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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高中篇一
新课程要求学生改变学习方式，既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有效的合作学习必能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个人才智、主观能动性，激发个人潜能的不断发展。
本书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乡土中国》谈论了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
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说是完全消解。
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根据自身的理解，本书的第一篇介绍的是背景，描述了中国的乡土本色，也就是中国的特殊性。何为乡土中国，它的特殊性是什么？本篇写得非常透彻。
比如，作者说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没读过本书的人或许以为这土气是贬义词，但是，其实正是因为靠土地谋生的理想使乡土社会是那么的稳定，即使战乱迁移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
费先生也顺便比较乡土中国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
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悉，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的是信用而不是法律。
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
第二三部分主要介绍了文字在乡土中的不适应性，在《乡土中国》一书里面他所讨论的问题里面很大程度上认为乡村社会是不需要文字的，经验的传播往往是手把手地教，在一个地区住的几百年，世世代代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都是一样的，解决的办法都是一样，不需要什么理论、什么创新。当然先生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分析很多，也很深刻。
第四到七主要介绍差序格局对于私人道德、家族甚至男女关系的影响。
什么是差序格局？很简单就如同一颗石子砸到水上荡起的一圈圈水纹，最中心的那一点是自己，其余的就是按远近程度来划分。
对于中国人自私，没有公德心的论调很多，但是先生在里面把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梳理，他发现中国人之所以与西方人不一样，就在于人我划分的基础不一样。西方人是什么样子呢？是团体。团体内外的人很清楚，他就从最基本的家庭这个概念分析的。在中国就不一样。
他的伸缩性非常大，你得势的时候可以宾客三千，亲戚多的是，假如你不得势，也许一个人都不认识你。
可以说我们的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结果就造成了没有一个人和你的网络是一样的。
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一切皆以修身为本”，在这个意义上说，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这种超己的观念必须在团体格局中才能发生。
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这样说的话，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工作更透明、更廉洁有效、公民参与程度更高，更重视自己的权利，更强调公平了。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
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可谓著作等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深远，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我们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乡土中国高中篇二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什么是“忘本”。据新华字典解释是境遇变好后忘掉自己原来的状况和因此能得到幸福的根源。
而这就有些像有的城里人。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先亦是乡下人，他们忘记了这天的幸福是占人口80%的乡下人贡献的结果。不但忘本就算啦，更让人悲哀地是他们却反过来取笑我们的乡下人“笨”，“愚蠢”。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费先生给了我们很好的解释：乡下人不知道汽车来了就应怎样躲避并不是智力问题，而是知识问题，乡下人没见过世面才会茫然无措而已。
相对于城里人来说，乡下人就要重本的多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乡下人是万分重视土地的。他们深深的植根于土地中!到哪儿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世代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几本上不流动，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那几个姓，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就正因这样，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熟人的社会，熟悉到自觉地去遵守传统的规范，不需要法律的存在，更不需要借助契约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这些都是基于人与人的熟悉。但在人口流动迅速的现代社会，我们还有那种熟悉吗？答案是没有！但同时我们的现代社会又缺少完善的法理去规范种种的行为，这也就导致了很多人游走在茫然的空间里，也就难免有很多城里人会忘记自己的本源，正因他们很多都面临信仰的危机。不像乡下人坚信土地就能够，坚信土地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乡土中国高中篇三
读《乡土中国》是缘于小时候的一种记忆。八十年代，课外读物匮乏，家里的一本画报吸引了我，江南水乡的巢丝厂，阡陌纵横的水乡风光，江苏南通的江村，以及“江村经济”几个字留在了记忆里。
在准备今年的读书题目时，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就首先映入眼帘。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写在解放前四十年代的一本社会学著作。作者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以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由于自己来自乡村，对乡土乡情有着深厚的感情，读这本书更觉得亲切。
