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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称呼学但为民 官场最忌讳的称呼篇一
2014年04月24日 11:26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孙甜甜 杨翘楚
“在一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部长’。”
“别人叫他院长，他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广众之下。如果是叫老师，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一些地方为了规范称呼，甚至制作党内互称同志提示牌，摆放在党委（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等场所的醒目位置。
某个晚上，一名中年男人叩开了郭振华家的门。“有个姓池的人找你。”女主人高声招呼郭振华。“是池、池厅长？”郭问。“啊呀啊呀，池厅长您、您来看我们？”意识到来者的身份后，女主人恭敬地赔笑道。
这是官场小说《沧浪之水》的一个桥段，刻画的正是官场中人对“称呼”的娴熟运用。
2001年，痛恨官场中丑恶风气的阎真写下了这本小说。尽管如此，这位北大毕业之后拒绝机关身份而选择乐守象牙塔的文学教授，在现实中也不得不屈服于无处不在的官场“称呼学”。
“一个科长一个小主任，官位叫出来他就高兴一点。”阎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这么大年龄了，我叫我们单位的人，尤其是机关的科长、副科长和办公室主任，我就叫他某某主任，尽量把这个位置叫出来。因为有些事要找他帮忙。”
类似阎真这样的体会，某县财政局的小丁也有。不久前她参加一次接待活动，直到见到《××调研组来县接待手册》，小丁才知道，她一直称为“王处”的这位省财政厅领导，原来只是一个主任科员。
但她依然恭恭敬敬地继续称呼“王处”，因为她的局长也这样叫。“局长说，当‘王处’还只是从下属事业单位借调到省厅的科员时，他就开始喊‘王处’了！”
按中国的行政级别，这位局长和“王处”都是主任科员，相当于人们熟知的“科长”。正如人们从官场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在那些见诸文件的称呼之外，官员之间还有另一套“称呼”的学问，有许多难以言传的细微讲究。
“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 对于基层的许多官员来说，“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是相互称呼时的惯例。阎真说，“在县里，一个科级干部就很大了。一个局长其实是科级，但是我要叫他局长。股长比科长还要小，可在县里也已经好大了，也是一个长嘛，也要叫出来。”
“叫大不叫小”的惯例不仅仅是基层的专利。一位资深媒体人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一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部长’。正部级机构的领导叫主任或者局长的，他们的下属会习惯于叫部长。”这不是为了追求虚荣，而是害怕与低级别的职务混淆。“部长级别高，而办公厅主任也是主任。”
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称呼规则外，官员之间的称呼还有许多微妙之处。“上级对下级常常以‘姓名+同志’相称，但下级对上级当面一般却只用‘姓+职务’或‘职务’。”华东师范大学的胡范铸教授在他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他的研究方向是应用语言学。
然而，有些时候这条规律并不适用。例如，一个机关的正副书记中有好几位 姓王时，“叫某某书记是惯例”上述媒体人说，名字+职务的选择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有一个很明确的区分”。
区分不同称呼的，除了职务外，还有资历与感情。一般来讲，官员之间互称官衔是较为客套和安全的，但一些职务不高的“老机关”却常享有“豁免权”，可以将别人眼中的“王书记”省去姓氏，直呼其名。上述媒体人说：“在机关里称名字，本身并不是冒犯，当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以及你和那个人到底有多熟。”
在官员中间，流行着种种特殊情况下的称呼办法。例如，对于姓付的书记，往往不能称付书记，而要用名字称“××书记”；当两个书记同姓时，也要叫名+书记„„熟练掌握着一套规则，几乎是公务员的入门程序。
