评头论足。别人需要帮助才出手，别人需要解答采取给出答案，有问有答，做到有礼有节。
关汉卿读书笔记篇三
屠格列夫，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1818年，他出生在奥缪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
《猎人笔记》，是他的成名作。出这本书之前，屠格列夫几乎对文学创作失去信心了。但当他发表，《猎人笔记》的第一篇故事——《霍尔和卡里内奇》，却意外的收获了不少称赞，这无疑给事业正处在低谷的屠格列夫巨大的信心和希望。
这本书，主要叙述的是，作者以旁观者的角度为读者介绍了他在乡间所看到的一幕幕朴实而又温馨，简单而又快乐的美好生活，和可爱的人们。
其中，精明能干的“霍尔”，多才多艺的“卡里内奇”，热爱自然的“卡西扬”，天才歌手“雅诗卡”，追求爱情的“阿库丽娜”和身世悲惨却为他人着想的“露凯丽娅”。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猎人笔记》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自己是非常向往这样的生活的。
这本书写出了作者对阶级农民的赞美，和对阶级地主的讽刺和咒骂，使文章更有了人情味。
《猎人笔记》这本书是今年刚读的，他是我印象深刻。同时，也让我懂得了有时人心很险恶，人生有时很残酷。
书中，作者以富有个性的话语，看透命运的手法，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感想。诉说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这本书，直抒胸臆。它既使我陶冶了情操，也增长了见识。
《猎人笔记》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自然和人。
关汉卿读书笔记篇四
高尔基曾说过：“书是人类的进步阶梯。”书是我们的好朋友，通过它可以“看”到广阔的世界，“看”到银河里的星星，“看”到中华瑰丽的五千年，“看”到风土人情和世间万象……对我们扩大视野、增长见识、丰富积累、提高素质，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世界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抉择，但不需要为压力过重而苦恼，更不需要为了失败而哭泣，也不要让事情来主宰我们，而是要用积极的态度来主导、推动事情往更好的方向进展。
我国伟大诗人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在人人拥有一好书，人人读一本好书的读书工程的号召下，我买了一本李开复先生的《做最好的自己》。看了这本书后，感觉与众不同，如何才能做最好的自己?这需要我们每个人进行思考。是的，更多的时候，大家都在审评对方，研究对手，却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了解自己。
首先吸引我的是书名，当书到手时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去读这本书。读完后不禁觉得神清气爽，以前也曾读过一些书，读后似乎感觉都是一些空话，仅仅留给我一些无谓的说教，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再者，每个人对成功的理解不同。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或许经常有这样的感觉：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怎样才能得到成功，搞不清真正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如何实现。现在看了李老师的“成功”学后，体会到：人和人之间千差万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能用同一个模式去衡量所有人的成功，无论是所处地位与名望的高与低，拥有财富的多与少，只有发挥了自己的趣和特长，又对社会和他人有益，同时还体验到了无穷的快乐，这就是成功，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就是成功。
对此我的理解就是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形式不同，成功的意义也不同，不要去在乎世俗的模式，只要自己努力去实现理想，并且每天都在向理想靠近，就是成功。成功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社会给每个人提供了不同的舞台，只要在自己的舞台上将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极限，无论是令人瞩目还是平凡普通，都是成功。
当然，在现实社会中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们的理想和现实永远存在着差距。而许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改变心态，调节情绪，改变思考方式，不断超越自己，努力让自己的生命充分燃烧，做最好的自己。
总的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最好的自己，都可以做到优秀。我们更不必为自己赶不上别人而太过自责，也不必因为境遇不好而太过感伤，怨天忧人。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更美好、更大度、更成功的人!
