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枚很精致的印章，上面刻有“佩弦藏书之玺”六个字。这是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先生为朱自清先生所治，治印手法取自周秦，风格古朴遒劲。这枚印章一直是朱自清先生的钟爱之物，也是两位大师之间友谊的见证。仔细观赏即能发现，印章用料考究，制作精良，且极富文化底蕴，看着特别有灵气，仿佛会说话一样。究竟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制作这枚印章的背后是否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这还要从西南联大的成立背景和闻一多先生的博学多才说起。
西南联大是抗战初期“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南迁昆明而成立的临时高等学府，这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教学成果最为显著的高校，西南联大的八年，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在抗战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西南联大聚集了国内顶尖的教授学者，为祖国培养出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和众多建国所需的优秀人才。相信每一位清华人心中都有着西南联大的情结。去年年底，笔者怀着一颗崇敬和虔诚之心造访西南联大旧址，并参观本故事的主角――闻一多先生故居。寒冬腊月，阴雨绵绵，笔者站在西南联大的牌匾下，百感交集，步履沉重。回想当年，日寇侵华，清华爱国师生发起一二・九救亡运动，北平学生高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正是在这样山河动摇，国难当头的背景下，三校先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而后又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想到这些，仿佛看到了学富五车的教授们带着一众莘莘学子一路衣衫褴褛、跋山涉水地走来……
西南联大时期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大后方物资匮乏，通货膨胀严重，百姓生活难以为继。闻一多先生一家老小共计八口人，全靠他一人工资，收入微薄，开销又大，一个月薪水顶多维持十来天，而后就开始为吃饭发愁。吴晗在闻一多遇害后特地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为《哭亡友闻一多先生》，文中提到闻一多一家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时曾有这样的描述：“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光饱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为了维持生计，为了给家人看病，他甚至卖掉了自己数件心爱之物，可见生活之困顿！其实，闻一多先生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正如人们都知道的，他是一位斗士，他不可能为了解眼前之困境而违背自己的意志。据说当时他甚至有机会携带家眷出国享受国外优厚的待遇，但是要他撇下正在遭受侵略者铁骑蹂躏的祖国和饱受苦难的学生们，他实在是于心不忍。
那么，闻一多先生是如何想到治印的呢？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闻一多也是想着各种办法，尽管办法不少，可是有些不适合自己，有些又无能为力。正在他一筹莫展之时，恰好有一友人目睹他全家生活困难后，给他开出一剂良方：挂牌治印。
闻一多治印有何优势呢？众所周知，闻一多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艺术家。对闻一多的生平有过研究的朋友都知道，闻一多热衷美术，而且造诣甚高，留美期间，他的美术老师夸他是“少有的艺术家”，当时的他曾立志做一名“美术批评家”。闻一多先生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姬人――篆刻是也。”虽然他后来转向学术研究，但是并未放弃自己的爱好，终其一生，他对美术都是热爱的、关心的。他还非常喜欢篆刻，曾专门研究过甲骨文、金文，也很擅长楷书、隶书等。
然而要想刻治一枚富有雅趣的印章所需的才学可不止艺术功底这一项。闻一多熟知“六书”，并能付诸实践。闻一多的字得非常漂亮，尤其被人们推崇的就是钟鼎文。将钟鼎文完美地运用于印章上就等同于将治印升格为艺术创造。闻一多对古文学有着深厚的基础，又专攻过美术，通晓古今，中西合璧，所以他刻出的图章必然不同于俗笔。这也是找闻一多求印的人络绎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
知道闻一多要开拓第二职业谋生，考虑到西南联大的体面和闻一多教授的尊严，由梅贻琦校长牵头，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等11位知名教授在报纸上为闻一多治印之事联名刊登了一则消息（也可以理解为广告），具体内容为：“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辩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广告还定了“金石润例”之条例，如：石章每字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七日取件等。有了这些条件，再加上昆明出产象牙，当时那里收藏、赏玩象牙章之风盛行。自此，闻一多先生开始在家中设点收件治印，一些笔店和学生创办的文学社也请他代理治印，昆明街头几家店铺和杂志社也挂起了“闻一多治印”的招牌招揽生意。两年多的时间里闻一多共计治印1400多枚。
闻一多白天在联大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为了不耽误学校工作，他都是晚上操刀治印。一家八口人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治印工作很是不便，另外，治印所用的刀具和材料一不小心就会伤到年幼的孩子。所以，每次他都会等妻儿入睡后，借助微弱的灯光静静地当起一名“手工业劳动者”。“当油灯照着你的瘦脸，……你在石头上刻出喜悦，……夜寒透过你单薄的棉衣，……”这些都是闻一多先生刻治印章时的真实写照，仿佛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孤独顽强的背影。
虽然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贴补家用，但是他操守很严，生活再窘迫，刚正不阿的骨气也分毫未减。他坚持正义，不畏强权，当时的云南王李宗黄曾派人送来一枚上乘的象牙图章，并许诺完事后会给予优厚的润例。但是遭到闻一多的断然拒绝。李宗黄为何令闻一多如此深恶痛绝？原来他就是当时残酷镇压云南学生运动，炮制“一二・一”惨案的元凶首恶。毋庸置疑，闻一多事后必然遭到李宗黄的报复。但是，他始终没有向恶势力妥协。对于朋友和学生，闻一多则是有求必应，甚至分文不取。尤其是当他的印章可以有助于民主运动时，他更是积极响应，无私奉献。为了支持民盟云南支部的发展，闻一多主动承担起治印的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组织对民主运动的打击力度很强，所以这项工作有相当危险性。闻一多就是这样一位英勇坚定，不畏强敌的民主斗士。
闻一多先生治印是西南联大时期一个著名的典故。西南联大的创办背景很特殊，作为抗战大后方，经常遭受敌机轰炸，师生教学生活环境异常艰辛，却能在短短八年间培养出一大批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学术上亦是硕果累累。是什么成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今天的我们，在推进、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途中，在建设“双一流”的过程中，如何从西南联大这个奇迹中汲取成功经验？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从档案的角度研究西南联大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视角，凭借档案的真实性，客观地讲述当年的人和事，让后人从中得到对现下问题的启示；另外，现存的档案形式大小不一，每一件档案所蕴含的故事和文化都有所指，积极研究各类档案，可以让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更接近原貌。
清华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作为百年名校，文化底蕴深厚，档案馆存有许多珍贵的档案，这些资源都有待研究和面世。每件档案都是会说话的，但需要人们用心去发掘、去开发利用，让后人得以领略档案本身所承载的精神文化，这也是档案编研的意义所在。值此纪念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之际，清华大学档案馆和校史馆联合推出“档案中的西南联大”展览和系列文章，借此机会，档案工作者深入馆藏、挖掘档案的意义，从档案身上去揭开西南联大的神秘面纱，当真是一件有趣且很有价值的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档案编研是每位档案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更是档案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我们应该多思考，在收集保存档案的同时，如何不断开发档案价值，让档案说话，让档案工作变得更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