任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的阎真发现，高校中的干部并没有免俗于官场“称呼学”。阎真说：“我认识的一个某学校年轻老师，新提了副院长，相当于副处级。他一天到晚说我们‘处干’（处级干部）如何如何”，“别人不说（叫）就不高兴”。这位年轻的副院长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别人叫他院长，他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广众之下。如果是叫老师，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老大”与“老板”
除了大庭广众下的繁多称呼，一些官员在酒酣耳热、窃窃私语时的叫法也各不相同。
上述那位媒体人曾在县乡一级基层政府的饭局上见识过，一名干部起身敬酒，朗声说道“我们老大„„”。当面叫一声“老大”，除了几分亲昵，更展现出明确的权力排序。与之相对的，所谓“老二”不仅不用做面称，甚至不能公开排出来。
“一个省里面省委书记是老大，但是你也不能说省长是二把手，因为在政府口，他也是老大；你也不能说副书记就是二把手，因为按照惯例，在党内，兼省长的书记（才）是。”这位媒体人说。
然而到了市级干部，这种江湖气的“老大”、“老二”便有时被透着商业气息的“老板”所取代。
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称“老大”在基层会比较多，更江湖气一些。一般称“老板”的，至少是市长、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如果称一个县委书记为“老板”，会显得特别可笑，因为县委书记就是个处级官员，所以往往会称“老大”；如果称呼一个乡长“老板”也不行，因为级别同样不够。
真正难以处理的是如何称呼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降职的官员。江苏省级机关一位工作人员，曾经在南京的颐和路上遇到过当年的无锡市长毛小平，这位工作人员竟然一时语塞不知如何称呼。“喊他毛市长、毛主任都不合适，喊小平吧，你不觉得‘小平’是特指的吗？所以后来我只好说‘哎——哎——你好’。”2012年毛因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他一度被认为在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担任副主任，后又传出降为处长。
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县里也常常称省城去的领导为“首长”，不分级别。“之前，只有中央来视察的领导，不方便提前透露姓名或者不适合直呼其名的，我们才在制作席卡和称呼时称‘首长’。当面这样称呼时，级别差距至少要有3级。但现在，称‘首长’已经没有这么严格了。”
他回忆，自己第一次被县里称“首长”时，感到很不习惯，有一种“僭越”的感觉，但后来发现叫的人和被叫的人都心安理得，也就顺其自然了。
但那些真正的“首长”们，却似乎对职务称呼极其超脱。2013年6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到深圳调研，当tcl董事长李东生汇报工作称呼“委员长”时，就被他打断，“叫‘老书记’就行，叫张德江我就更高兴了。”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第一位专家发言刚提到“尊敬的王书记”，话没说完，就被王岐山打断，要求在场专家少说客套话，言简意赅。
“同志”不够亲切？ 在胡范铸教授看来，“称呼学”的流行和称呼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风气“变坏”了，更反映着社会心理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独步天下的“同志”，起初是有着共同理想与信仰的政党成员之间的共勉。孙中山在1918年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其遗嘱常被总结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正式写道：“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时的“同志”，还只在社会精英间流行。
1949年后，“同志”迅速成为正确甚至唯一正确的政治称呼。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然而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文革”时期，即使同志这个称呼也显得不合时宜。胡范铸说：“那时同志都不能随便叫，叫什么都觉得不对，说错了就会闯祸。”
尽管如此，出于表明立场、提防异己的原因，“同志”在民间成为了最保险的尊称。在上世纪末的一些港台剧中，剧中人物一旦踏上大陆土地，逢人即称“同志”。在他们看来，“同志”似乎成了大陆文化的符号，否则就会被视作另类而引起麻烦。
