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梦到她,几乎都是相同的场景。土屋,破旧的房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摆设:一桌,一床,高低不平,已经松软且有了鼠洞的地面。里面只坐着她,有时连她也不在,只有她扔下的荒如空穴的土屋。
她和我同村,我离她很近。相距不过百米。我几乎天天都到她那里去。冬天里下了雪,我从院子里扫雪到门外,然后就毫不犹豫地拐弯,歪歪扭扭地朝着姥娘家的方向,扫出一条黄色的小道。那小道穿过村里的大道,毫不犹豫地跑向姥娘家。也就是这百米的距离,让我感到有两个可以放松、逍遥的家。
姥娘有六个子女,三男三女。她常年和二舅生活在一起。五间北屋,还有南屋、东屋,西屋。后来,南屋和东屋扒了,常年生病的舅母没了。再后来,二舅续弦,夫妻和睦,孝顺地守着一个慈母过活。这种温馨的氛围更牵引我不由自主的脚步。
姥娘不识字,但她识大体,心里装着一个大家。孙子孙女九个,无一不是由她带大。也许要弥补没有带大我们的遗憾,她给予了我们一种更特别亲切的关爱:常变戏法般地从老式布衣里掏出几块糖、几颗枣或一把花生,塞给馋得要命的我们……
姥娘身上有种惊人的坚韧和宽容。让后来的我疑心她曾受佛道基督的熏洇。可事实上,除了每年到弟弟那里小住几日后,她几乎足不出户,也很少串门。早年,不小心摔伤了一条腿,走路摇摇晃晃,更让她觉得还是自家好。她的“职业”就是天天洗刷、做饭,带孙子孙女,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她很少凑热闹,从不大声地说话。每当听人说话,总是微笑着仰起脸,亲切得几乎要贴上你的脸的那种亲热和温馨。
姥娘有一双大手,在她变戏法地从口袋里给我们掏“好吃的”时,我看得真切;在我参加工作后看她,她用一双大手紧紧攥住我的胳膊时,我感受得真切;在我最后一次见她,感受和留住她的心跳时,印记得真真切切。那双手,博大得像男人一样有气度,如世界名人堂里的手印,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上!
有人说,手大的女人命苦。我不相信命,我只相信,大手的姥娘,有着一颗博大、宽容的心。
三姨远嫁黑龙江,数年不来看她,也少有书信,偶尔回来一趟,姥娘却欢喜得如同过年。有一年,三姨寄回一只木箱给姥娘,我参加工作时,姥娘便把这家里惟一的,最贵重的“家具”给了我。我就是载着它和满满一箱子书去新单位报到的。三个儿子中,二舅最孝顺。一九八○年冬,二舅病逝于北京车站。后来,便是大舅、三舅轮流“养老”。照顾上的不周、生活上的不便,让母亲气愤,也常抱怨姥娘太忍让,太迁就。每当此时,姥娘总是说:“有什么法呢?”
都说好人有好报,而我向来就认为这是一句谎言。二舅的突然离去,仿佛拆去了姥娘的全部肋骨,人一下子就瘫软得没有一点活气,从早到晚,姥娘就整天坐在家里,对着空荡荡的院落呜呜地哭,老远就听得见。那时我刚考上大学不久,每次从学校回来去看姥娘,还没进大门,便听见姥娘叫着二舅的乳名在尽情地悲哭。哭声清除了这个院落里的生气,给以后的岁月带来抹不去的落寞。后来,大姨患癌症去世,大家都瞒着姥娘,怕她承受不住,但思女心切的她似乎看出了苗头。当不幸应验,又是撕心裂肺的痛哭。都说善有善报,但至善至柔的姥娘所承受的,却是无尽的痛苦和眼泪。也许老天欺她太软、太善、太诚,才让她无休止地品尝苦痛。
我总觉姥娘是孤单的一个人。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丧女。虽养育众多,却无人在身边。给他人有忙不完的活,带不尽的孩子,却没有一个人知冷知热、善始善终地侍奉她,生活对她来说真的不公。
姥娘没有什么家产,属于她的,只是早年的几棵大枣树。我能为姥娘所做的事情,也无非是除了放学后为她打几筲水外,就一年四季里等那么几天为姥娘打枣了。红红绿绿的枣,打在头上,落在树下,滚到草丛里,也敲打在欢乐的心头!
上大学后,每逢假期,我都是和姥娘睡在一个炕上。土炕很大,两个表弟也来挤着睡。夜里絮絮叨叨、嘻嘻哈哈地拉呱儿,忆童年往事,说大学故事,一般都是我们说,姥娘听。但有一次是例外,姥娘竟一口气给我们唱了许多“岔儿”,只可惜,未能记下来。她也很会讲故事,语气诚恳,仿佛是真人真事一样。讲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村子里死了人,挖好坟坑后,大人们有气无力,竟不能将死人抬走送葬。于是想办法,将尸体放在木板上,让牛拖至坟坑旁,等众人把死尸推下去,瘦牛却累得跌入坟坑,累死饿死了,大家却无力将牛拉上来,于是只好将人牛合葬。这故事印象之深,终生不能忘。
那一夜,四人说话到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从没想到一向沉默的她,心里竟有那么多的故事。
姥娘用柴草烧火做饭。灶就设在门左侧。所谓的“灶”,也就是三块砖。我时常去帮她除灰、换砖、添柴、打水。参加工作后,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姥娘家,和她说话,然后就是烧水、做饭。有一年的年三十,我对家里丰盛的饭菜没胃口,跑到姥娘家,去吃她为我做的“好吃的”――肉皮炖粉条。那是一顿原料简单、做法原始、香而不腻、令人心旷神怡的年饭。
岁月催人老,老来让人怜。满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越来越慢的语速,更加蹒跚的脚步告诉我:姥娘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她从来都是不怕死,不忌讳死,甚至是渴望死的。每次见面总要絮叨:“我什么时候死啊?”她说这话时,总是微笑着。九十岁以后,她就说:“快让我死吧。死了清静,省得让人嫌。”到了晚年,她早上起得迟,睡到近中午,一天两顿饭,有时是一顿。对人要求的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寡言,寂寞的时候就坐在屋门口或院子里,呆呆地一坐就是几小时。偶尔在天暖时,坐在大道边,见蹦蹦跳跳的小孩子跑过,眼神跟出去老远。有一次,她拉住我儿子的手,细声地问:
“童童吗?上学了吗?你爸爸呢?”
