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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可是，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此刻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样花钱，吃的自我都能够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必须道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聚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数量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长，成为相当大的'村落。我生长的村子是由第二点和第三点决定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农场，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人们聚居一起除了是种习惯外就是合作的需要，村子里称为“变工”。尤其是在打麦场、绞玉米和刨籽瓜时节，由于每家的劳力有限，人们会就近叫着乡邻一起做工，效率也高，今日一起去张三家打麦子，后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也就是“变工”。那里没有任何商业行为，人们似乎约定俗成了某种共同遵循的规则，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社会学里分出两种不一样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乡村属于前者，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道，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仅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我无比庆幸自我的童年能在乡村度过，和我同龄的一代都是村子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看着长大的，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明白我，我也认识整个村子里的人，而父母这一辈的人基本上都是称兄道弟，平时见面都会很亲切地打招呼。乡村里的人都是彼此熟悉的，熟悉是长时间、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现代都市最缺少的也就是这种感觉，门对门的邻居尚且不认识，更何况楼里和小区的人，于是，在乡土的本色里开始产生出陌生的社会。
学者将东西方人民的性格作比较，说在西方社会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的社会却是讲交情。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从乡土社会入手，它是孕育所谓现代人的摇篮，现代人最根深蒂固的共性是从乡土里带来的，也是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的中西方的主要区别就是差序格局的不一样，也即群己、人我的界限划法问题。西方人看重的是团体，并且公私分明，中国人则不然。就拿“家”来说，是最能伸缩自如的了。“家里的”能够指自我的太太一个人，“家门”能够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能够包罗任何表示亲热的人。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甚至天下可成一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关系网，好像把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波纹，里层是和自我最亲近的人，然后就是各种交情程度不一样的人们了。
中国的本色是乡土，而此刻的主流是争相到城里立足，一些人是因为土地的有限接纳不了村里人口的增长，另一些人则是赶时髦。乡土社会发生了变迁，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改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就像费孝通先生在结尾所说的，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在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靠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如此，期望土地依然是大自然哺育生命的土地，期望乡村的生活更加完美！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下面将《乡土中国》中几个核心概念结合当前中国的某些现象进行分析。
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对比西方在法律框架下人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社会则多了许多“人情味”，这种“人情味”通常无法用法律来解释，而是在礼俗与道德的支配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拿当前中国最热的“看病”而言，它始终牵动着中国老百姓的神经。本来有病去医院看病，医生履行自己的自责，然后药到病除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给医生塞“红包”。病患以“红包”为媒介重点在于拉近了与医生，从而和医生建立某种关系，混成熟人，而另一方面，医生往往也是对于那些“熟人”似乎更为体贴，相反如果是“陌生人”医生则更偏向“铁面无私”，不但要求病人做各种身体检查而且在开药问题上也较少考虑病人经济负担。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的文化在于，对于熟人，大家知根知底有事好商量，做事情也留有余地，免得他日山水再次相逢时难以说话，相反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态度则生硬得多了。所以在这样的熟人文化下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看病要找熟人，不熟的也要混熟的原因了。其实在中国社会，何止单单“看病”如此，各行各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熟人关系”，“熟人与关系”是法律制度以外，维持中国社会运行的另一套规则，即“潜规则”，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生存的人，如果单单依照法律制度和程序来办事是绝对不够的，须知法律背后还有规则，唯有懂得这些规则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
