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是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中的一段话。又一次的初春来了，我有些羡慕徐志摩在康桥的柔波里所享受到的闲适与宁静。
我之所在――苏州大学，同样身处在星月光明的校园，身旁同样有着欧式的建筑，同样能感受到青春年少的轻狂，同样有草的青和花的香，但恐怕很少能体会到徐志摩那份独特的静穆与寂寥，实则上要想“单独”也不那么容易了。所谓“诗意的栖居”就更难了。说起这些似乎和一位教授的风范无关，其实由此及彼却有着很大的关联。友人要我写一篇关于大学精神的文章，辗转数月不知如何下笔，大学精神是如此之抽象，就凭本校“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样一句具有普世价值观的校训就可以上天入地、古今中外地考辨一番。苦思冥想，竟然有些迷蒙了。春节大年初一，在家捧着一杯热茶和老父聊天，看着窗外淅淅嗦嗦的雪花，抖落在屋檐、树上、地下，成了白色一片。忽然有了些许体悟：其实大学之精神不正是由一位位教师的风范支撑起来的吗？所谓的大学精神不正是每一个个体行为所彰显的吗？由此想来，校园中树木森森和花香鸟语衬映着高耸的钟楼，清远的钟声回荡在红砖绿瓦新古典主义建筑与宽阔的草地之间，110年的时空穿越，让人有了几许怀想的空间。
说起教授的风范，描述教授掌故和事迹的书籍无数，但我对教授的认识是从姑父许永嘉先生那里得来的。因为年少之时，几乎每年暑假都会去姑母家小住几日。姑父就成了我生活中熟知的人。
许永嘉先生20世纪20年代初出生在江阴农村小集镇上一位辛劳的铁匠之家。然而他能成为教授当然靠自身的勤奋。抗日战争中，他徒步入川，就读于中央大学。建国后成为筹建华东水利学院的五十位主要人员之一。他的博学、修养、谦逊以及彬彬有礼，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留下了极深印象。虽说是一位水利专家，国学根底却极其深厚，书法亦好，英文也棒。他的事迹20世纪60年代初《新华日报》就报道过。这样一位才学出众的教授，在他68岁那年因胃癌去世了。家父奔丧回来后言及葬礼之场景，前来道别的师生无数，连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他的老师科学院院士严恺先生也来送别自己的学生，让人嘘唏不已。人虽故去，但他的品性却影响了我对教授人格风范的看法。
二
何为教授的风范，我多少有些理想色彩，芸芸众生千人有千人的面貌，但总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大学》中有这样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原为《礼记》第42篇，宋时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合编为“四书”，“四书”成为儒家主要经典。明代以后，“四书”更是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到今天，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今天重读这一段文字，对于思考教授与师者风范而言，平添了几分现实感与紧迫感。这一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大学》所讲的道理，就在于明示高尚的品德，在于勉作新人，在于促使人们达到善的最高境界。知道了应该要达到的境界，志向才能坚定，有了坚定的志向，然后才能心静，心静了人才可能安稳。人安稳了才可能达到善的最高境界。世界上的万物其实都有本有末，事情都有始有终，明确了它们的先后次序，那就离大学问不远了。
读到这里，联想一位教授的风范，首当其冲即是人的德性，急功近利无风范可言。虽然和老一辈学者相比自愧不如，但我给研究生上课，第一次课我都会辟出时间讲一个专题：“学术风范与学术训练”。我会带上一本我读大学二年级时在旧书摊上花一毛钱买的由俞平伯作序、民国二十九年出版的王国维先生所著《人间词话》。区区九十一页比巴掌略大一些的小册子却可以流芳千古，相比之下现在动不动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的专著，这本小册子连科研成果都可能不算。我讲静安先生的学术三境界；讲艺术专业学生的学术素养与学术训练。每每讲到此时，课堂内鸦雀无声，凝神聚气，可见学生是要有情绪感染的。
