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ipt> 高喜平 武汉理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优秀类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为避免类似文革中决策的失误而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的发生，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挫折中经验教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了党章。厉行法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党领导地位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党在依法治国具体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对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意义。
一、法制思想在中国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法治应包含两个重要意义：以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实现法治的标志是服从法律，又强调法律也是正义的法律，否则即使有法律的统治，也非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从这个原始的法治概念出发来给法治寻求定义可得：法治是强调在法律正义的前提下的一种“法律至上”与“和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1700年后的今天，经历了人类史上的数次思想革命，政治领域中的民主观念、人权观念开始为普通人所关注，并逐渐根深蒂固。保障人权，尊重民主，维护公平，体现文明的观念也不断为大多数文明国家所接受，基于这种变化，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义在近代有了新的意义。各国政治团体，政党派别更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为抑制民主被过分滥用的一个有效的武器来保障其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因为法制对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保证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滥用，所以政治家们更关注法治的实施，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也集中在“法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其具体内容有哪些。
英国学者戴西认为，法治的标准有三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的权利产生宪法。美国学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项原则，它们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确，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法律要有稳定性，官方行动要与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专门以法治为议题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①立法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得到维护的各项条件。②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但赋予行政机关以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权。③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全，取消不人道和过度处罚。④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等。
如上学者关于法治标准的论述虽然说法各异，但却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权威，保障个人人权的实现，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对我国全面而又有重点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我国对法治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中国学界对法治思想的讨论明显晚于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国历经了无数次社会变革，遭致在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一场真正意义上严肃的关于法治的讨论。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毛泽东等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短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最终还是被淹没在了混乱的中国政局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转折，这次大会前后在思想界引发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人们思想上的僵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并逐步将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这就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法制建设历史时期。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同时在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法制思想与列宁建国法制思想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归纳出了他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思想与经济法制思想，为后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在充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法制建设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再创造。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邓小平理论中的法治思想，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依法治国”的概念。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并初具成效。
在法学理论界，学者们研究法治也避免从纯学理的角度来分析，而是借鉴各国关于法治近代研究成果把其与政党、国家制度、及其周围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我国学者姚建宗在其著书《法治的生态环境》中对法治的生活立场、生存土壤、制度基调、人文情怀；时空领域，法律环境以及法治意义的现实载体多方面作了系统而又形象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的法治观点。法学理论界名宿张文显教授也从综合的角度对法治作了新的定义：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
综合我国法治建设所走过的历程以及学者对法治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法治化”：首先指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其次是指实现一种社会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一）“依法治国”的概念意义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并随即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江泽民同志在提出这个基本方略时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治国基本方略的科学定义和基本内涵就作了十分深刻的阐述。他说：“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然而“依法治国”确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法治与法制有没有区别？主张“依法治国”有没有片面性，或者是否是一个超阶级的观点？所有这些问题从最初的理论探讨到实践中正式将其作为基本方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从理论界到广大干部中都存在着广泛的意见分歧，存在着不同看法甚至疑虑。目前，已基本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看法。
首先，法治与法制是两个不同概念，有区别又有联系。实施法治，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是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而言的。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法制的内容指法律及其相关的各项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而法治则是一种治国的理论和若干原则。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实施法治。党的十五大报告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就是考虑到这种区别而作出的重要决定，但是，我们同样一直强调中国法治化的首要任务是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其次，提“依法治国”并没有什么片面性。法治同任何一个概念一样有自己特定的科学内涵、社会作用和使用范围。“依法治国”基本涵义是要坚持依照一套完备的符合时代精神，反映客观规律，体现人民意志和具有极大权威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公民的社会生活都要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非法的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和破坏。我们提法治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但并不否定道德的教化，行政手段的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工作大会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佳选择。