如果说“熟人社会”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描述，那么“礼治秩序”则是这种熟人社会背后的机制，这种机制是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做得对。这种礼制其实是融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明显的是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长幼要有序。我体会最深的是每次放假回家或者准备出远门，家人总让我去拜访家里的长辈，我想这正是礼的一种体现。有了礼就有了秩序，就不会乱套。所以我们餐桌上有礼，我们仪式上有礼，我们逢年过节有礼。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礼很难用统一标准定位的，因为各地各乡的风俗不一样，汉人和少数民族的礼也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妨碍礼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传统的礼节已经简化，很多现代人甚至不知道现行礼节的来源，但是礼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着。应该说从礼制秩序入手，结合生活情景是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情、切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在中国把握了礼数，就能融入熟人社会，但是礼的学问学校并没有教，也教不全，而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积累。
《乡土中国》虽然侧重描述中国乡村基层生活的特性，但是也勾勒出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国民性格，透过《乡土中国》这本书，我们不仅仅了解到了中国的农村，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文化的根基，反身自顾时更能发现身上的“土性”，这种土性恰恰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土地的依恋的根源。“土性”也派生出这样一些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元素：乡愁、家园、落叶归根、安土重迁、房子。尽管千百年的岁月悠悠流逝，但是中国社会的这些特性却始终延续着，乃至今时今日纷纷扬扬的房地产话题，也能从《乡土中国》这本书当中找出文化根源。应该承认，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乡土中国》虽然篇幅不多，但是呈现出来了丰富充实的内容和深刻悠远的意义。这也反映了费老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严谨实地调查的求实态度，所以我在为书的内容给自己带来启迪而致谢的同时也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学术精神深表敬佩!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乡土中国》中谈到的"乡土'其实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广阔乡村特别常见，但却极少被人仔细的谈起或者论证。费孝通先生通过自己大量的社会调查，附加上生动的例子，将乡土社会中所包含的"熟人的社会'"差序格局'"维持乡土社会正常运行的四种权力'等，较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一一进行解释。
相互熟识的耕作模式是中国乡村传统的生活模式，构成这种生活模式的`每一个角色，彼此之间都是相互熟识的。在这种熟识的环境里，有一种叫做"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产生了，一个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通过婚姻，来建立并且扩大自己的关系网。想要维持这些社会关系的运转，必需要依靠各种各样的权力，有四种权力是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时势权力，而"同意权力'直到今日还没有过时。
由此可见，《乡土中国》虽然是费孝通先生考察当时乡村的社会生活、生产状况所总结出来的内容，但是书中的内容并没有由于时代前进而失去意义，相反，在今日，国家大力改革农村运行模式，新政策与旧传统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而变得更具参考价值。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按：由于在西藏出差，时间和精力比较有限，每天的内容可能会少。乡土中国的笔记我本来可以一次写完的，现在决定分三次。这一次是谈一谈大尺度的特点。
中国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底色。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大多数都是农民，都生活在农村。在改革开放后，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变化，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人才。但他们小时候基本都是在农村长大的，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文化的影响。以至于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子。
费孝通先生这本乡土中国是我很早就想读的，但一直没有足够的动力。前段时间在得到上购买了每天听本书的会员，看到有这本书，认真听过几遍后把一些笔记整理在这儿。
首先，从大的尺度看，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性非常有限，因为人们都被绑在不可流动的土地之上。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相互熟悉，相互制约。所谓制约就是大家都认同了一套传统的“礼治”，读书笔记.在礼治中，人们遵循这一些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在现代法律的视角下可能是不甚合理的，但是却在农村这个小集体中获得人们的认可。农民们坚定地甚至有些死板地固守着一些传统。
在我看来，这便是某种“共生”。在生产力底下的农村，人们需要彼此帮助和协作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而要更好地互助，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们有某种共同的理念和认识，这些理念中，有大量的东西是在强调”他人的看法“。比如中国人很喜欢说的.一个词，”面子“，正是这样的理念的体现。因为共生，人们才需要在意在别人眼中自己的样子，才会在各个方面小心翼翼。在这样共生的体系下，孕育了很多独特的社会的文化，比如说婚姻文化。至少在我爷爷那一辈那里，老夫老妻不代表着情感深厚，只是相互忍耐的时间比较长。因为从感情的一开始，双方就往往不是以相互的爱而走到一起的，更多地是考虑社会关系的结合，考虑门当户对。在大的共生体系下，婚姻实际上是把小共生体转变为更大共生体的一个纽带。这样去理解所谓的”逼婚“，或者是”宅男“现象，都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这样的经历，让我看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的：“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时候，对这个“土”字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尽管《乡土中国》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传统生活离我们很远，但是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到了今日仍然牵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那种“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正是中国人民浓浓乡土性的体现！