今天的人已很难想象“同志”之称所引起的重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曾经明确，“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1984年，“同志”有一次不同寻常的亮相。当时的《武汉晚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这是1984年4月武汉一职工向邓小平写的申冤信。邓小平在信上圈阅道，“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在经历了极度混乱的社会秩序后，党内又能互称同志，成了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思想解放事件。
时间进入21世纪，“同志”有了更丰富的含义，使用起来也显得很突兀。“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求自己的角色定位，个人的自主意识提升。当今社会是称谓语最丰富的时代。”胡范铸说道。
2003年，全国各地党委都曾专门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
例如，甘肃省的文件就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为同志，党内刊物、文件和其它书面材料也要按此办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做党内互称同志的表率。各级党组织要制定完善相应的制度，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形成党内互称同志的有效机制„„”
但种种迹象表明，重视并未使互称同志重回流行。2013年10月，《人民日 报》转载了题为“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的评论，说“不知从何时起，互称‘同志’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一些脱胎于江湖绿林，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一些地方为了规范称呼，甚至“制作党内互称同志提示牌，摆放在党委（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等场所醒目位置”，以“营造民主平等、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形成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的工作作风”。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永刚教授说，现在“同志”作为一种社会主义传统保留下来，成为正式场合的庄重称呼。但在现实官场中，在对称呼进行“推敲”后，官员私下里往往不会互称同志。在一位官员看来，现在如果见面还称“同志”，不仅显得怪异，还意味着拒人于千里之外，“下面的事都无法进行了”。
尽管存在着所谓的称呼规则，但因地域、风俗及人情的巨大差别，官场称呼并无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例如在湖南，一些称呼就很独特，官员们背后往往称呼高级官员为“张嗲”、“李嗲”（“嗲”在长沙话中意为老者），同僚之间则会互称“张哥”、“李哥”。
现在在一些地方，某些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称呼如某局、某厅等，很流行。在一位观察者看来，新世纪以来，官员群体的社会评价有所降低，经济、社会地位、个人成就感、荣誉感都不可同日而语。张局、李局这种称谓，一方面保有官场认同，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过于强调身份而引起他人反感。
官场称呼学但为民 官场最忌讳的称呼篇二
解析官场称呼
社会万象廉政瞭望舒炜2014-04-1
1有专家表示：“这么多人在这个官场称谓上‘钻研’，说到底，是虚荣心在作怪，还是官本位思想没解决。
新中国成立以来，官场上的称呼最开始是称同志，领导之间也有直呼其名的，如恩来、少奇、小平等，这种比较亲切的称呼，体现出在一个党内，为了一个事业，超越官职大小的一种关系。
其实，官方正式文件和场合中从未有过“官员”的称呼，更多是用“干部”和“同志”来称呼。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关于党内称呼问题作过专门的批示，意思是党内不分职务大小一律都称同志。但是，这样的传统并没有坚持多久，一些干部更喜欢以称职务代替名字。有专家表示：“这么多人在这个官场称谓上‘钻研’，说到底，是虚荣心在作怪，还是官本位思想没解决。
“不过现实中，官场之间的称呼却有一些‘讲究’，很多新晋公务员常常话一出口就得罪人了，他自己还没明白过来。”有官员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
“千万别直称‘某巡视员’”
巡视员一般都是厅级干部，算大领导了，但在现实中，却很少有人直接称他们为某某巡视员。
