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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慈善热的理性与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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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慈善热的理性与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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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慈善的关系近年来是中国慈善界与宗教界的热门话题,2012年的非公募基金会论坛上就专门有一个慈善论坛,社科院宗教所的核心期刊《宗教与文化》就这个问题发表过一系列的专题文章,笔者也忝列其中,政府相关部门也就宗教组织从事慈善发布了行政指导性规章。

作为一个结社、宗教自由和慈善问题的研究者,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直有一个问题在思索,为什么在今天这个问题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这种现象背后的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哪些问题值得深思和关注,宗教与慈善热的背后给宗教和慈善提供了哪些思考?

宗教与慈善的“热”与“冷”

如果从历史和逻辑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从历史事实来看,宗教是慈善重要的渊源,研究非政府组织的历史可知,慈善传统、宗教传统、人道主义传统是现代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思想和组织根源。

在漫长的历史中,宗教组织是慈善主要的组织形式,政府部门也往往将官方的慈善活动交给宗教组织来操作。借助慈善也是宗教吸引信众的重要方式,可以看到许多宗教在初期,往往通过慈善活动来吸引信众,通过普济来得到普救、乃至普觉的目标。

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机构占据正式慈善活动的中心位置,几乎所有形式的捐赠首先都要接受教会的管理,向穷人提供救济品和护理服务是天主教会教义很自然的结果,天主教会的济贫法中也有正式的表述。慈善事业的宗教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差别很小或者几乎没有差别。

在日益分化的现代世界,宗教虽然退入社会的后台,宗教慈善事业依然在慈善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有些国家的慈善事业中依然占有主导地位。但总体来看,宗教慈善让位于世俗的慈善。

因此讨论慈善尤其是慈善管理的时候,更多的讲的是世俗的慈善事业,世俗的慈善事业进入民族国家社会管理的视野,而宗教慈善更多地属于宗教自治的内涵。以美国为例,对于慈善活动的监管由国内税务局来管理。教会并不需要通过申请获得免税资格,也不需要像一般的慈善组织那样提交年度财务表。

从内涵方面看,慈善的内涵和宗教的内涵有许多重合的地方。“Charity来源于拉丁语中的Caritas,原意为关心,而在当时的通常用法就是指对穷人和需要的人慷慨。现在有以下几种意思:(1)救济、施舍:向穷人提供帮助或救济;(2)施舍物、救济金:帮助穷人给出的物品、布施;(3)慈善机构、救济基金会:为帮助穷人而建立的机构、组织或基金会;(4)慈善、博爱:对他人或人类的仁慈或慷慨;(5)宽厚、仁慈,对别人的宽容或耐心。

Charity在神学中被解释为博爱,即被定义为爱的一种美德,引导人们首先对上帝尊爱而且要对作为上帝施爱对象的某人自己和某人的邻里仁爱。由此也可以看到,慈善的原初意涵与宗教没有多大差别。源自个人内心的仁爱、慈悲情怀被宗教化和社会化,成为宗教与慈善动力的源泉。

但随着社会发展,宗教改革,尤其是民族国家介入慈善事业,慈善的内涵逐渐扩展,包括了有利于社会的许多目标。

普通法通过判例不断在扩展慈善的内涵,制定法也同时跟进。英国2006年的慈善法中有关慈善的内容就包括:扶贫与防止贫困发生的事业,发展教育事业,促进宗教事业,促进健康和拯救生命的事业,推进公民意识的事业,促进艺术、文化、历史遗产保护和科学的事业,发展业余体育运动的事业,促进人权、解决冲突、提倡和解以及促进不同宗教与种族之间和谐、平等与多样性的事业,保护与改善环境的事业,扶持需要帮助的青年人、老年人、病人、残疾人、穷人或其他弱势群体的事业,促进动物福利的事业,有利于提高皇家武装部队效率的事业,其他符合本法律相关条款规定的事业等诸多内涵。

其他国家的情形与英国也大体相同。可见现代慈善注入许多新的内涵,慈善的社会目标超越了宗教的社会目标。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权建设与社会建设,慈善也在积极跟进。

与慈善目标扩充相伴随的是慈善的组织形式也更加多样化,非政府组织、乃至市场组织都进入慈善领域,并成为慈善活动的主力军。宗教慈善活动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失去了主导地位。宗教与慈善逐渐在分野,一定意义上讲有渐行渐远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与慈善逐渐由老问题转变为冷问题,宗教与慈善关系的讨论在降温。

这种冷的背后渗透着宗教组织与慈善组织的自觉与警醒,对宗教与慈善使命与责任的捍卫。宗教组织的慈善化是否会淡化宗教组织在日益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政府顺道监管宗教组织是否会越过宗教与政治业已建立的“分离之墙”。世俗的慈善活动是否会冲淡宗教的神圣与超然。对于慈善组织而言,专业化和效率化成为组织的目标之一,宗教的介入结果尚不得而知。

因此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克制对于慈善与宗教、对于社会多元发展、对于社会组织寻找自性(identity)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是一种理性的行动。

吊诡的是,在中国这个问题近年来逐渐热了起来,政府、宗教界、慈善界、学界对这个问题投入了极大热情。

从内在视角来看,这种热是有道理的。对于宗教界而言,面对商业化、世俗化,消费时代社会的极速变化,参与慈善活动可以吸引信众,也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更为关键的是,宗教组织在当下有一定的敏感性,参与慈善事业,可以起到脱敏的效果,对于改善宗教组织的生存环境是有益的。