读了这本书，了解了作者写《江村经济》的前后背景。“1936年暑假，我准备出国，在国内准备办理出囯入学手续，我姐姐就利用这段时间，为我安排到她正在试办农村生丝精制产销合作社的基地去参观和休息。这是离我家不远的太湖边上的一个名叫开弦弓的村子。利用在村里和农民的往来，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江村经济》调查就是接受了我姐姐改革蚕丝生产技术的启发而进行的。”解改后，作者三访江村进行调查，组织了一个研究队伍，跟着农村经济发展的势头，从江村一个村，扩大到吴江县的七个镇，然后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从一个省到全国大部分的省，从沿海到内陆，进行了实际考察，也成了作者下半生的主要学术研究方向。
《乡土中国》，收录了作者的“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家族”、“礼治秩序”、“无讼”、“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等文章。读完后，再去回想，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用的都可以自己种，人们聚村而居，也有一定的道理。书中分析，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小农经营，每家所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田不会距离得太远。
二、因为水利灌溉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
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
四、在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了祖上的遗业，使人囗在一个地方一代又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仔细一想，自己生长的村子，也是由这几点决定的。人们聚居在一起，夏收时的打麦场、秋收时掰苞谷，播种、收获，由于每家劳动力有限，人们就叫乡邻一起帮忙，这是没有任何商业行为的，人们似乎约定俗成了某种共同遵循的规则，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空落的村庄，纯朴的乡情也渐渐离我们远去了。
书中“差序格局”的论述，也让人耳目一新。在书中，作者打了个比方，将西洋的“团体格局”和中国的“差序格局”区分开来：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的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而中国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通过这个比喻，作者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形象具体地表现了出来。
读完《乡土中国》，文中的论述既熟悉亲切，又是那样高深莫测，作者从社会学家的角度研究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很庆幸自己的童年能在乡村度过，体会到了现在许多小孩很难体会到的简单快乐，那质朴的乡土乡情永远留在记忆里。
乡土中国高中篇四
乡村社会无疑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占据主流位置，尽管它已经成为新潮和时代的弃儿，成为追求现代化的心病。我们不喜欢它了，觉得背着这个名字在国际上有点欠地位，脱不了国际大款眼中的土包子形象。可是努力奋斗了半个世纪，我们还是摆不脱这样的纠缠，还在想方设法；个人想脱农皮而脱不掉，国家想脱农皮也常感为难。
因为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个稳定的不容易改变、不容易创新的社会；农业的特点是求稳，四季的轮回即可保证农业的运转，四季的轮回立刻带动人民的生活、带动人民的观念跟着轮回。乡村因为不变，所以重视传统，所以重视经验，所以有了老一辈的权威地位。长辈们继承了前代的一切方法、标准，这些旧传统，是足够把当前生活应付得服服帖帖的。后生小辈自然只能唯唯诺诺，专以学传统为务，务必把老者当权威、当老师，只能尊崇不能违反。待过几十年，自己也登上老者的尊位，可以捋着胡须满有把握地数落乳臭未干的后生了；这样的经历，好像复制一般，一批又一批地复制，如同四季的复制。
生活方式影响生活的观念。不愿意变革、只求稳定是农业社会的思想特征。老人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可以成为人生的指针，因为他传递着祖辈们的心得，是靠世世代代历经洗练淘出的金玉之珍。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后生要树立正面形象，听话是先决条件，老人的话不对你也不可以反驳，你也不可以顶撞。传统教育要求孝，孝的主要内容就是“无违父之道”，且根本不许怀疑父之道算不算是道，一怀疑就危险，一危险就可怕，后果是严重的。听话者，善守祖业者，可以得一世英名，说不定还有御赐的嘉奖。退一步讲，就算上辈人的确立错了规矩，你也没有可以顶撞可以反驳的资格，你可以阳奉阴违，但是照顾老人的面子和情绪是顶重要的事情，是严重地关乎道德的事情。此外再无可退步的地方。
费孝通称之为长老统治。
说得好像农村简直不需要进化、不需要新生事物一样，那也是不可能的，新变化总会有，只是很慢而已。老人总不希望变，对新事物要反对，要压制。下一辈在遵守祖训的同时总要冒些另类的想法，但是又要顾及自己的名声，养成“美好的德行”，就不能针锋相对来犯上作乱，必须保持恭顺的妩媚样子。这样，就诞生虚伪，就偷偷摸摸干移花接木的事情。表面赞同，实际反对，表面继承，实际修改，你定你的标准，我做我的解释。看起来祖宗之法还占着神龛享受膜拜，实际上后代的蛀虫们正阴险地一点一点侵蚀它的肌体。也正因为矛盾是靠这样一种温柔的方式来调和，所以变革的节奏缓慢。也正因为变革节奏缓慢，才产生了这样一种温柔的调和方式。
自汉朝以来，孔子的儒学被统治阶层奉为至宝，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圣经，历代不求变革，唯恐不能洞悉孔子的原意。直到清代，儒家学说老而弥坚，不经历风雨却天天都是彩虹高挂。中国的王朝不断更替，后来者尽管对自己的敌人老辈子口诛笔伐，可是待自己上位，还是诚惶诚恐地照抄原文，用前代的印版印自己的朝廷。一乱一治地复制不停，社会还是老样子，换了姓名不换制度，犹如乡村换个村长，也只会用前人的方式拿锄头。北方陌生的草原民族数度入侵以至淹有全国，本来这一股陌生的力量没有儒家的传统血液流淌，可以不必用前朝的印版，但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印版，于是面对中国广阔的农村手足无措，“英雄入彀”，立刻从征服者摇身变为奴仆，主动接受中国长者的传统教育，戴精美的中国枷锁，做稳定的中国国君。这一条，为中国史家颇感自豪，因为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超强的魅力：军事上屡屡获胜的暴发户，在政治上、思想上无一不投入中国老当家的怀抱。的确，不求改变的传统中国社会把力图改变的外来野蛮人给改变了，最成功的改变就是把他们也改变得不求改变了。在欧洲，野蛮的日耳曼民族冲跨了强大的罗马帝国，促成了新鲜的封建制度，因为罗马帝国没有像我们这样伟大的农业；在中国，最嚣张的蒙古铁骑也被驯化成温柔的绵羊，因为中国有天下最伟大的农业。