德性是内在的，一位有风范的教授，他的外表显现更应该是从容的。这种从容来自于人的德性，他应该是诚实的，这是一种人格的定律，整天被谎言围绕着纠缠着，他无法以从容的姿态面示他人。现时一位教授的从容，真的很不容易，今天评岗，明天评级，有的仁兄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争得面红耳赤，哪来的从容？从容的他，常常要不为世俗与流行所干扰，踏踏实实有滋有味地做自己的学问。这时“闲暇”“自由”和“绝对地单独”又是那么的重要。独立的学术气质与慎独的人格情怀，是一位大学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有了这些他才可能从容。
我常看到书刊杂志讨论如今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培养大师的土壤应该是一片清静的沃土，园中一壶茶，静心品读，细细回味，默默耕耘方有收获。一位人文学科的大学教师，整天处在一种纠结之中，每天主动或被动地被“化学肥料”施肥，少有“闲暇”“自由”和“绝对的单独”，更不要说独立之精神与慎独的情怀。有一次和张道一先生闲聊，他说“技巧需要磨炼，理论需要领悟，知识需要宽博”。细细品味个中哲理令人回味。知识的宽与博就好像是大厦的基础。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学问是看闲书做出来的，没有闲，哪来的杂？没有杂，哪来的博？这或许不一定对，但也不无道理。做学问有完整的时间就看大部头，睡觉前上厕所的零碎时间就看流行书刊。而今天所有大学的评价标准是定单式的、表格式的、单向式的，没有了闲，各种事情应付都来不及，何来大师？”
三
教授的风范是有尊严的，学术的尊严和人格的尊严，两者缺一不可。
最近读钱穆先生的《晚学盲言》颇有些感言。这本书是钱先生86岁时患眼疾以致目盲不能视人、罔论读写的情况下，每日口述，夫人笔录，然后口诵耳听一字一句修改订定，终稿之时已经92岁高龄。这似乎和陈寅恪先生颇有些相似之处，虽然双目失明，但面对学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信手拈来。两位大师的学养和风范可见一斑。 《晚学盲言》有一章节名曰“灵魂与德性”。文章纵横开合，涉古论今，从宗教谈到道德。他说：“其人既死，体魄埋地腐朽，全不存在。而其魂气则散入太空宇宙间，对于一切有生无生，仍可有其影响与作用。如孔子死，w魄埋于孔林，迄今当无存在。而孔子生前之魂气，则可谓依然存在，而影响极大，难于详说。”大家都知道儒家首重德，而德必本于性。肉体可以湮灭，灵魂却永存。推论而之，人应有尊严。孔子所谓“里仁为美”，孟子强调“义理之气”，嵇康临终前一曲《广陵散》都有人格美的意义。从容也是为了活得有尊严，诚实则是一种人格的尊严。
大学教授要有风范必有尊严，这种尊严是建立在矜持基础之上的遇事适度，不喜形于色，不大喜大悲，对金钱对权贵的坦然态度，这是人的风骨。坚定自己的学术精神家园，这为学术尊严。当然，大学之大，是学术包容之所在。我内心极不能容忍那种说自己的学术如何强时贬损别人之研究。有次会议上有教授自夸自己时飞沙走石情绪高亢，论及别人的成果轻蔑之情显于脸上。其实作为教授要别人尊重你的学术尊严，自己的言论却在损害他人的学术尊严与人格尊严，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礼数也不顾，让人如何尊重你。事后，有人说这也是一种风范，老子天下第一。回想起当初读钱钟书的《围城》，场景和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有些事与人却总能对号入座。不必说其他，“克莱顿”大学出来的混混现今大学之中也不是没有。风范和尊严，说起来又是沉重的话题。我内心的挣扎由此而产生，时间久了难免有双重人格。一方面自己极不愿意混沌于中，另一方面又必须包容所有言论与做派，要不然，团体内的思想和学术自由就可能受到伤害。但又应了一句话“我可以不说话，但不代表我不思想。”
四
有一次，读到某名教授的传记，说这教授向来狂妄不羁，衣服污秽不堪，有次上课和往常一样不带备课笔记之类，一支粉笔足矣，正讲得风生水起之时，教授内急，顾不得许多，撩起长衫在讲台后应急。此公学养高深，学问之功盖过小节，成为大学校园轶事。就人的差别性而言，此公极有个性，却不值得提倡。据说，当年矮小的鲁迅在北大校园，冬天的棉袍上也是如同剃刀布一般。