从结构上看《乡土中国》包含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其中“中国社会是乡土性”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围绕着“乡土性”，作者从语言文化、人际生活、道德、经济与社会风尚、政治统治与法律、身份与风尚、社会发展这些角度谈论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但涉及到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中国国民的性格，还向读者们揭示了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
首先是《文字下乡》，在这一篇中，作者从空间的角度辨明“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自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常处在面对面的直接性的交流中，这使得作为人类交流媒介的文字载体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所以作者指出“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认识几个字也学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在《再论文字下乡》中，作者从时间的角度分析乡土社会文字的不必要性。首先，文字的产生是因为人与人在传递信息过程中遇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时间的阻碍包括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就今昔之隔而言，一个在乡土社会中的人所需要的记忆的范围本身很狭窄；就世代之隔而言，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人在熟人和熟地中长大，个人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要积累，只需要保存。所以在稳定狭小的乡土社会里面，只靠说话而不依赖于文字和书籍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
《差序格局》的开头作者说私的毛病在中国比愚和病更加普遍，这里所谓的私是一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面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一个一个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所以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这点恰恰和现代西洋团体格局形成了对比。西方社会在团体格局之下，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之上，而且与基督教的宗教观念相关，虔诚和信赖是其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平等和神对每个人的公正是其二。所以作者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中指出，差序格局下的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不分差序的兼爱，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一切的普适标准，也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楚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能拿出什么标准来。
《家族》篇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不限于亲子，可以顺着父亲系这一方面扩大，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家是一个事业组织，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家的大小依着事业的大小决定。中国的家是一个连绵延续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夫妇是配轴。讲究效率的事业，排斥夫妇之间的私情。不光是性别，不同的年龄组之间也保持这较大的距离，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家庭社群中的结果。
在《男女有别》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更害怕旧的社会关系被破坏，而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即接受同一的意义体系。所以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上的交流和气和，而真正感情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也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总之，“乡土社会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一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篇说所谓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于人和法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礼治的可能性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礼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所以在《无讼》中提到，在乡土社会中，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择狱。讼师是没有地位的。乡村里的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维持礼治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心里的良心。所以礼治秩序更注重修身，注重克己。