再次，主张“依法治国”也不是一个超阶级的观点：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方法，是没有阶级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家，这种法律制度所赖以生存并为其服务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以保证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为目的的，我国的根本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特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领导权由共产党执掌，这就能保证我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就能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也才是最终体现法治的真正内涵。
（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现实要求与历史必然性
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了把“依法治国”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三大奋斗纲领之一，即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一个现代化法治国家。
实施依法治国不是某种权益之计，也不是某些领导人一是心血来潮，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是社会进步的是现实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促成党领导实施民主政治，促进人类文明的重要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从制度层面上来讲，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现代西方国家仅仅是关乎执政党与政府政权关系的党政关系问题，在中国具有关乎中国政治发展的全局，决定中国政治性质与现状的重大问题。中国党政关系从“寓党于政”到“以党代政”再到“党政分开”很长的一段时期，都突出强调党对政权机关的绝对领导。凡属于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委讨论决定，然后分头执行。这样就过分强调了党的政治领导而忽略了党的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人民民主国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与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发挥。实施依法治国就是要强调法的权威与尊严的至上，摆正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党与人大的关系，恢复法定政治层面上中国宪政体制的本来面目。把宪法规定的本应由人大、做的事从党委手中拿回来，才能真正实现一种“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从最迫在眉睫的现实状况来考虑，依法治国更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需要一套既可以作为科学标准，又具有极大权威性，有一定公正性的法治原则作为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发挥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将保护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为法制发展的首要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法制发展的重要原则。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使法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不应当是盲目的、随意的，应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而这种计划性、意识性就应该体现我国现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即带动各领域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受到各领域发展的制约。要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就要以法制来确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从党的政策上进一步深化了上述宪法修正案。它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法制建设。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以法的形式来规范市场，促进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社会问题的整合，制度合法性危机的消减过程中，社会主义法治也趋于完善，中国法治化已初显端倪。这一点从哲学原理上讲就反映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映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客观规律。
另外，法制文明属于制度文明范畴，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大文明建设中，法制有其特殊的功能，法制政策的建立与实施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法制文明的社会排斥家长制，一言堂，搞特权，权大于法，较之独断专行，高度集权，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无比优越。因此，法治反映的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体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依法治国既保证两个文明建设的高效持续发展，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讲，无论中外，“法”从一出现就是正义、公正的化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法的内容和形式几经变更，但却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息息相关，彼此相应。“一部由低级到高级状态演变的法律状态和思想史是整个人类文明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历史的缩影。”当然，绝对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公正与正义，因为历史的局限性束缚着人的思维与意识，所以阶级社会的法虽然存在着不合理性，但是法本身所诉求的正义精神却是不变的，而且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趋于真正的正义与公正。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讲，曾经我们放弃过民主、践踏过法律，结果是带来国家十多年的贫穷与落后，几乎党亡国亡。十年浩劫后，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作了深刻的思考与总结。并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数次讲话中都用很形象精辟的语言概括了这样的道理：法制建设必须与民主建设相结合，法律制度应具有稳定性，法的意志应始终高于领导人的意志。在他的许多前期论述中，虽然没有用“人治”和“法治”的概念，但却从政治家的角度对法治的主要内涵，优于人治的明显特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十分精彩和透彻的概括。后来，他更明确指出，要通过改革来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正是我们不断发挥法律的作用，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民主政治建设才取得重大的发展，国家政权才得以有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
党的正确主张与法意志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宪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愿望、要求、利益的体现。宪法是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统一的法律体现。
（一）法是实现执政党政策的工具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国家从出现之初就以阶级统治的身份而存在着。任何阶级的政权都通过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来掌握和运用的。而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则往往是本阶级先进分子或是由其组成的机构。这样就形成了执政党来代表政权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形式。政党执政以后，把他们的纲领通过宣言或是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宣布和肯定。这样。在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中，对轮流上台的执政党同所谓的“在野党”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执行执政党的政策，既保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又充实和完善了他们的法律。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巩固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纲领，贯彻各项方针，政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党的政策是国家立法之源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的结合点
在我国，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二者统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党的领导首先要靠党的政策的正确。政策的正确与否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经的起检验，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法的灵魂是实现公平与正义。法所要维护的就是其所辖范围下所有个体的权益并确保其公平。一切公民个人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表达权与参与权无不通过法的形式得以肯定。
由此可见，政党政策所予以终极指向的与法所诉求的共同点都着眼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始终服从于，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从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与时俱进，再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为所谋，情为民所系，每一个印象都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党性。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成功与否得益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当前，着眼于这个全局，实行依法治国是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四．在依法治国各个具体环节中坚持党的领导