“千万别这样喊，人家不乐意听。更多时候，我们都还是会用他之前的职务来称呼，比如王局、张厅、李主任等。”多名省级机关干部对廉政瞭望记者说，“但是正式行文时，要称为巡视员。”
曾有一名媒体人回忆，自己刚入行不久时，跟着老记者去采访某厅的一名副巡视员，很“莽撞”地直接管人家叫“某巡视员”，让本来“和颜悦色”的对方“脸色陡变”。后来报社领导好几年内都要拿这事给新记者做反面例子，让自己好不郁闷。
但同为非领导职务，级别为处级的调研员在口头称呼上要随意一些。“徐调、王调可以随便叫，都不会在意的。”西部某市的一名处级干部王正伟说。“当然，并非说所有的调研员或者巡视员都是这样，但我所打过交道的这类领导有数十名，基本符合这样的情况。”
“归根到底，还是一部分干部境界和心态的问题，你本来就是这个职务，人家这样称呼你是完全正确的。”王正伟的一名同事表示。
“大市长”和“二市长”
相较上述情况而言，在不少官员看来，对正职和副职称呼，才更是一门“功课”。
廉政瞭望记者之前去东北采访，听当地官员在餐桌上聊起“大市长”、“二市长”来。当时是第一次听到还有这么个称呼，不解。
细问才明白：一个城市有一个市长，若干个副市长。向客人介绍时，过去不论正副只说苏市长李市长，客人不甚明白到底是正的还是副的，于是，为了便于区分，说着方便，就把市长叫大市长，把常务副市长叫二市长。依此类推，可以叫出大县长、二县长；大书记、二书记之类。
当地人的解释是，这个叫法透着东北式幽默，这也是一种创造。不过在军队中，对副职的称呼一定要把“副”字带上。把副职当做正职称呼，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比如，张副团长就是张副团长，你就不能叫张团长，团长只有一个。王副政委、丁副参谋长、熊副主任、江副连长，这些是电视剧《父母爱情》中的称呼。
有时候，也是为了刻意套近乎，甚至可以通过称呼的变化，来探查亲密程度。有官员举例说，“有的场合，在称呼上级领导时只叫名不加姓了，如‘xx书记批示了什么，xx市长才和我吃过饭’，显得自己和上级领导关系‘不一般’”。
有名干部曾自述道，自己在某县委工作，37岁。乡镇和县直单位的同志觉得：称“老刘”吧，言外之意还有说人老气横秋、提拔无望之嫌；喊“小刘”吧，年纪也确实不太小了，好像也有点不够尊重；最后只好依官场惯例，呼其官称了。可我就那点官职，加上我知名度偏低，着实给别人带来不少麻烦。于是，大家便依惯称我为“刘主任”、“刘科长”、“刘秘书”、“刘会计”等等，或干脆送顶高帽——“县委领导”。
姓氏和职务怎么搭配
2003年，上海特别发过一个红头文件，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对党内担任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党内行文或报送其他书面材料也要照此办理，曾得到媒体一度好评。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为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对官场上流行的简称作了分析。一般正职以姓氏加职务称谓的第一个字，偶尔遇到姓氏谐音难题，如“范局”、“戴校”、“季院”、“史科”等，“此时就最好不要用简称了”。
同时，官场中人还特别注意上司姓氏与职务的语音搭配，如赶上傅、富、符、付、戴等姓氏的一把手，你叫“傅厅长”和“戴局长”，误以为他是副职或临时代办呢。那咋办呢？
据廉政瞭望记者了解，一些地方的做法是略去其姓氏，直称官衔“厅长”或“局长”则可。但是有时候，领导只要扭脸出门走不了三步远，一些下属刚才的称呼马上改口，“张书记”立马成了“老张”，“李局长”也变成了“李头”。
曾有个段子是这样说的。有一次，一个娱乐界的活动在某某乡举行，举办方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李湘马上要到了”，搞得观众翘首以待。当最后是一个汉子昂然出现时，人们才明白，工作人员说的是李乡——李乡长。还有一镇长姓莫，有次上级打电话给镇上，问：“你们哪个镇长在？”接电话的人说：“我们莫镇长（陕西方言，莫=没）。”上级疑惑地反问：“怎么没镇长？”接电话的回答道：“就是莫镇长。”
此外，还有一种名字加同志的叫法。有人说，如在干部交接大会上，彼此称呼上就常常出现“xx同志”，会使语气顿时加重了许多。这种叫法的重心在“同志”上，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使命准备托付了，或是有什么问题要提醒了。“如果有一天上级领导突然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那么，你就要留神了。”
x厅x处之外，官场上还喜欢称自己的上司为局座、老板。实际上，田家英他们当年即称毛泽东为老板。如陈岩《往事丹青》说到：他当学徒时所在的悦雅堂有次下户采购到一套《三希堂法帖》。正赶上田秘书在，他看了看说：“等定了价，给老板送去。”陈岩解释，他们称毛主席“老板”，毛主席身边的人都这样叫。
在民间，对中央领导人的叫法则充满了时代感和亲切感，“小平你好”和“***”这种更亲切的称呼，使对领导人的称呼，一下子有了更新的含义，成为普