《无为》篇中，作者提到两种权力。一种是横暴权力，它是指权力是冲突过程的持续，是统治者的工具，存在于阶级斗争中。乡土社会中，横暴权力的基础不足，因为农业的剩余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分摊。另外一种权力是同意权力，它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社会分工越复杂，这种权力范围也就越扩大。但在乡土社会中自给自足，分工有限。所以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名义上是专制和独裁，但从人民的实际生活来看，却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无为而治的。此外乡土社会还有第三种特别的权力结构，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中，是教化性的权力，即长老权力。《长老统治》中提到，人生如逆流，总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众多规律之下，随心所欲而不碰壁。不过，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他要学习的那一套文化是先于他而存在的。教化的过程是替代社会去陶炼出合乎一定文化方式中、过全体生活的分子。教化性的权力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得有个稳定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儒家提倡的长幼有序。所以我们客套中相互询问年龄不是偶然，这礼貌正是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就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效力。
《血缘和地缘》篇中说，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的，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在亲密血缘的乡土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种社会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系的，是相互馈赠式的。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如果说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那么地缘就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名实的分离》：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容易产生文化英雄，他们提出想法获得信任，时势造就权力，作者把这第四中权力叫做时势权力。传统中国以教化权力基础的长老统治不能容忍反对，但是社会在发展，旧的经验不可能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在社会变迁速度足够慢的情况下，通过对“注释”来为长权力注入变动的内容。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这样就变得口是心非，名实分离了。
《从欲望到需要》主要说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来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发生了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通过对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提起出以下信息：首先是乡土性作为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是因为农业和有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自于土地，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社区的单元是村落。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乡土性还可以延伸出一些农村社会的其他特性，即从空间上看，是相对固定的，从时间上看，是相对静止的，从村落内人际关系上看，是熟悉的，从村落间的人际关系看，则是孤立的。《乡土中国》这本书虽然很薄，但是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扇了解中国乡土生活的窗口，也我们找到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口，尽管我们国家正经历着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社会的根基仍然在乡村，某种程度上乡土文化仍然刻印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这样我们只要能抓乡土社会的某些特性，也就为中国社会很多现象找到了雏形。
下面将《乡土中国》中几个核心概念结合当前中国的某些现象进行分析。
1、熟人社会。
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对比西方在法律框架下人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社会则多了许多“人情味”，这种“人情味”通常无法用法律来解释，而是在礼俗与道德的支配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拿当前中国最热的“看病”而言，它始终牵动着中国老百姓的神经。本来有病去医院看病，医生履行自己的自责，然后药到病除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给医生塞“红包”。病患以“红包”为媒介重点在于拉近了与医生，从而和医生建立某种关系，混成熟人，而另一方面，医生往往也是对于那些“熟人”似乎更为体贴，相反如果是“陌生人”医生则更偏向“铁面无私”，不但要求病人做各种身体检查而且在开药问题上也较少考虑病人经济负担。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的文化在于，对于熟人，大家知根知底有事好商量，做事情也留有余地，免得他日山水再次相逢时难以说话，相反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态度则生硬得多了。所以在这样的熟人文化下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看病要找熟人，不熟的也要混熟的原因了。其实在中国社会，何止单单“看病”如此，各行各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熟人关系”，“熟人与关系”是法律制度以外，维持中国社会运行的另一套规则，即“潜规则”，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生存的人，如果单单依照法律制度和程序来办事是绝对不够的，须知法律背后还有规则，唯有懂得这些规则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
2、礼制秩序。