教授之风范在当今文明社会少不了教养的要求。不可想象，即便教授有天大之学问，因为不讲卫生，不顾别人感受，他终有人格的缺憾，理想的教授风范自然无法眷顾于他。
2004年的初春，我去美国探亲访学。走在麻省理工学院静谧的校园中，落满树叶、枝影婆娑的小道尽头，走来一位满脸白色胡须，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老者，他身穿驼色长过于膝的羊绒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长的白色围巾，左手夹着一叠精装书刊，右手拿着手机在打电话，风度翩翩，飘然而过。我为他的气质与得体的服饰所营造的气场所折服。我对身旁的夫人说，闹不好这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见教授的风范除了德性、学养和尊严，风度也是令人神往的。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段话是对人的修养而言的。文，文采，修饰，亦可指人的外表；质，实质，亦可说是指人的内在品性，本色；所谓彬彬，可说是配合适宜，这句话常常用以形容人的举止斯文和态度闲雅，要求人们达到本质与文采、内容与形态的完美统一，孔子的论述就人的整体风范而言充满着朴素的辩证法。
然而，道家却强调“被褐怀玉”，士人可以不拘于外表，身穿葛麻，但胸中却怀有玉，温润似玉，是一种性情，这里着重提升的是人的内在品格与人格高逸，可以不为世俗之气所困扰。魏晋名士的清谈与玄学之风，在人生苦短的哀叹声中，痛饮放浪于竹林之间。但是，同是文人，兰亭之情的山水之乐又有了另一番景象，民间的宴乐转化为士人的情怀。历史的星转斗移，其实文人的性情基本没有改变。
大学教授的风范，从来都是各说各的道。文质彬彬者有之，狂放不羁者更有之。但现代大学制度影响下的文人团体，不该仍然纠缠在传统文人的境遇之中。精神的安逸与仪表的修饰不为矛盾。魏晋名士多放浪于山林，王衍却“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屈原在《离骚》中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是一个人天赋高贵的品质、素质和气质。修能是指凡人容貌，身材，冠戴，服饰在内的仪表风度。所以说屈原的美是内美与外秀的统一，是天人合一的美，是人格之美。细想起来，今天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更何况一个人的卫生习惯和仪表风范，纳入在现代文明视野中，它还是公共意识、公共精神、公共秩序与公民意识的一种体现。
五
《孟子》说：“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说的是人性就像急流的水，向东向西就看往哪里开口，其实人性中的善也在于引导。我极佩服民国时期的晏阳初、叶圣陶、陶行知，包括我校历史上的教育家郑辟疆和费达生等先生，他们怀有建设国家的理想和立志平民教育的善良之心。联想到汶川地震时某些文艺名人翘着兰花指，身着名牌虚情假意地在现场极其煽情地炒作一番，让人呕心不已。大学教授的善良、友善和礼数相一致，表现为许多方面，这也是师者风范。
就大多数教授而言，虽然没有机会对所谓“平民教育”倾注心血。但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同情弱者，特别是友善地对待年轻人，一生充满善良与仁爱之心，充满着对生活的感动，那么就会从人性中激发出社会责任感。
许多教授孤高清傲，不屑与俗人为伍。我总觉得精神的高逸不能理解为对生活的脱离与人世的冷漠。学养的高深也不能拒绝别人研究的辛劳。尤其是对待学生，善良之心是善待学生的内在推动力。学会赞美和欣赏学生是心灵的调味剂。善良又表现为尊重自己与尊重别人。
有一次在北京开会，在座的都为国内设计教育界的权威，谈到学术刊物及设计杂志。大多数学者没有看过诸如《新视线》《名牌》等高端杂志。这些杂志信息量大，反映设计前沿的东西多，但似乎这些学者不屑于看这类杂志。经我介绍，他们都表示以后有兴趣要看。我不敢想象，掌握设计教育大权的这些权威，他们是如何把握设计教育方向，从理论到实践他们似乎也并不关心设计在当前面临的机遇与困境。湖南有一本杂志叫《新潮流》，这一类杂志学者决不会看。但我从中却看到了年轻人的创造力。《新潮流》经常出现无厘头的设计，混搭设计，包括服装、鞋、生活用品等工业设计产品与作品，这里经常会介绍一些年轻设计师、学生设计的作品。每次看到这一类作品，我总是带着欣赏的目光看他们。