关汉卿读书笔记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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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至者，信哉!人世间，若无精神，人之立、军之威、国之强、民之富，则无从谈起，无由成就!所以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细细读完这本《中华精神》，我心情无比激动，受益匪浅。原来古人早就拥有了那么多高尚而美好的精神:雷锋的螺丝钉精神等等，都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们是中国瑰丽灿烂的历史上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是五星红旗上一片红色。想到人们的高尚精神，再想自己，我无言以对，暗自羞愧。记得有一次是学校的课间休息时间，正玩得起劲的时候，忽然听到“哎呀”一声，原来是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跌倒了。本想上去搀他起来，却禁不住同学叫我玩耍的诱惑，只能装作视而不见，匆匆地绕道走了。但就在忍不住回头时，我看到了一位同年级的学生正跑去搀扶他，不禁脸红了。
话，我的眼里不禁泛出了泪花，感觉心里的恨消失了，对妈妈只有感激。今年母亲节，我就亲手给妈妈做了个小礼物，用卡纸做一朵鲜艳的大红花，并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对妈妈的祝福和我想说的悄悄话，以此来表达我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还记得妈妈收到礼物时，一向严肃的脸上也笑开了花。
亲情很珍贵，但友情我也同样非常重视的。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陈一晔，和我同级，每次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好开心。每当我去她家作客时，她总是会热情地招呼我，有好吃的东西也总会分我一半。每当遇到不懂的题目里，我们就会在一起讨论、交流，虽然有时我们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马上又和好如初了。我们俩还经常在一起做手工，比如纸花、小纸船等等，看着我们开心的样子，妈妈常说我们要好的就像两姐妹。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朋友，我真心地希望和我的每个朋友的友谊之树都常青。
关汉卿读书笔记篇六
诚然，至者，信哉!人世间，若无精神，人之立、军之威、国之强、民之富，则无从谈起，无由成就!所以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细细读完这本《中华精神》，我心情无比激动，受益匪浅。原来古人早就拥有了那么多高尚而美好的精神：雷锋的螺丝钉精神等等，都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们是中国瑰丽灿烂的历史上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是五星红旗上一片红色。想到人们的高尚精神，再想自己，我无言以对，暗自羞愧。记得有一次是学校的课间休息时间，正玩得起劲的时候，忽然听到“哎呀”一声，原来是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跌倒了。本想上去搀他起来，却禁不住同学叫我玩耍的诱惑，只能装作视而不见，匆匆地绕道走了。但就在忍不住回头时，我看到了一位同年级的学生正跑去搀扶他，不禁脸红了。
说到感恩，我想起了妈妈。有次听爸爸说，在妈妈怀着我的时候，真的是受尽了“磨难”，脚浮肿得厉害，早上睡的香，晚上又不睡，连着几个月，爸爸妈妈都没有一夜睡过完整的觉。刚出生时我才五十厘米，如今，我都一百四十多厘米了，想想这其中得有父母多少的心血啊!原来心里一直有点恨妈妈，因为她对我很严厉，有时我还真有点怕她。听过爸爸的话，我的眼里不禁泛出了泪花，感觉心里的恨消失了，对妈妈只有感激。
今年母亲节，我就亲手给妈妈做了个小礼物，用卡纸做一朵鲜艳的大红花，并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对妈妈的祝福和我想说的悄悄话，以此来表达我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还记得妈妈收到礼物时，一向严肃的脸上也笑开了花。
亲情很珍贵，但友情我也同样非常重视的。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陈一晔，和我同级，每次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好开心。每当我去她家作客时，她总是会热情地招呼我，有好吃的东西也总会分我一半。每当遇到不懂的题目里，我们就会在一起讨论、交流，虽然有时我们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马上又和好如初了。我们俩还经常在一起做手工，比如纸花、小纸船等等，看着我们开心的样子，妈妈常说我们要好的就像两姐妹。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朋友，我真心地希望和我的每个朋友的友谊之树都常青。
人们的高尚精神教育了我，我也同样会以古人为榜样，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快快行动起来吧!中华精神永远在我们心中!
关汉卿读书笔记篇七
武汉大学历史系冯天瑜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且学术偏好为明清文化史。冯教授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诸多论题进行过考究。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国文化史》就是由冯教授领衔，并与何晓明教授、周积明教授在中国文化史领域共同创作的研究成果。
冯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华文化史》（以下简称“冯著”）“导论”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冯教授认为，文化史是“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所谓文化史就是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文化史是通过历史视角、借助历史理论和方法来解读人类文化的一门学科。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文化史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也有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
从理论上讲，撰写通史性著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专门史。而撰写跨越数千年专门史的难度又大于撰写某一个朝代、某一个阶段专门史的难度。因为人的学力、精力有限。具体到“中华文化史”领域，时间跨越数千年，内容包罗万象，如果不是在此领域潜心研究数十载，断然难以写出如此鸿篇巨制。大概是出于确保著作质量考虑，冯天瑜教授并未独自完成这一课题，而是选择与何天明、周积明等教授合作，以期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
冯著洋洋百万言，从“人猿相揖别”的上古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远古时期人类“质朴的精神之花”一直写到毛泽东思想，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书“题记”中所写的那样：本书以《中国文化史》拟题，意在研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机制与发展历程。
一、“中华”的概念
之中华。”
又《晋书卷六六·列传第三六》有如下一段文字：
“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 但从上下文来判断，此二处的“中华”仅仅指中原汉族政权控制的区域，而不包括边陲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区域。
作者指出，“中华”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而并非体制人类学概念。笔者认为，“中华”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的概念可能不包括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河北、山西、内蒙等区域，但到了隋唐，“中华”的概念就要宽泛得多，甚至连甘肃、宁夏等地也可以被称为“中华”。笔者据此认为，当中央政府强大时，“中华”的范围就大，当中央政权式微时，“中华”的范围就小。
笔者认为，作为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显然不是历史上历届中央政权统治范围内的民族之和，而是泛指现在中国国境线内的各民族之和。这与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意义仍不相同。现在我们常用的“中华”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但撰写学术著作，就不能满足于使用政治意义下的概念，而必须由学者自身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可惜冯著对“中华”概念的界定刚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让人稍感遗憾。
二、“文化”的概念
和“中华”的概念相比，“文化”的概念更不好把握。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直在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据作者统计，有关 “文化” 的各种不同的定义有近二百种。