如果说“熟人社会”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描述，那么“礼治秩序”则是这种熟人社会背后的机制，这种机制是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做得对。这种礼制其实是融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明显的是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长幼要有序。我体会最深的是每次放假回家或者准备出远门，家人总让我去拜访家里的长辈，我想这正是礼的一种体现。有了礼就有了秩序，就不会乱套。所以我们餐桌上有礼，我们仪式上有礼，我们逢年过节有礼。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礼很难用统一标准定位的，因为各地各乡的风俗不一样，汉人和少数民族的礼也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妨碍礼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传统的礼节已经简化，很多现代人甚至不知道现行礼节的来源，但是礼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着。应该说从礼制秩序入手，结合生活情景是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情、切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在中国把握了礼数，就能融入熟人社会，但是礼的学问学校并没有教，也教不全，而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积累。
3、男女有别。
《乡土中国》虽然侧重描述中国乡村基层生活的特性，但是也勾勒出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国民性格，透过《乡土中国》这本书，我们不仅仅了解到了中国的农村，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文化的根基，反身自顾时更能发现身上的“土性”，这种土性恰恰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土地的依恋的根源。“土性”也派生出这样一些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元素：乡愁、家园、落叶归根、安土重迁、房子。尽管千百年的岁月悠悠流逝，但是中国社会的这些特性却始终延续着，乃至今时今日纷纷扬扬的房地产话题，也能从《乡土中国》这本书当中找出文化根源。应该承认，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乡土中国》虽然篇幅不多，但是呈现出来了丰富充实的内容和深刻悠远的意义。这也反映了费老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严谨实地调查的求实态度，所以我在为书的内容给自己带来启迪而致谢的同时也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学术精神深表敬佩！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摘抄篇六
该书的作者费孝通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便出自费先生之口。而谈及本书的内容，其主要源自于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的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的《乡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内容，在结构上该书并非长篇大论，而只是针对一个主题分了十几个篇章来阐述观点，总体来看，该书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国民性格，以及对这种这种结构和性格成因的分析。由于该书篇章较多，笔者只选取印象较深的三章进行介绍。
“差序格局”一章中费先生前无古人的提出“差序”这一社会格局概念，其核心观点可以比喻为以下论述：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都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啦。”这种提法既肯定了个人本位，也形象点出了社会关系的亲疏和延伸，其实往小了说，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键和待人接物之道也大概如此，也即“推己及人”。
“礼治秩序”一章中对法治和人治做了经典解读。作者提出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于人与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上。这种阐释可谓通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公众理解依法治国很有意义。但是，乡土社会构成比较特殊，其既非人治也非法治，费先生将其归纳为“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其不同于法，法律靠国家的权力来维持，而礼却是靠传统也即累积的经验来维持。在当代中国，乡土农村的法治意识仍然淡薄，而伦理秩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因此，送法下乡必须植根于农村的文化土壤，借鉴合理成分进行接地气的改革。
“无讼”一章中主要对“乡土之诉”做了独特解读。作者指出把诉讼推行到乡土社会在理论上是好现象，可以使中国走上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但在事实上，依着现行法判决，时常和地方传统不合，因为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里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启发：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刑法条文或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是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这样才不至于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先发生。
伴随着环境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大家显然能感受到乡土中国的巨大变化，可是，有更多根深蒂固的东西烙在文化中，不易改变。乡土社会只是四季的转化而非时代的变更。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摘抄篇七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著作，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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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工作之初即在导师的推荐下，怀着无比崇敬的心理拜读过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由于人生经历和学识等因素的限制，对费老先生的大作深层意义理解仅限于文字层面，其中蕴含的深厚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不甚了解。