通人心中的一种标志。
官场称呼学但为民 官场最忌讳的称呼篇三
官场称呼有讲究：千万别直称“某巡视员”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新中国成立以来，官场上的称呼最开始是称同志，领导之间也有直呼其名的，如恩来、少奇、小平等，这种比较亲切的称呼，体现出在一个党内，为了一个事业，超越官职大小的一种关系。
其实，官方正式文件和场合中从未有过“官员”的称呼，更多是用“干部”和“同志”来称呼。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关于党内称呼问题作过专门的批示，意思是党内不分职务大小一律都称同志。但是，这样的传统并没有坚持多久，一些干部更喜欢以称职务代替名字。有专家表示：“这么多人在这个官场称谓上‘钻研’，说到底，是虚荣心在作怪，还是官本位思想没解决。”
“不过现实中，官场之间的称呼却有一些‘讲究’，很多新晋公务员常常话一出口就得罪人了，他自己还没明白过来。”有官员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
“千万别直称‘某巡视员’”
巡视员一般都是厅级干部，算大领导了，但在现实中，却很少有人直接称他们为某某巡视员。
“千万别这样喊，人家不乐意听。更多时候，我们都还是会用他之前的职务来称呼，比如王局、张厅、李主任等。”多名省级机关干部对廉政瞭望记者说，“但是正式行文时，要称为巡视员。”
曾有一名媒体人回忆，自己刚入行不久时，跟着老记者去采访某厅的一名副巡视员，很“莽撞”地直接管人家叫“某巡视员”，让本来“和颜悦色”的对方“脸色陡变”。后来报社领导好几年内都要拿这事给新记者做反面例子，让自己好不郁闷。
但同为非领导职务，级别为处级的调研员在口头称呼上要随意一些。“徐调、王调可以随便叫，都不会在意的。”西部某市的一名处级干部王正伟说。“当然，并非说所有的调研员或者巡视员都是这样，但我所打过交道的这类领导有数十名，基本符合这样的情况。”
“归根到底，还是一部分干部境界和心态的问题，你本来就是这个职务，人家这样称呼你是完全正确的。”王正伟的一名同事表示。
“大市长”和“二市长”
相较上述情况而言，在不少官员看来，对正职和副职称呼，才更是一门“功课”。
廉政瞭望记者之前去东北采访，听当地官员在餐桌上聊起“大市长”、“二市长”来。当时是第一次听到还有这么个称呼，不解。
细问才明白：一个城市有一个市长，若干个副市长。向客人介绍时，过去不论正副只说苏市长李市长，客人不甚明白到底是正的还是副的，于是，为了便于区分，说着方便，就把市长叫大市长，把常务副市长叫二市长。依此类推，可以叫出大县长、二县长；大书记、二书记之类。
当地人的解释是，这个叫法透着东北式幽默，这也是一种创造。不过在军队中，对副职的称呼一定要把“副”字带上。把副职当做正职称呼，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比如，张副团长就是张副团长，你就不能叫张团长，团长只有一个。王副政委、丁副参谋长、熊副主任、江副连长，这些是电视剧《父母爱情》中的称呼。
有时候，也是为了刻意套近乎，甚至可以通过称呼的变化，来探查亲密程度。有官员举例说，“有的场合，在称呼上级领导时只叫名不加姓了，如‘xx书记批示了什么，xx市长才和我吃过饭’，显得自己和上级领导关系‘不一
般’”。
有名干部曾自述道，自己在某县委工作，37岁。乡镇和县直单位的同志觉得：称“老刘”吧，言外之意还有说人老气横秋、提拔无望之嫌；喊“小刘”吧，年纪也确实不太小了，好像也有点不够尊重；最后只好依官场惯例，呼其官称了。可我就那点官职，加上我知名度偏低，着实给别人带来不少麻烦。于是，大家便依惯称我为“刘主任”、“刘科长”、“刘秘书”、“刘会计”等等，或干脆送顶高帽——“县委领导”。
姓氏和职务怎么搭配
2003年，上海特别发过一个红头文件，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对党内担任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党内行文或报送其他书面材料也要照此办理，曾得到媒体一度好评。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为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对官场上流行的简称作了分析。一般正职以姓氏加职务称谓的第一个字，偶尔遇到姓氏谐音难题，如“范局”、“戴校”、“季院”、“史科”等，“此时就最好不要用简称了”。
同时，官场中人还特别注意上司姓氏与职务的语音搭配，如赶上傅、富、符、付、戴等姓氏的一把手，你叫“傅厅长”和“戴局长”，误以为他是副职或临时代办呢。那咋办呢？
据廉政瞭望记者了解，一些地方的做法是略去其姓氏，直称官衔“厅长”或“局长”则可。但是有时候，领导只要扭脸出门走不了三步远，一些下属刚才的称呼马上改口，“张书记”立马成了“老张”，“李局长”也变成了“李头”。
曾有个段子是这样说的。有一次，一个娱乐界的活动在某某乡举行，举办方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李湘马上要到了”，搞得观众翘首以待。当最后是一