他们中有的从国外留学刚回国创业，有的还在国内外院校就读。这帮后生了不得，中国未来的设计将由他们主宰。现在你可能瞧不起他们，但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聪明、机敏、开朗，他们更具国际化。而且我一点不担心他们会西方化，他们将会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因为他们血液里流淌着我们传统文化的基因。一位年长的教授对一位年轻学生的表扬可能就是他（她）一生的动力。 1968年，巴黎布堡高地拆除了一片百年老商场，蓬皮杜总统便倡议修建一座艺术文化中心，并向全世界的建筑师发出邀请。最终从49个国家送来的491件设计中选中了由意大利人朗佐・比亚诺和英国人理查德・罗杰斯这两位留着长发的披头士青年设计的作品，据说是蓬皮杜总统独具慧眼选中了这一设计。两个年轻人的设计潜能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不可想象，假设国家大歌剧院和苏州工业园区的科文中心是由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先锋青年设计的，将给人们多大的惊讶。其实这是一种善良，是体现对创新思维的尊重与奖掖青年人的善良。教授的风范更应该体现为对学生学术自由意志与创作激情的包容，从中进一步挖掘出自身潜能中的善良意识。
六
大学教授的博学和才情，以及精神高贵的风范，作为内动力深深地吸引着莘莘学子，凝聚成大学精神。
今天的大学教授，他的高贵精神，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贵族，更是和贵族阶级无关。贵族时代早已结束。贵族时代的瓦解让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关注社会和关怀社会，放任山水不太可能了，闲散与逍遥的自由几乎没有了。尽管社会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满足，但生活的习俗与语言却粗陋化了，精神世界被悬空了，文艺领域“阳春白雪”遭遇了“下里巴人”对垒，以伪草根面目出现的精神文化产品，挑战充满沉浸状态的经典艺术。实际上社会生活中，常常有人以天生合理为诡辩借口的“痞子”精神和“流氓”精神对抗“外不殊俗，内不失正”（嵇康语）的贵族精神。贵族可以不要，但精神高贵的风范却不能或缺。
教授的人格风范，更大程度上来自于精神的雄健和专业工作中出众的才情。人的自尊比生命重要，虽不赞扬如普希金用决斗来解决男人之间的事一般，也不能苟同尼采宣扬向下等人开战的主张。但自尊的人格风范却有普世性的价值，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多么的可怕。讲原则也是讲自尊，尊重自己的同时尊重别人，做事讲规则，违背规则你在人格定义上就已经失败了。凡此有种种，个人性格的长短真是无法穷尽，但低调是精神高贵的表现，这是一种有限性，古代贵族有财，但还要有学养。财大气粗不是贵族，那是暴发户；财大气不粗才是一种内敛的贵族气质。
虽然中国文人崇尚逍遥于竹林之野，淡泊名利，比^一般地生活和归于平淡，争名夺利被看成是人格的耻辱。但我全然不主张避世、循世和避言。一种从容的风范可以被看作是品格高洁、精神雄健、心气骄傲、理想卓越、道德完善的化身。我也全然不赞同俄国十九世纪女贵族诗人薇拉・纪格涅尔“农民造反缺理”的论调。但我极其赞赏屠格涅夫“心气不可征服”的宣言。
我不是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一名视觉艺术家和理论工作者，我无法从思想史和文学史角度对精神的高贵作有逻辑性的梳理。但以自身知识分子的内省与体悟，“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人的风骨还是要的。以对同事、朋友、学生、不相识人的大慈悲心和大同情心，激发对人格贵贱和精神贵贱讨论的激情，不囿于草根与富贵论高低的心灵状态，这才是决定人生价值观的一切。
清空与逍遥只能是理想化的憧憬，大学校园讨论大学精神，实则上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已经是最好的注脚，这样的正气和完人，不正是需要一位位教授们的人格风范、学术风范和生活风范一点一滴营造起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