2019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东部沿海和南方地区城市化远远高于中国西部地区，也就是说，中国的西部，农村人口远远高于城镇人口，在县一级，农村人口比例基本占到全县人口的80%，而基层法院所管辖的案件90%以上都与农民有关。那么，如何在一个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做好司法工作是我们每个司法人都应当思考的问题。
工作之后，在我国西部基层法院工作至今，由于工作的性质，常年来走村下乡，工作于农村的田间地头、土灶泥炕之间，与农村群众拉家常、收庄稼已经成为工作的一种常态，也使我对中国社会这个罪庞大的群体有了一个最直接的观察与思考。去年在书店看见一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怀着对农民兄弟的深厚感情和对费孝通先生的崇拜，买下后回家细读之，结合当前基层法院工作的现实需要，使我对当前乡村环境下的司法工作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也对我所从事的西部基层法院工作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一、《无诉》与“审判五进”。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无诉》一文中认为：“但是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费老先生的观点在现在的西部农村地区同样适用，去年笔者所在法院有这样一个案例：王老汉有三个儿子，在86年分家时，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各分的一间房屋后分家另过，王老汉与三儿子居住两间房屋，后三儿子不幸病逝，王老汉在老伴过世后，身患重病，无人照看，大儿子与二儿子因有分家协议不愿照看王老汉。王老汉无奈将两个儿子起诉到法院，法官经调解，双方还是无法达成协议。后户县法院决定借助“审判五进”平台，在王老汉所在村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开庭当天，大儿子与二儿子经法庭合法传唤，没有到庭，而是在开庭时委托村干部要求法庭调解，后经法庭当庭调解，王老汉的赡养问题当天予以解决。后来还有一起赡养案件，法庭同样是决定在原被告所在村开庭审理，在开庭公告张贴后，双方就达成调解协议。
深思户县法院这两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和结果，使我对费老先生的《无诉》一文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虽然农民群众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但是他们也认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于是前边所说的两案的被告在得知法院要在村里开庭后，很快就答应赡养老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村里人说他“没有道德，不是个好人”，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种可羞之事”。于是我就想，如果在审判工作中，我们能够利用“审判五进”平台，针对一些特殊案件，以“审判进农村”的形式，就地开庭，不仅可以使案件顺利审结，也能起到教育群众的效果。
二、《文字下乡》与法律宣传。法律宣传是法院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宣传不是交给群众生硬的法律条文，而是让他们知道法律，用法律来解决生活中的纠纷。费老先生在《乡土中国》的《文字下乡》一文中说到：“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为‘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同样，我们不能说农村人不懂得法律或者不认识法律条文上的字就说他是愚的，如果他没有学习或者接触法律，他怎么会知道、懂得法律呢?懂不懂法律，与他们识字或者是农民无关，而与我们是否给他们提供懂法的机会有关，与我们的法律宣传工作有关。
费老先生在《乡土中国》的《文字下乡》一文中又说：“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同样，我们在法律宣传过程中，也要注意宣传的对象，做到有针对性，教给农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法律。如果你教给祖辈耕种的农民《海洋法》，你能期望他们弄懂吗?可能《土地承包法》等能够很快的使他们变得“懂法”起来。
三、《长老统治》与司法调解。调解是当前解决错综复杂农村社会矛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有很多法官对个别农村案件是“久调不决”，究其原因，乃调解方法问题。费老先生在《乡土中国》的《长老统治》一文中写到：“……说近似而不说确当是因为这里还有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者说爸爸式的，英文里是paternalism。”“因之，每个要在这逆旅里生活的人就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这些众多规律下，从心所欲而不碰着铁壁。”“教化性的权力虽则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鉴于此，使我联想到在司法调解过程中，有我们法官在调解中所不能说服的地方，我们法官为什么不借助这种“教化性的权力”来帮助我们做司法调解工作?比如在邻里纠纷中，双方互不让步，判决后的执行成本显然大于群众的诉讼利益的案件中，法官借助这种“教化性的权力”在得到案结事了的同时，也更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和谐。
《乡土中国》可以说是了解中国社会中不可不读的一本书，再次细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与审判实践相结合，发现对我们做基层法院工作、审理农民群众案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社会理念和工作方法。虽然该书论著成于上世纪40年代，但是时至今日，还是值得基层法院工作同志一读。
乡村社会无疑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占据主流位置，尽管它已经成为新潮和时代的弃儿，成为追求现代化的心病。我们不喜欢它了，觉得背着这个名字在国际上有点欠地位，脱不了国际大款眼中的土包子形象。可是努力奋斗了半个世纪，我们还是摆不脱这样的纠缠，还在想方设法;个人想脱农皮而脱不掉，国家想脱农皮也常感为难。