（一）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
依法治国这一方针政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中国治国方略上的重大战略选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形态发生的最具历史意义的转型。目前，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以及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党政关系的新模式都仍处于探索之中。
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性质、任务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我们党实现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的变革，实行依法行政。实施和坚持依法治国的第一步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和坚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对于政党活动的基本要求。政党活动的法治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再则，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法理上讲虽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党的执政活动总是同国家机构管理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各级国家机构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核心，党始终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实质性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标准化才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真正理解和把握依法治国的精神和关键就是要从依法执政这个党执政方式转变的高度来认识和领会。关于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实行依法行政这一思路最初形成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十年动乱之后对党当时的现状的思考与总结中。邓小平强调，“健全法制的同时，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随着党富国强民执政使命的不断驱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在实践中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并不断改善。今天，我们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自身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上的实践性探索成果的同时，我们还要站在历史选择与发展进程的高度，敏锐洞悉中国政治体制变革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在选择与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作为面前，正确把握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与发展的方向与原则。努力倡导法制文明，创建有中国特色，可以超越或与现代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法治建设目标正确的必然要求
中国法治化首先指的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指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目的是要使国家各项立法工作紧紧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进而使各项规范化的政策通过法的形式得以巩固，确保了立法的正确方向。同时，以法的形式来肯定党的政策，不仅是执政党政策实现的保证，也使宪法和法律得到了尊重。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服从于服务于国家工作的大局，自觉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进而成为全社会一体化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的另一面是党必须正确对待自身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因为我党是国家之中的执政党不是国家之上的执政党，所以党不仅是立法的主体，还是法治的对象。党的十二大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个人都不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写入党章，就是从党对自身行为规范的角度来完善在立法工作中作为的成熟之举。
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秩序的社会状态，还要正确对待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党的政策对我国各个时期完成国家各项工作具有至观重要的作用。法律是政策的上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政策与法律都决定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有益组成部分。但只有法律才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公布的法律有最大权威性。这就要求在具体的立法工作中，党组织及党员要建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深刻理解宪法精神，明确区分作为一个党员与国家干部，人民代表三者之间的职责与义务，用法律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避免用党的政策干涉太多法律事务，逐步提高立法中的宪法至上意识。同时也要求党组织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应当与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和规定相一致，要有利于法律的实施，不能与现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目前，宪法和法律已经成为各级国家政权机关施政的出发点和基本手段。相信，随着党在依法治国方略实施过程中对新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探索的不断深入，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的处理将更加和谐，更加成熟。
（三）依法行政中坚持党的领导重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中国当前政治发展的突出问题大多集中在党对干部任命权与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垄断，以及党对权力监督不力所带来的权力腐败与党对用人，决策中失误问题的处理不力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现行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合理性，也是关系到“以党统政”与“依法治国”政治秩序与治国方略的实际绩效与历史命运。制约权力监督，防止腐败的滋生，改变高度集权的现状，要注意如下事项：
1.首先要正确对待党政关系
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党政关系体现在两部分：一是党与政府的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前者从政治层面上讲，指的是与政协中的各个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代表或组织的关系。后者从国家组织层面上讲指的是党与政权中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按照我国权力结构模式，政府是从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才是权力机关与执政机关的关系。因此，党如何正确处理同人大的关系才是中国党政关系首要问题。党与人大的位置摆正了，党同政府的关系就自然易于处理了。显然，近年来，来自中央到地方的实践都有迹象表明人大的地位已下降到了党委及政府之下，进人大工作被认为是领导干部的退居二线。人大更是被中外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橡皮图章”这就是党委和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人大权力逐渐缩小的必然结果。
2.理清了党政关系，我们就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制约权力滥用了。制约权力滥用是一项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全方位多层次构建，既要立足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要致力于党员干部队伍的培养与教育为一体的建设，方能取得成效。
（1）改革当前人大制度，提高办事效率，使各级人大真正成为人民参政议政的活动场所。科学合理严格规范民主程序，扩大民主范围，提高公众集体议事决策度，以集体权力来制约个人权力，为扩张人大权力，限制党委越权办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着力调整权力配置，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合理分解，明确界定。具体包括：明确权力内容，明确权力运作规则，明确用权规则。真正实现权力运行法规化，程序化与权责一体化，保证权力行为的严肃性，减少随意性。另外，按照政府体制改革步骤与方式推行政府权力下放，精简机构，严格限制领导干部权力，防止权力“越位”等，要在全党范围内，要求各级党委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杜绝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的出现。