对于政府而言,通过对宗教慈善活动的监管可以成为监管宗教组织的一个相对有效的途径。鼓励慈善组织参与慈善活动可以抑制近年来慈善组织过分商业化的趋势。

近年来,大量的寺庙、道观、教堂在建设,造像越来越气势恢宏。但许多时候,这些作为与信仰无关、与信众无关、与诸神无关,更多的是扬名与敛财的工具。宗教慈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抑制宗教的扩张,因为本来就匮乏的宗教组织资源一定程度上讲是无暇他顾的。

对于慈善组织来讲,在新传统下,其伦理、道德资源并不充分,滥用非营利性、二政府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在耗散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本来就薄弱的社会信任资源。从陈光标现象中的动机追问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追问善行的动机是很有疑问的,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却反复被追问乃至追究。因此汲取宗教精神可以提升慈善组织的精气神,对于改善慈善发展的社会环境也是有利的。

这似乎是一个三全其美的好事,值得研究者鼓与呼。但从外在视角来看,这些目标是否能够真正达成,也许值得认真思考与讨论。这也正是本文的缘起。

中国的宗教与慈善问题

从世俗化宗教面临的生存环境,以及现实中的宗教“乱象”来看,通过慈善事业脱敏是解决宗教危机的一个途径,但并不是克服宗教危机的真正出路。

宗教面临危机,需要振乱起衰也不是今天的故事,不同的宗教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曾经历过,只是今天面对世俗化、商业化、政治化,今天的局面更加严峻,宗教组织需要更为冷静地面对这种局面。

从宗教发展史上来看,宗教组织大体从两个方面应对这种局面。一是一部分领导人放弃世俗化的做法,利用自己的道德行动和道德感召力显示宗教的力量,唤醒人们的宗教情感,使人们在纷繁的世俗镜像中回归安静的心灵体验,感受生命的庄严。最为典型的代表如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当代的德蕾莎修女。

二是对宗教规则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剥离过分世俗化的东西,使宗教更加回归宗教本身,避免非宗教事务和责任淡化宗教的事务和责任,更加廓清宗教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的地位与角色。总结起来,也即回归宗教,而非拥抱世俗。

中国没有宗教立国的历史,也没有宗教改革的历史,其结果是宗教作为政治的附庸,宗教与现世利益之间的牵扯不清的纠葛,宗教的工具化趋向非常严重。权力带来的傲慢,历史情结、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所带来的优越感使我们对宗教产生误解。宗教可以是制造社会动乱的由头,宗教也可以是打压某些社会阶层的由头,借教敛财,借教扬名则成为普通公众、宗教人物所熟悉的伎俩。

宗教组织可以通过慈善活动向社会展示其存在,并显示其对社会的贡献,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宗教组织脱敏,通过社会活动的展示,慈善组织可以通过其社会合法性来摆脱其法律合法性的尴尬,对于慈善组织而言,这些可能会带来某些积极的效果。

但宗教组织慈善活动亦可能带来一些隐忧,那就是宗教慈善活动一旦越界,可能就会影响到宗教组织的自主性,为政府干预宗教,乃至控制宗教提供了方便之门。另外一个隐忧是,宗教组织可能会对慈善活动乐此不疲,从而忽视宗教其他功能的发挥。

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宗教组织从事慈善不是不重要,不是对宗教组织的发展没有作用。只是对于日益分化的现代世界,对于日益紧迫的社会问题,宗教组织可能有点病急乱投医,政府可能王顾左右而言他。

正教不昌,邪教横行,人们精神产品匮乏。社会需要宗教来填补这个方面的空白。也许世俗的价值观可以替补精神产品的匮乏问题,也可能提供人生的一个意义系统,使人们可以在满足不同需求的层面上自我提升。

生命是一个连续的意义系统,个体的生命需要同群体联系起来,需要同历史和未来联系起来,获得自性。但世俗价值观过分的唯物论倾向其实斩断了生命的意义系统,人们既没有办法和历史联系起来,也没有办法和未来联系起来,只能通过现世的事功来取得生活的意义。也无法为现世的各种苦难寻求安慰,寻找解脱。

对于精英人士而言,他们也许可以通过立功、立言、立德来寻求意义的拓展。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讲,出路究竟在哪里,是有疑问的。这就为邪教提供了广阔的地盘。

正教不昌也带来社会治理问题,没有宗教信仰的结果不是人们放弃一切信仰,拥抱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系统;而是人们信仰一切可以给他们带来利益和安慰的东西。因此人们可能会崇拜权力、崇拜金钱,甚至其他的东西。人们可能以物化的符号来掩饰内在的贫乏。物化的符号因为很难获得至上性的证明,于是符号可能随之成为一种消费标志,随着商业潮流不停地变换,乃至变幻!

也就是说宗教的首要任务是提供精神产品,慈善职能是提供宗教产品的辅助性工具,而不能成为宗教活动的主体。

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现代慈善组织更具有专业性和前瞻性。在分化的现代社会,慈善组织在慈善方面比宗教组织更具有优势。现代慈善的内涵中有许多宗教无法容纳的东西,过分地拥抱慈善,可能会损害宗教作用的发挥。

面对日益世俗化,人间宗教可能是一种出路,但人间宗教首先应当是一种宗教,没有宗教就人间了可能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存在。在这个日益艰难的时代里宗教组织需要处困养静,坚守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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