再看看知识分子都干了些什么。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中国思想界虽然也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但是纵使历史给了这些知识分子两千多年时间，也还是没有一个出息得可以和孔子齐名。相比孔子，后世这一切的人才，都只好二流就座。因为这些著作等身的思想家们，其实只好被称作翻译家、训诂学家，他们之中绝对没有革命家；翻译家、训诂学家注重的是准确地反映本来的意思，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当孔子肚子里的蛔虫。孔子思想能够经久不衰，一本《论语》能够在几千年后为我们耳熟能详，正要托这些翻译家的福。为什么不能违背他老人家另起炉灶？为什么两千多年时间不能产生另外一种学说？为什么两千多年时间没有人怀疑孔子的牌位有没有放对位置？为什么再也没有百家争鸣？放入农业社会这个大背景，就不需要再问这么多为什么了，当全社会都用农民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时候，一切的为什么都是危险的，一切的危险都是可怕的，后果很严重。谁还居然会想到这里居然存在一个“为什么”呢？这么一个传统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自然这是一个需要维持的传统，不能反对的传统。当然，社会在发展，新思想自然也要发生，翻译家们采取的方式正是乡村的后生的做法，小心谨慎地在为孔子作注的时候不着痕迹地掺入自己的想法，明明是自己的东西，就算根本和孔子唱反调，还说最接近孔子的原意。这种一点一点的渗透，有的时候也会骗过他本人，以为自己真地洞悉了孔子的心声，可以为之代言；有这种感觉的思想家，常觉得自己是有大成就的思想家。也正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渗透，使得儒家学说在缓慢但是不间断地发展，有着越来越丰富而精深的内容；同样是因为这一点一点的渗透，使得革命不能发生，儒家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儒家。
乡村社会有多慢，政治社会就有多慢，思想社会也就有多慢。传统是一切的中心，是人民心中的圣碑，那最有资格代言传统的长老们，自然就是圣人，有不可置疑的权威。乡村的老人、宫廷的老官僚、学院的老学究因为把传统守得最老，所以最为人敬重。整个社会的任意角落，都弥漫传统的触须，稍有反叛即被它缚住，吞入口中，消化于无形。中国社会正是因为借着传统的强大力量，保持着稳定，可以长期绵延，建成一部完整的，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衰落，有结束的整个过程的封建史，建成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封建史。农业在此立下大功。可以想象，没有19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没有西方文化的大获全胜，中国要想在20世纪繁衍出资本主义运动的风潮，繁衍出社会主义的理想，要想发生对于封建时代的全盘否定，那是何等艰难！
当今中国，正在努力摆脱农业大国的形象，要褪掉农业文明的神光，降低农业的比重，减少农民的成分，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农业文明的背后隐藏的诸多弊病。但是，也许对于农业思维的顽固存在，我们的认识还没那么明确。“听话的才是好孩子”，这样的思想，起码现在还占着统治地位；在广阔的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思维观念仍然悠悠然、施施然地捋胡须教训着后辈。更重要的是，改变这样的思想，别再让它阻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别再让后辈们只能偷偷摸摸地搞小动作了。
高中生名著《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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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高中篇五
在“无为政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而在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费老继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之后又提出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他讲到：“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实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遑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
费老的这三篇文章，必须结合在一起去读，才会发现其中四种权力的联系和区别。四种权力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构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权力之争。
对于这四种权力，我是这样理解的，为了利益这一个唯一的目的, 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在相互斗争中此消彼长,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 前者就让位于后者，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无为政治导致长老权力的出现，若长老权力勇于自我改革，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如果长老权力跟不上社会的变动时，时势权力出现，导致革命，推翻现有长老权力，继而进入下一循环。
费老提到：“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这就是名实之间的分离。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我觉得当今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实名趋于分离的长老权力下的社会。所谓“中国特色”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注释”罢了，是一种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的注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本来就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该怎样来建设今天的民主政治?当我们看到政府由于监督缺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时，我们只能黯然面对那个被时人誉为“建立民主政治宣言”的“延安窑洞对”!