（3）努力培养，精心选拔，创造出适应并能够促进法治化进程的政治领导层。同时，对在职的党员干部还要大力加强其权力观教育，法制观念教育，特别是宪法观教育，通过提高行政工作人员法律意识，形成作为一个具体行政活动执行者的从政道德观念来抵制私欲的膨胀，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杜绝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另外，通过思想教育的方法，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弄明白，“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作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自觉地讲奉献，体现人生价值，自觉地做到奉公守法，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3.监督权力的实施是另一个至观重要的问题，针对当前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问题，努力加强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是当前促进我国法制监督体制构成的主要目标。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公示制，听证制，承诺制，质询制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权力运作全过程，疏通人民群众向权力机关提出意见的渠道，维护公共权力，从外部有效抑制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增强党内监督实效。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核心问题是保证领导干部行使和运用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党内监督，形成一种良好监督氛围。党内各项事业都应在党内公开，都要经过党内讨论，民主评议。对党员中权力的持有者，执行者，严格按照德、能、勤、绩、廉多层次多角度评议，确立其升、降、惩、罚.奖等。通过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形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相互监督。机制上，要强化纪检机关监督职能，扩大纪检权限，减少纪检过程中其他人为因素的干扰等。充分发挥党内纪检监督谨戒性作用。对严重违纪的国家工作人员，严肃处理，以铁的纪纪律和法律告诫当权者依法行使职责。
（四）司法工作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是确保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要求
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法治意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至高无上；法律平等地约束社会一切成员的法治原则，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德沃金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司法历来都以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保证。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我们认为司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一是从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意义上讲的，二是从司法机关官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意义上讲的，司法机关的设立在历史缘起上，是人民愿意将其所涉及的纠纷交其裁决的共同意愿，当然包含着大多数民众对其的信赖。司法机关的继续存在，也离不开人民的继续信赖和支持。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义与邪恶，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由此滋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将因此而遭受毁灭性的摧残。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司法不公，已经成为非法治国家的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确保司法公正。
然而我国权力结构体系上本身存在着干扰司法公正的因素，再加上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司法不工公现象表现得更加严重。且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国法制的统一性和司法的独立性，司法体制的不健全所导致不正之风、司法腐败，已经大大削弱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权威。当前存在在司法体制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我国的法院长期混同于行政机关，对法官管理的公务员化。虽然从表面上看，法官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要和其他公务员一样，接受同级党委组织的考核，要参加公务员考试。而且政府的人事部门还要行使管理职能，进人出人都要经人事局批准。法官的级别历来是按公务员的标准而定，即使是《法官法》实施之后，法官的等级也是从公务员等级换算而来。各级法院的法官的选任必须经过同级党委的讨论通过。司法体制内部的不健全，以及我国权力分配上的特点甚至使我国的法院表面上看最无权，但却存在着最专权的法官的奇异现状。这样客观上又为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
2.各级党组织、政府、社会团体对司法多或多或少有所干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党委可以调阅案件，书记可以批示案件，政法委可以对案件具体问题进行协调、讨论，表面上似乎强化了党的领导，实则发生地方保护主义，而且党委成员并非都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加之根本没有参加庭审过程，却对案件作出讨论和决定，极难保证对案件事实认定全面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并且存在着干扰司法独立的因素，极易形成以权压法和以权代法的情况发生。
3.目前人民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相一致、法院的人事任免完全由地方决定、法院的经费完全由地方政府提供，各级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与地方紧密相连，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相重合。司法存在严重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严重。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制度改革抓起，从机制改革入手，从司法官员着眼。按照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的要求：“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是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应该从如下几方面作起：
1. 改变目前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重合现状。各地法院的法官应定期实行轮换制，从而摆脱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铲除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基础。同时要纠正对司法审判的不当甚至非法的干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对执法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一些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司法部门独立办案的行为……要依据党纪国法严肃查处。”
2. 必须在庭审制度上进行改革。要将公开审判落到实处，凡是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一律应当实行公开审判，并应最大限度地允许人民群众旁听，通过公开审判，在法庭上讲清事实，说明是非，树立法院和法官“讲理、公正、廉洁”的形象，尽最大可能地保障裁判的公正性。
3. 保证司法公正，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官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大力提高司法官员品德修养和法律修养。鉴于我国司法工作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这一点尤为重要。
4. 为保证公正司法，还必须强化监督机制，不断加强和完善司法监督制度。按照我国司法体制的特点，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定监督机关。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而且也应当是社会监督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当前，我国正努力构建的在党委领导下，法律授权下，以检察机关为第一主体地位的社会化依法预防体系系统工程是一项既有益于加强党对司法机关工作领导的，又有益于改善党的领导的有益尝试。
在我国，司法工作坚持党对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司法的一大特色。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通过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来维护司法机关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相互制约，为其提供秉公办事，独立司法的外部环境。为此，各级党的组织都应把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相信随着党领导方式的不断改善，审判司法制度和检察监督制度的大力改革和完善，司法机关所体现出来的监督作用和法律对全社会的教育警戒作用将愈加明显，中国司法体制将愈加完善。
综上所述，厉行法治，实施依法治国，彻底建设法治国家任重而道远，要将党在立法、行政、司法工作的执法活动彻底纳入到法治轨道，既要实现党政活动的法治化，政府行为合法化，权力结构法治化，民主参与法治化，又要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组织和个人一道守法、护法、在宪法和法律的指引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自发地将整个国家系统的法治建设向前不断推进。
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各个环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党的主张，还是人民的整体意志。只有靠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指导，捻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既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又具有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崇高的政治威望，能够率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统一行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成为我国立法的政治设计者，执法的组织协调者，守法的行动带头者，普法的思想引导者。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政治资源。
再谈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和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