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改革几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每一步进展，都离不开解放思想。思想的解放带来行动上的开放，从而打破一个又一个禁区，推动我国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前进。今天，在改革开放迎来三十周年之际，我们重提解放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开拓思想、积极行动，从而带动经济社会向更深层次发展。
然而，对于公职人员而言，提倡思想解放、行动积极，并非就可为所欲为。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建设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我们的既定方略，利用十年时间打造“法治政府”是国务院提出的目标。建设法治社会，我们应坚持这样的理念：“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公民权利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公职人员解放思想，积极行动，绝对不是将束缚于权力上的链条解下来，权力不再受到约束，而是要求他们在法律范围内能更积极有为，能利用权力更有力地造福于民。
因此，“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应当有范围，有限度。应当只是提倡公职人员在采取那些发展经济、文化等事业，并且不损害公民利益，能实现多赢的措施时，能解放思想，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但是，在涉及公民权利方面，如果没有法律的允许，公权力必须自我约束。因为公权力在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时，必须得到法律许可；而公民权利在没有法律规定，没有法律禁止时，却是自由的，当公权力与公民权利在法律的盲区狭路相逢，公权力应当退步。公权力必须敬畏公民的“天赋人权”，敬畏宪法保障的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自由、言论自由等等。
在笔者看来，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形下，探索土地的流转制度，加快土地的合理化利用，这是解放思想；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形下，打破旧有的观念，努力促进民众创业，引进新的就业与创业模式，这是解放思想；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形下，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这也是解放思想。这些行动既发展了经济又不伤害民众权利，值得提倡。但是，为了达到变相征用土地、压低征收成本的目的，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下，规定有家属是拆迁户的公务员必须做通拆迁户的思想，否则将要受到处罚，这不是解放思想；为了达到城市整洁，方便城市的管理，在法律没有授权的情形下，禁止小商贩摆摊，禁止摩托车、人力三轮车上路行使，这不是解放思想；为了达到招商招资的目的，在法律明文禁止的情形下，给予外商以特殊的权力，比如子女优先入学权，执法人员不得检查权，甚至给外商“官帽”戴，这不是解放思想。这些变相的做法，尽管没有法律的明确禁止或者规定，但它们都侵犯了公民的生存权、平等权、民主权利，违反了“公民权利没有法律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社会原则。
在新时期新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公职人员解放思想、积极行动。但是，思想解放带来的积极行动必须时刻牢记民权禁区，否则，我们因谋求一时一事的发展而很有可能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和谐，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