乡土中国高中篇六
初读《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只对先生所提观点一百个不赞同。先生在两篇文章中分别从“时间阻隔”和“空间阻隔”两个角度论述了乡土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农村没有推行“文字下乡”的需要，原因是在“面对面的社群”中无需文字就可以很好的交流和生活，文字的使用不但无意义更有可能画蛇添足。先生的论据是在以土地为生存基础的中国农村，人们的生活是相对固定和封闭的，经验和文化的传承完全可以通过“口口相传”实现。看到这些，我心中却有无数个反驳的理由。我虽不赞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仍然相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字读书是帮助人们脑洞大开的重要途径。只因封闭无需识字其结果岂不是更加封闭。思来想去，感觉唯一能让我尚且接收书中观点的理由就是“时代不同，观念不同”。而先生在书中的观点也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探索性开拓。正如在84年图书重刊时先生所言，“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
然而，作为一部社会学著作，我认为《乡土中国》必有它的独特价值。所以再读，而细读之后确实让我眼前一亮，不得不感叹先生思想的前瞻性和观点的独特性。
诚然，在当代社会，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文字和文化学习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中国，文化学习是农村提高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然而，在40年代末期的中国，在那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背景下，农村文化普及或许真的没有土壤。所以，正如先生提出的结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而现在中国社会“基层变化”也正为“文字下乡”提供了条件，使“文字下乡”成为了必须。而先生在70年前提出如此观点真的是太有前瞻性。
先生的另一个观点是“......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这个观点的明智在于它提倡的是“因地制宜”和“因材施教”。真正考虑到受众特点的教学才能使学习发挥最大的作用，而不只是局限于形式化的学习。由此推广到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考虑到不同国家学习者的不同特点的教学才是真正科学的教学。也许这就是汉语教学进一步国别化细化的需要。推而广之，对于我们自身的学习也是如此，真正适合我们、可以提高我们自身能力的学习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为了学习学习。
乡土中国高中篇七
对于误解的进一步阐释：下面我要讨论几个字，这几个字，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恰恰是错误的理解，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正确的纠正。
1.愚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的城市人都认为乡下人“愚”。但这个愚字在本书解释，和我们所想却是大相径庭。
如果我们仔细回想对于乡下人的看法无非是几点：不识字，没文化，木讷，傻笨。
我们先说不识字，字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上的表达，语言间接的承接在纸这一种媒介上。通过纸张来传递信息，但对于生活在乡土的人来说，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在一个环境中，生老病死都在一个相当的稳定的环境中生活的人，本身对于周边的事情就已经相当熟悉，人们的肢体、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的交流就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我们看一些名人的演讲，不难发现，丰富的肢体语言更具有说服力，在乡土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流，要比冷冰冰的文字更加丰富，那么文字对于乡土来说，意义并不大。对于文化，我们所认为的，或许是课本上的知识，或者对于社会价值观世界观的了解，但对于乡下人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那就是土地的文化，庄家何时种，何时收，蚂蚁搬家的意义，都是文化。所以，我们不能说乡下人没有文化，只能说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接受的文化载体不一样而已。
那么木讷和傻笨就好解释了，乡下人看到汽车高速驶来，会吓得惊慌失措，城市人在田间遇到一只巨大的老鼠也会吓得惊慌失措。城市的孩子接受课本上的知识比乡下的孩子快很多，并不是因为城市的孩子聪明，而是他从小就接触文字，知识，当把城市的孩子放在山野之中，他们捉蚂蚱，割麦子的速度却比乡下孩子慢的多，所以，并不是乡下人木讷、笨，而是接触的事物不同。
讲到这里我发现，原来城市人嘲笑乡下人的愚，仅仅是生活的环境和习惯不同罢了，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差异。
2.礼
对于礼，本书的内容，彻底的改变了我的观点。
在阐述礼字的意义的之前，我想到了上周遇到的一个同事，她领着孩子偶然在街上看到我，我们在客套的同时，她的孩子说了声叔叔好，而我本能的夸孩子懂礼貌。这本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我们仔细分析孩子的行为，会发现一些不同。首先这个礼貌，到底出自哪里？孩子说叔叔好的时候，他是真心的祝愿我好么？我回想我的童年，或许对于绝大部分孩子，答案是否定的，他说出这句话并不是发自内心本能的意愿，而这多数来自父母的教育，告诉他们这么说会有礼貌，而礼貌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夸赞，甚至表现的好会得到更多的奖励。在孩子眼中，问好更多是来自于外界的告知。那么这个礼字的意义就出来了，其实礼就是一种约定俗称的习惯，就像我们平时吃饭要用筷子，朋友结婚要去送红包一样。那么大多数的礼其实并不涉及道德，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仅此而已。