个汉子昂然出现时，人们才明白，工作人员说的是李乡——李乡长。还有一镇长姓莫，有次上级打电话给镇上，问：“你们哪个镇长在？”接电话的人说：“我们莫镇长（陕西方言，莫=没）。”上级疑惑地反问：“怎么没镇长？”接电话的回答道：“就是莫镇长。”
此外，还有一种名字加同志的叫法。有人说，如在干部交接大会上，彼此称呼上就常常出现“xx同志”，会使语气顿时加重了许多。这种叫法的重心在“同志”上，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使命准备托付了，或是有什么问题要提醒了。“如果有一天上级领导突然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那么，你就要留神了。”
x厅x处之外，官场上还喜欢称自己的上司为局座、老板。实际上，田家英他们当年即称毛泽东为老板。如陈岩《往事丹青》说到：他当学徒时所在的悦雅堂有次下户采购到一套《三希堂法帖》。正赶上田秘书在，他看了看说：“等定了价，给老板送去。”陈岩解释，他们称毛主席“老板”，毛主席身边的人都这样叫。
在民间，对中央领导人的叫法则充满了时代感和亲切感，“小平你好”和“***”这种更亲切的称呼，使对领导人的称呼，一下子有了更新的含义，成为普通人心中的一种标志。
新闻加点料
中国官场最忌讳的称谓有哪些？
一般副职官员对这个“副”字，心怀抵触，喜欢大家把这个字免掉，在称呼上先行“扶正”。聪颖年轻的女部下，往往投其所好，只要正职不在场，这“副”字在面称中辄悄然蒸发。但偶尔大意，在大庭广众之中，称呼副职竟将“副”字省却，坐在旁边的正职一听，怒火中烧：“我刚出去开两天会，你们
就想抢班夺权啊！”
再次，由于“副”与“父”、“妇”同音，不免产生了一些意料不到的谐音后果。譬如某局有5位副局长，按年龄资历为序，分别姓“祖”、“薄”、“舒”、“纪”、“岳”，局办2位副主任分别姓“严”和“辜”。负责收发保管文件工作的科员，每天起码得到5位副局长办公室和2位副主任办公室各去两趟。于是，每天两次轻叩屋门，亲切招呼：“祖副”、“薄副”、“舒副”、“纪副”、“岳副”、“严副”、“辜副”。外人一听，这是嘛日子？全家老爷们儿都到了！
官场称呼学但为民 官场最忌讳的称呼篇四
官场“称呼学”
某个晚上，一名中年男人叩开了郭振华家的门。“有个姓池的人找你。”女主人高声招呼郭振华。“是池、池厅长？”郭问。“啊呀啊呀，池厅长您、您来看我们？”意识到来者的身份后，女主人恭敬地赔笑道。
这是官场小说《沧浪之水》的一个桥段，刻画的正是官场中人对“称呼”的娴熟运用。
2001年，痛恨官场中丑恶风气的阎真写下了这本小说。尽管如此，这位北大毕业之后拒绝机关身份而选择乐守象牙塔的文学教授，在现实中也不得不屈服于无处不在的官场“称呼学”。
“一个科长一个小主任，官位叫出来他就高兴一点。”阎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这么大年龄了，我叫我们单位的人，尤其是机关的科长、副科长和办公室主任，我就叫他某某主任，尽量把这个位置叫出来。因为有些事要找他帮忙。”
类似阎真这样的体会，某县财政局的小丁也有。不久前她参加一次接待活动，直到见到《××调研组来县接待手册》，小丁才知道，她一直称为“王处”的这位省财政厅领导，原来只是一个主任科员。
但她依然恭恭敬敬地继续称呼“王处”，因为她的局长也这样叫。“局长说，当„王处‟还只是从下属事业单位借调到省厅的科员时，他就开始喊„王处‟了！”
按中国的行政级别，这位局长和“王处”都是主任科员，相当于人们熟知的“科长”。正如人们从官场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在那些见诸文件的称呼之外，官员之间还有另一套“称呼”的学问，有许多难以言传的细微讲究。
“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
对于基层的许多官员来说，“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是相互称呼时的惯例。阎真说，“在县里，一个科级干部就很大了。一个局长其实是科级，但是我要叫他局长。股长比科长还要小，可在县里也已经好大了，也是一个长嘛，也要叫出来。”
“叫大不叫小”的惯例不仅仅是基层的专利。一位资深媒体人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一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部长‟。正部级机构的领导叫主任或者局长的，他们的下属会习惯于叫部长。”这不是为了追求虚荣，而是害怕与低级别的职务混淆。“部长级别高，而办公厅主任也是主任。”
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称呼规则外，官员之间的称呼还有许多微妙之处。
“上级对下级常常以„姓名+同志‟相称，但下级对上级当面一般却只用„姓+职务‟或„职务‟。”华东师范大学的胡范铸教授在他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他的研究方向是应用语言学。
