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华尔街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仍在呈进一步蔓延和深化之势，并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渗透。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做了适时调整。年初，经济过热苗头显现，物价上涨压力加大，“双防”是调控目标；年中，GDP增幅回落，物价压力稍缓，“一保一控”成为关注焦点；年末，投资、出口增速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凸显，扩大内需、促进增长，成为当务之急。半个多月以来，为实现全力“保增长”的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密集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
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表现在出口领域。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07年出口占GDP的比重达37.5%，形成了高度依赖国外市场的外向型经济结构。而出口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的产品领域。年初以来，外向型的中小企业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仅上半年，珠三角一带就有6.7万家企业倒闭，还有更多中小企业在苦苦支撑，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中小企业“倒闭潮”自然形成了民工的“失业潮”。对许多农村地区来讲，农民工外出打工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并被冠之以“打工经济”。仅以河南在豫东、豫北的农业大县为例，农民工转移的收入占据着农民纯收入的比例高达60％以上。河南1700万农民工，按每人每年平均打工收入1万元计算，就是1700个亿，可见打工经济对整个河南经济和广大内地农村的贡献。南方中小企业的不景气，无疑将削弱内地农村的“打工经济”，导致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缩减，直接影响到中国地域最广阔的、拥有人口最多的、发展最慢的、经济基础最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
为了挽救这些中小企业，保障这些企业的工人就业，国家采取了三管齐下的对策：一是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二是多次调整出口退税率，以增加企业赢利、鼓励企业扩大出口；三是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减轻企业用工成本，以维持企业生产经营。这些政策就像止痛剂一样，对于拯救处于破产边缘的中小企业、维持就业，无疑是积极有效的，但显然不是治本之策。它将导致以下后果：首先，由于供大于求，维持或者是增加出口只能通过降价才能实现，而降价只能靠出口补贴而不是技术进步或者是挤压利润和工资才能实现，其实质是用私人和公共资源补贴国外消费者。其次，刺激出口政策将引发进口国的报复性措施，比如进行货币贬值，或者提高贸易保护壁垒。第三，即便短期内外汇和经济增长得以维持，但这和中国国民福利改善并没有太大关系。第四，中国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将持续存在，甚至进一步恶化。最后，出口企业的工人可能暂时避免失业，但如果他们仍然在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收入无法增长而且未来仍然无法逃脱被淘汰的命运。从长远看，宏观政策必须引导出口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依靠科技进步向全球产业链上游转移，才能改变生存环境，扩大利润空间。
在出口受阻、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政府把“保增长”的着力点放在了投资上。11月9日，国务院推出了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跟进，短短两周内已经被地方的投资热情放大到18万亿元。对此，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指出“地方政府纷纷用数字向中央表态，同时也想依靠响亮的计划向中央财政多要些份额”。值得关注的是，国务院在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之前，明确了投资的十大方向领域，其中有7项涉及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意在改善民生和社会保障体系。可是，从各地公布的投资蓝图和数据来看，各地投资重点仍是铁路、公路 、机场、港口、电厂等基础设施工程，民生工程所占比例普遍没有超过30%。除了位居“国十条”首位的“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多有提及之外，医疗和教育这两大领域的项目鲜有提及或一笔带过。
这说明一些地方政府着眼于短期利益的GDP崇拜仍然十分严重，而对改善民生的根本职责却多有疏忽，这与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关。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摆在明处，而民生投入“看不见、摸不着”，短期效应不明显。而且像廉租房的大量建设可能还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另一方面，民生工程是长期需求，官员任期有限，出于政绩和升迁考虑，缺乏投入动力。在这波争相上马基础设施项目的浪潮中，很可能出现基础设施建设过剩、重复建设严重等一些新问题。如果地方政府借投资之名上马一些此前被否决的建设项目、重污染项目及形象工程项目，则更是对宝贵资金的严重浪费。扩大投资必须重点考虑长远发展和民众利益，将强力启动投资的政策措施与着力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才能避免陷入“扩大—通胀—紧缩”的恶性循环，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基础之上。
除了出口和投资，政府也没有忘记着力于扩大内需。国务院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目的也在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目前我国的国内消费规模只占GDP的35%左右，而美国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了80%，我国的国内消费比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低于印度、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水平，成为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瓶颈。据悉，一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的方案正由国家发改委紧急起草，内容包括调高个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多个领域。这无疑是振奋人心、值得期待的，但在实施中存在以下问题。
这些政策对于城镇居民家庭在在职职工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对于失业人员和农村家庭如何实施？能给月收入本来就在个税起征点以下的低收入阶层和农民工带来什么好外？另外，国民收入倍增是平均的倍增还是有差别的倍增？若是平均倍增，无疑会造成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若是有差别的倍增，更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我国内需不足的最深层原因是农村居民的内需不足。据8月28日，农业部长孙政才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披露：我国城张居民收入差距仍呈逐年扩大之势，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不但制约着农村地区的发展，也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刺激内需必须顾及广大农村地区，只有8亿农民的消费需求能够激活并得到满足，我国内需才能真正持久并得以扩大。
一直以来，我国内需不振的原因，除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社会保障机制的欠缺。来自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民生领域的巨大支出压力，使国民顾虑重重，不敢消费。鉴于此，眼下最需要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克尽政府职责的“国民福利兜底计划”。越是在经济困难的时期，国民越需要政府的福利兜底，即便只在刺激国内消费的意义上，道理也同样如此。因为公众表现出来的“不乐意消费”，其实质是大多数人没钱消费、很多人因为缺乏福利保障而不敢消费。倘若能够出台公平有效的“国民福利兜底计划”，至少可望有效改变没钱消费和不敢消费的现状，同时，困扰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将会迎刃而解，社会真正走向和谐，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