因为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个稳定的不容易改变、不容易创新的社会;农业的特点是求稳，四季的轮回即可保证农业的运转，四季的轮回立刻带动人民的生活、带动人民的观念跟着轮回。乡村因为不变，所以重视传统，所以重视经验，所以有了老一辈的权威地位。长辈们继承了前代的一切方法、标准，这些旧传统，是足够把当前生活应付得服服帖帖的。后生小辈自然只能唯唯诺诺，专以学传统为务，务必把老者当权威、当老师，只能尊崇不能违反。待过几十年，自己也登上老者的尊位，可以捋着胡须满有把握地数落乳臭未干的后生了;这样的经历，好像复制一般，一批又一批地复制，如同四季的复制。
生活方式影响生活的观念。不愿意变革、只求稳定是农业社会的思想特征。老人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可以成为人生的指针，因为他传递着祖辈们的心得，是靠世世代代历经洗练淘出的金玉之珍。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后生要树立正面形象，听话是先决条件，老人的话不对你也不可以反驳，你也不可以顶撞。传统教育要求孝，孝的主要内容就是“无违父之道”，且根本不许怀疑父之道算不算是道，一怀疑就危险，一危险就可怕，后果是严重的。听话者，善守祖业者，可以得一世英名，说不定还有御赐的嘉奖。退一步讲，就算上辈人的确立错了规矩，你也没有可以顶撞可以反驳的资格，你可以阳奉阴违，但是照顾老人的面子和情绪是顶重要的事情，是严重地关乎道德的事情。此外再无可退步的地方。费孝通称之为长老统治。
说得好像农村简直不需要进化、不需要新生事物一样，那也是不可能的，新变化总会有，只是很慢而已。老人总不希望变，对新事物要反对，要压制。下一辈在遵守祖训的同时总要冒些另类的想法，但是又要顾及自己的名声，养成“美好的德行”，就不能针锋相对来犯上作乱，必须保持恭顺的妩媚样子。这样，就诞生虚伪，就偷偷摸摸干移花接木的事情。表面赞同，实际反对，表面继承，实际修改，你定你的标准，我做我的解释。看起来祖宗之法还占着神龛享受膜拜，实际上后代的蛀虫们正阴险地一点一点侵蚀它的肌体。也正因为矛盾是靠这样一种温柔的方式来调和，所以变革的节奏缓慢。也正因为变革节奏缓慢，才产生了这样一种温柔的调和方式。
自汉朝以来，孔子的儒学被统治阶层奉为至宝，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圣经，历代不求变革，唯恐不能洞悉孔子的原意。直到清代，儒家学说老而弥坚，不经历风雨却天天都是彩虹高挂。中国的王朝不断更替，后来者尽管对自己的敌人老辈子口诛笔伐，可是待自己上位，还是诚惶诚恐地照抄原文，用前代的印版印自己的朝廷。一乱一治地复制不停，社会还是老样子，换了姓名不换制度，犹如乡村换个村长，也只会用前人的方式拿锄头。北方陌生的草原民族数度入侵以至淹有全国，本来这一股陌生的力量没有儒家的传统血液流淌，可以不必用前朝的印版，但是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印版，于是面对中国广阔的农村手足无措，“英雄入彀”，立刻从征服者摇身变为奴仆，主动接受中国长者的传统教育，戴精美的中国枷锁，做稳定的中国国君。这一条，为中国史家颇感自豪，因为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超强的魅力：军事上屡屡获胜的暴发户，在政治上、思想上无一不投入中国老当家的怀抱。的确，不求改变的传统中国社会把力图改变的外来野蛮人给改变了，最成功的改变就是把他们也改变得不求改变了。在欧洲，野蛮的日耳曼民族冲跨了强大的罗马帝国，促成了新鲜的封建制度，因为罗马帝国没有像我们这样伟大的农业;在中国，最嚣张的蒙古铁骑也被驯化成温柔的绵羊，因为中国有天下最伟大的农业。
再看看知识分子都干了些什么。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中国思想界虽然也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但是纵使历史给了这些知识分子两千多年时间，也还是没有一个出息得可以和孔子齐名。相比孔子，后世这一切的人才，都只好二流就座。因为这些著作等身的思想家们，其实只好被称作翻译家、训诂学家，他们之中绝对没有革命家;翻译家、训诂学家注重的是准确地反映本来的意思，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当孔子肚子里的蛔虫。孔子思想能够经久不衰，一本《论语》能够在几千年后为我们耳熟能详，正要托这些翻译家的福。为什么不能违背他老人家另起炉灶?为什么两千多年时间不能产生另外一种学说?为什么两千多年时间没有人怀疑孔子的牌位有没有放对位置?为什么再也没有百家争鸣?放入农业社会这个大背景，就不需要再问这么多为什么了，当全社会都用农民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时候，一切的为什么都是危险的，一切的危险都是可怕的，后果很严重。谁还居然会想到这里居然存在一个“为什么”呢?这么一个传统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自然这是一个需要维持的传统，不能反对的传统。当然，社会在发展，新思想自然也要发生，翻译家们采取的方式正是乡村的后生的做法，小心谨慎地在为孔子作注的时候不着痕迹地掺入自己的想法，明明是自己的东西，就算根本和孔子唱反调，还说最接近孔子的原意。这种一点一点的渗透，有的时候也会骗过他本人，以为自己真地洞悉了孔子的心声，可以为之代言;有这种感觉的思想家，常觉得自己是有大成就的思想家。也正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渗透，使得儒家学说在缓慢但是不间断地发展，有着越来越丰富而精深的内容;同样是因为这一点一点的渗透，使得革命不能发生，儒家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儒家。
乡村社会有多慢，政治社会就有多慢，思想社会也就有多慢。传统是一切的中心，是人民心中的圣碑，那最有资格代言传统的长老们，自然就是圣人，有不可置疑的权威。乡村的老人、宫廷的老官僚、学院的老学究因为把传统守得最老，所以最为人敬重。整个社会的任意角落，都弥漫传统的触须，稍有反叛即被它缚住，吞入口中，消化于无形。中国社会正是因为借着传统的强大力量，保持着稳定，可以长期绵延，建成一部完整的，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衰落，有结束的整个过程的封建史，建成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封建史。农业在此立下大功。可以想象，没有19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没有西方文化的大获全胜，中国要想在20世纪繁衍出资本主义运动的风潮，繁衍出社会主义的理想，要想发生对于封建时代的全盘否定，那是何等艰难!
当今中国，无可争议已经认可并诚心地接纳了来自西方的新风尚。但是几千年农业文化的滋养，诞生的眩目的光芒，很容易让人骄傲，“很有面子”。至今人们仍然津津乐道，畅谈四大文明古国的荣耀、四大发明的卓越、文明延续数千年不断的个性，以及汉唐引领世界的风骚，每每有依依不舍的情愫。的确这一切的宣讲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向心力。但是要警惕自己，别做了翻译家，别迷失在传统的光芒中，思想家一个人的迷失，常常会导致众多人的迷失。要切记：固然我们的传统中有值得骄傲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传统中有更多值得惋惜的东西。为什么连绵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仅仅只奉献了四大发明而没有更多?为什么我们那么发达的农业始终催生不出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为什么有数千年雄厚基础的大中华会被区区小国轻易超过?……有很多会让我们觉得很没面子的为什么呢!要切记：后生可畏!更要培养可畏的后生!