然而，有些时候这条规律并不适用。例如，一个机关的正副书记中有好几位姓王时，“叫某某书记是惯例”上述媒体人说，名字+职务的选择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有一个很明确的区分”。
区分不同称呼的，除了职务外，还有资历与感情。一般来讲，官员之间互称官衔是较为客套和安全的，但一些职务不高的“老机关”却常享有“豁免权”，可以将别人眼中的“王书记”省去姓氏，直呼其名。上述媒体人说：“在机关里称名字，本身并不是冒犯，当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以及你和那个人到底有多熟。” 在官员中间，流行着种种特殊情况下的称呼办法。例如，对于姓付的书记，往往不能称付书记，而要用名字称“××书记”；当两个书记同姓时，也要叫名+书记……熟练掌握着一套规则，几乎是公务员的入门程序。
任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的阎真发现，高校中的干部并没有免俗于官场“称呼学”。阎真说：“我认识的一个某学校年轻老师，新提了副院长，相当于副处级。他一天到晚说我们„处干‟（处级干部）如何如何”，“别人不说（叫）就不高兴”。这位年轻的副院长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别人叫他院长，他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广众之下。如果是叫老师，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老大”与“老板”
除了大庭广众下的繁多称呼，一些官员在酒酣耳热、窃窃私语时的叫法也各不相同。
上述那位媒体人曾在县乡一级基层政府的饭局上见识过，一名干部起身敬酒，朗声说道“我们老大……”。当面叫一声“老大”，除了几分亲昵，更展现出明确的权力排序。与之相对的，所谓“老二”不仅不用做面称，甚至不能公开排出来。
“一个省里面省委书记是老大，但是你也不能说省长是二把手，因为在政府口，他也是老大；你也不能说副书记就是二把手，因为按照惯例，在党内，兼省长的书记（才）是。”这位媒体人说。然而到了市级干部，这种江湖气的“老大”、“老二”便有时被透着商业气息的“老板”所取代。
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称“老大”在基层会比较多，更江湖气一些。一般称“老板”的，至少是市长、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如果称一个县委书记为“老板”，会显得特别可笑，因为县委书记就是个处级官员，所以往往会称“老大”；如果称呼一个乡长“老板”也不行，因为级别同样不够。
真正难以处理的是如何称呼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降职的官员。江苏省级机关一位工作人员，曾经在南京的颐和路上遇到过当年的无锡市长毛小平，这位工作人员竟然一时语塞不知如何称呼。“喊他毛市长、毛主任都不合适，喊小平吧，你不觉得„小平‟是特指的吗？所以后来我只好说„哎——哎——你好‟。”2012年毛因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他一度被认为在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担任副主任，后又传出降为处长。
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县里也常常称省城去的领导为“首长”，不分级别。“之前，只有中央来视察的领导，不方便提前透露姓名或者不适合直呼其名的，我们才在制作席卡和称呼时称„首长‟。当面这样称呼时，级别差距至少要有3级。但现在，称„首长‟已经没有这么严格了。”
他回忆，自己第一次被县里称“首长”时，感到很不习惯，有一种“僭越”的感觉，但后来发现叫的人和被叫的人都心安理得，也就顺其自然了。
但那些真正的“首长”们，却似乎对职务称呼极其超脱。
2013年6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到深圳调研，当tcl董事长李东生汇报工作称呼“委员长”时，就被他打断，“叫„老书记‟就行，叫张德江我就更高兴了。”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第一位专家发言刚提到“尊敬的王书记”，话没说完，就被王岐山打断，要求在场专家少说客套话，言简意赅。
“同志”不够亲切？
在胡范铸教授看来，“称呼学”的流行和称呼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风气“变坏”了，更反映着社会心理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独步天下的“同志”，起初是有着共同理想与信仰的政党成员之间的共勉。孙中山在1918年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其遗嘱常被总结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正式写道：“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时的“同志”，还只在社会精英间流行。