天“文化”的含义。今天的“文化”一词很难在中国古籍中找到一个可以完全对等的词汇。所以，我们不必纠缠于中国古代有没有“文化”的提法，而应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古代究竟有哪些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这些“文化”现象是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思想。
冯著在“导论”部分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古典进化论者、传播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功能学派、结构学派等对文化的定义。这些内容对于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甚至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都不无裨益。但并不是每一种定义都能在我们的研究中真正发挥作用。我们仍需自己从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华文化进行梳理。
作者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笔者对此非常认同。也正是因为广义的文化包罗万象，才给那些想要撰写中国文化史的学者出了一个难题。
作者还借用了“文化形态学”的相关理论，对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等几个方面。其中，物态文化层与自然关系更密切一些，而制度、行为、心态文化层则与人自身的关系更密切一些。随着社会发展，物态文化新陈代谢的节奏较快，而制度、行为、心态文化的惯性较大，带有浓厚的保守性格。笔者于是联想到1840年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后，清朝统治者先想到的是学习西方的物态文化，即坚船利炮。后来发现坚船利炮扭转不了清朝的颓势，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然而，仅仅学了一些皮毛，清朝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文化史在历史学科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
诚如作者所言，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文化史获得独立地位的时间却并不久远。不但在中国史学界如此，在西方情况也大致相同。把史学从政治史、军事史扩大到文化史、经济史、工商业史、科技史，是启蒙时代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从这时开始，文化史在西方史学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法国启蒙思想大师也因为其贡献被誉为“文化史之父”。
伏尔泰以后的两个世纪，西方涌现出大批文化史著作。“五四”前后，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作被翻译介绍到西方来。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仿效其体例，参酌其史观，自行编撰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可谓这方面的开山者。后来，顾伯康、柳诒征、陈登原在20世纪30年代分别撰写了几种《中国文化史》。解放后，我国的史学一度成为单纯的政治史，“重政务，轻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学术意识开始觉醒，学术视野迅速拓宽，文化史重新获得了其在史学界应有的地位。
“文化生态”界说
文化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在第一章中，作者先谈了人类文化诞生的自然环境——地球，接着谈了人与地球的互动关系：人类源于自然，人类受赐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时，人类又能超越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人类产生后，人类社会也就相应诞生。人类社会也是人类文化诞生的社会环境。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本身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引用了《国语》、《孟子》、《逸周书》、《荀子》、《管子》等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得出“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些记载的背后反映出当时已出现了人破坏自然、人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现象，当时的哲人出于“持续索取”的考虑才提出保护自然的思想。
“生态”一词（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由此可见，“文化生态”是一种借喻手法，借用了生态学上的相关概念。这种借喻手法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如“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等。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
但是，作者似乎在有意延续这种“借用”手法，对此做法笔者深不以为然。在前文本已表述清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又被作者借用物理学上“场”的概念而改成“自然场”、“社会场”，还煞有介事地分析什么是“自然场”和“社会场”。很快，在本书第9页，作者又将自己创造的“自然场”、“社会场”等概念弃之不用，又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组织环境三个角度剖析人类文化产生的环境。
应该说，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作者认为，要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真髓及其发展历程，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并对其进行综合的、动态的考察，也即将文化生态三层次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双向研究。
两组文化生态类型
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记载，这说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裔夷”与“华厦”是作为两种相对立的文化形态出现。《论语》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记载也反映了孔子对中原农业文明先进性的肯定。笔者认为，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农业文明确实优于游牧文明。但如果从人类文化的创造、传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而且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常常通过和平或不和平的手段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统一全国性政权的情况。
而19世纪中叶以降，长期带有强烈优越感的东方农业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这个“不速之客”面前却接连吃败仗，不仅割地、赔款，连京师都被人家占领了两次。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中国人并非一线单传的天之骄子，而不过是多元世界的普通一员。至此，中国人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参照系——西方工业文明。
笔者认为，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把中西文化的区别视为“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的观点不完全准确，更加准确的表述应为“性质既异，程度也不同”。在欧洲的工业革命未开始之前，欧洲大陆也普遍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为主。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由此可见，以定居、农耕为特征的农业文明在工业革命之前曾出现在各个大陆，而当时各个大陆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
李大钊认为西方工业文明高于东方农业文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观点也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待的。笔者始终认为，文明背后所代表的生产力有高下之分，但文明本身绝不应有优劣之分。而且，各个文明之间的界限随着文明之间的互相交流、影响而变得日益模糊。如：轮船、火车、汽车、飞机这些由西方工业社会创造的产品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按照西方走过的发展模式发展，因为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的模式。
与杜亚泉不同，李大钊、陈独秀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的视野不仅包括地理环境，还包括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