当今中国，正在努力摆脱农业大国的形象，要褪掉农业文明的神光，降低农业的比重，减少农民的成分，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农业文明的背后隐藏的诸多弊病。但是，也许对于农业思维的顽固存在，我们的认识还没那么明确。“听话的才是好孩子”，这样的思想，起码现在还占着统治地位;在广阔的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思维观念仍然悠悠然、施施然地捋胡须教训着后辈。更重要的是，改变这样的思想，别再让它阻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别再让后辈们只能偷偷摸摸地搞小动作了。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摘抄篇八
第一章是“乡土本色”。作者开篇就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中国社会虽然有很多阶层，但是他们都是从乡村社会分离出去的，在行为方式社会习惯方面还带有很多乡土社会同样的痕迹(虽然他们自己是很不愿意承认的，因为“土气”毫无疑问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所以要研究“中国性”，就不得不从根基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乡土社会。另一层意思是说现在这个乡土性只局限于基层，就是说虽然地主、知识分子、工人、资本家等社会阶层都是从乡土社会分化出去的，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与乡土社会有了很大不同，所以那些城里人对乡下人冠以“乡巴佬”的称呼，因为他们对于乡土社会已经完全没有了认同感。至于这些阶层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怎样具有着乡土社会的文化的根，后面会有详细的分析。
在第一章里，作者从“土气”切入，分析中国人的农业本性。“远在西伯里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种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因为农业的固定性，才有了“土气”，所以说这个词很贴切的描述了中国的农业本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的生活范围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由于生活的固定，结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许多中国社会的特征都是由此而来。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早在战国就有墨家提出法制社会的观念，但是两千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是人制社会?就是因为这种人际关系的局限性和邻里的熟悉性。“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的着多说么?”这种生活背景下显然没有法律和合同之类东西存在的必要，因为那都是对付陌生人的，只有整天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现代人才需要。对中国人来说，分得太清楚未免伤了感情。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大概也从这里来。
第二和第三章讲当时一些人提倡的“文字下乡”。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人类最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的，都是为了祭祀崇拜和记录帝王事件，所以不是乡土社会的必要。因此文字发明了几千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依旧目不识丁。当然当代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农民必须要识字了，因为要科学种田、操纵机器。但是实际上我的母亲初中毕业，但是由于农民的生活基本没有文字，长年没有阅读和书写，因此现在已经忘的差不多了，读我的家信都很吃力。这无疑是费老观点的例证，说明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农民的生活还是带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痕迹——地方性和口语化。(待续)。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摘抄篇九
中国，飞速发育中的古老国度，传统与现代在交融，青铜与碳纤在碰撞，道德这个东道主也在与远道而来的相互切磋。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不断推陈出新，但骨子里还是有永远不会褪去的东西——乡土。中央电视台有一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创造了中国电视剧都难以企及的收视狂潮，其中除了美食的诱惑，更多的，是庞大的外出人口对家的味道的思念，家在舌尖上，家在被褥间，家在笔墨里，正如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乡土中国，并不是详细的中国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而是包含在详细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据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国家构造的基层便是乡土，构成这个国家的最下一层维系纽带，正是乡土性，乡既不是特指乡下，土也非土头土脑，而是一种情感，一种牵连，是人与土地有着关于生死存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重土思安，故土难离。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漫长历史的农业国家，几千年来，家乡的土地对来说就是饭碗，就是生存，游子在外，飘零无根，终归要站在家的土地上，挥起锄把，才算务了本业。长久下来，土地对人的影响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渐渐地流入到的血液中和骨髓中，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于是，开始离不开故土的泥土，所有的心都被牢牢留置在屋外的土地上，因而，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参加了深厚的安稳情节，中庸的处世之道，渊远的文明流传，安定的人生追求，于是有了深深的乡土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