1949年后，“同志”迅速成为正确甚至唯一正确的政治称呼。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然而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文革”时期，即使同志这个称呼也显得不合时宜。胡范铸说：“那时同志都不能随便叫，叫什么都觉得不对，说错了就会闯祸。”
尽管如此，出于表明立场、提防异己的原因，“同志”在民间成为了最保险的尊称。在上世纪末的一些港台剧中，剧中人物一旦踏上大陆土地，逢人即称“同志”。在他们看来，“同志”似乎成了大陆文化的符号，否则就会被视作另类而引起麻烦。
今天的人已很难想象“同志”之称所引起的重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曾经明确，“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1984年，“同志”有一次不同寻常的亮相。当时的《武汉晚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这是1984年4月武汉一职工向邓小平写的申冤信。邓小平在信上圈阅道，“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在经历了极度混乱的社会秩序后，党内又能互称同志，成了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思想解放事件。
时间进入21世纪，“同志”有了更丰富的含义，使用起来也显得很突兀。“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求自己的角色定位，个人的自主意识提升。当今社会是称谓语最丰富的时代。”胡范铸说道。
2003年，全国各地党委都曾专门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
例如，甘肃省的文件就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为同志，党内刊物、文件和其它书面材料也要按此办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做党内互称同志的表率。各级党组织要制定完善相应的制度，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形成党内互称同志的有效机制……”
但种种迹象表明，重视并未使互称同志重回流行。2013年10月，《人民日报》转载了题为“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的评论，说“不知从何时起，互称„同志‟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一些脱胎于江湖绿林，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一些地方为了规范称呼，甚至“制作党内互称同志提示牌，摆放在党委（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等场所醒目位置”，以“营造民主平等、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形成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的工作作风”。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永刚教授说，现在“同志”作为一种社会主义传统保留下来，成为正式场合的庄重称呼。但在现实官场中，在对称呼进行“推敲”后，官员私下里往往不会互称同志。在一位官员看来，现在如果见面还称“同志”，不仅显得怪异，还意味着拒人于千里之外，“下面的事都无法进行了”。
尽管存在着所谓的称呼规则，但因地域、风俗及人情的巨大差别，官场称呼并无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例如在湖南，一些称呼就很独特，官员们背后往往称呼高级官员为“张嗲”、“李嗲”（“嗲”在长沙话中意为老者），同僚之间则会互称“张哥”、“李哥”。
现在在一些地方，某些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称呼如某局、某厅等，很流行。在一位观察者看来，新世纪以来，官员群体的社会评价有所降低，经济、社会地位、个人成就感、荣誉感都不可同日而语。张局、李局这种称谓，一方面保有官场认同，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过于强调身份而引起他人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