在封建社会，每到大战在即，都需要占卜，祭祀，有些祭祀不仅需要一些复杂的仪式，还需要一些牲畜，甚至是活人献祭，这种行为是一种礼，女人要遵循三纲五常，裹脚，清朝人都需要留辫子，这也是一种礼。而这些曾经理所当然的礼，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却是恶劣的。在远古时代，人们在长时间的摸索中，发现某种行为可以改变某些事情，当这件事发生时，那么就需要这种行为来去处理，长时间的处理和不断的改进逐渐形成一种经验，经验代代相传，就变成了礼。所以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而礼仪之邦翻译过来其实就是规矩之邦。
所以，礼只能代表我们在这片土地里生活的时间绵长，文化久远，而并不能说明我们的道德就比其他族群高尚，科技发达，或者，比其他民族高人一等。
3.孝
孝一直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高度提倡的一种品质，孝字多在孩子和父母之间产生的一系列行为。那么，孝到底是什么呢？孔子提倡孝，对每个学生用实际的例子来解释，然而并没有抽象的定义。在众多的解释中，最后甚至归结为心安两个字，在费孝通老先生看来，孝其实是子女在日常接触中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承接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在我看来，这恰恰承接了礼字，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相处的基本方式。在对待父母的行为中进一步的演化。所以，孝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的行为，承接父母的同时，图自己的心安。那么，如果一个人很孝顺，虽然会瞬间提升此人在我们心中的好感，因为他懂礼，懂规矩。但是要记住，一个奸臣可以孝，一个恶霸也可以孝，我们往往会混淆这一点，上述的讨论我们知道，礼字只是一种习惯和规矩，并不能判断一个人的具体品质和行为的好坏。所以一个人很孝顺，单凭这一点，我们不能武断的去定义他的品行，而是需要更多因素去评判。
结语
此书还有大量的观点没有阐述，我只是将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解释了一下，或许有不当的地方欢迎指正。短短一百页的书，费孝通先生详细的分析了乡土中国的社会习惯和人文，为我的很多行为习惯重新下了定义，寻到了本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详细看一下这本《乡土中国》。相信你看完此书后，面对当今社会的种种行为会有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
乡土中国高中篇八
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所以，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冒充内行的城里小姐对着苞谷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 。于是乎，可以说，城里人也是愚的。所以，费老说：愚与非愚，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
费老在书中最后一篇文章“从欲望到需要”的末尾又写到：“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所称的时势权力。”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样一句话。可是，我们看到，在当今的中国，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多少农村孩子由于没有财力而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失去了去“见世面”的机遇。这导致他们终生都要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日复一日从事重复的体力劳动。而更为严重的事实是，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的日益加剧，新读书无用论又重新在农村抬头，“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这样的话已在农村开始流传。
我们不禁要问，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在当今中国，知识还能带来权力吗?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愚与非愚，或许既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 “权力问题”。
费老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的最后说：“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而当代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而且还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费老文章里所提及的“变化”。
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接受的观念，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无形的道德规范及道德观念，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会经验，是整个社会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可是，当代的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改变，还不如这短短几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的改变，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应接不暇。日新月异的社会风气，既让人新鲜又让人感觉透不过气来。我们前辈的社会经验已经无法让我们拿来去适应社会的急速变化。上文提到的“知识是否还能改变命运”其实也正是这种急速变化的大潮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之一。
所以，我想说，我们不仅需要文字下乡，更需要思想启蒙。文字下乡是前提，思想启蒙是目的。知识或许不能改变命运，但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