大手握着小手,让小手不好意思起来。小手一定不知道这位老人为何这样“纠缠”他。
一个秋天的下午,阳光轻柔又寂寞。我去看姥娘。她独自静坐在院子里,我坐在她身边,竟一时无语。
“刚从济南回来吗?卖鱼去了吗?”她把我当成了大表弟。我更正着,和她说些话,她竟长时无语。我攥住她的大手,见她的手青筋暴出,手上竟沾满污物。我按住她的脉搏,竟感受到有力的跳跃……就这样攥着,按着,很久很久。
2001年10月10号的夜晚,突然接到表弟的电话:“你回来吧,奶奶没了。”
姥娘没了!她终于实现了老去的愿望,终于摆脱了一生的清贫和那数不尽的烦恼和所有的不安宁。我关上卧室的门,任泪水恣意流淌。
姥娘的葬礼很热闹,纸扎满地,哭声震天,吹吹打打一片地响。听到这亦乐亦哭的响,心里便一阵阵地烦。人生至老,无疾而终,常说是积善成德,修来的“福”,可是,对一生清苦、无福无禄的姥娘来说,何福之有?
出殡的那天,给姥娘鞠完躬,我便离开那些繁琐的仪式和麻木的人群,独自来到了姥娘的“新家”:它长三米,宽两米,深两米。几个小时后,姥娘将进驻这里,完成她的愿望,由此抵九泉或升天堂。
终年九十二岁,是姥娘不期望的“寿龄”。有人渴求长生不老,有人渴望人生绚丽。姥娘只求安静。我想,死对于姥娘,是一种解脱。人们常说,仁者寿;可我要说:仁者未必寿,欲寿者须仁!
当我含泪写下这些文字时,她已诞辰(我想她肯定不喜欢这词)百年,离开我已整整八年了!我真后悔在她生前竟没接她到我这里来哪怕住上一天,也好让她看看外孙住的楼房是什么模样。姥娘,请宽恕我吧!
八十年代初,流行一首台湾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那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那是词曲作者叶佳修专门为演唱者潘安邦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潘诚挚朴质的演唱,使此歌风靡一时,成为那个时代标志性的歌曲。潘有一位慈爱的外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歌的真正作者是他的外婆。外婆去世后,潘曾发誓不再演唱此歌,但抑制不住的思念和听众的召唤,让他再次带领我们神游澎湖湾。看潘泪流满面地吟唱,我知道他是忧伤而幸福着的,椰林、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这些美好的风景和意境没有出现在姥娘的生活和记忆里。姥娘不识字,不懂音乐,她一生都没有见过椰林、海浪,不知道有个叫潘安邦的歌手,甚至不知道有个叫台湾的地方,更别说什么澎湖湾了;只知道让我读书成器,也不知道我读什么样的书,写什么样的字,更不知道我怎样教书、度日。但她一定相信我会继承她身上所有善良、宽厚、真诚的因子,也一定会相信我会永远想着、念着、记着她的――无论我醒着,还是永远地睡着。
我不叫她“姥姥”,相信她也愿意。我喜欢我们当地的这个称呼:“姥娘”――姥姥和娘。
友
朋友的本义有二:一是同师同道之人。《周易兑》:“君子以朋友讲习。”《周礼地官大司徒》曰:“五曰联朋友。”后则讲凡相交有情谊的均属朋友。二是群臣。《诗经大雅假乐》曰:“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现代汉语词典》上规定为“彼此有交情的人”和“恋爱的对象”,两义中,以前者为普遍意义。
由其本义来看,所谓朋友,无非指有同窗同师之谊,很似现在的“同学”,并无特指私交。到后来,才添加了彼此帮助、共同关照、相互救济之意。于是,朋友一词也就由原来挟有书香的清雅,变得有些豪侠的江湖味道,似难登大雅之堂。社会名流、国家首脑,在公交场合很难说出“某某是我朋友”、“他是我哥们儿”之类让人错愕得掉下巴的话的。由此看来,朋友,是关乎普通百姓的事儿。
现实生活中真有那么一类天天腻在一起有钱同花、有肉同吃、有酒同喝、有车同坐、有隐私同分享的铁哥们儿惑铁姐妹儿。无论你身处何地,人居何境,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天下之大,无大乎朋友;天下之小,无小于哥们儿。这种豪气干云,热闹非凡的交往,既令人引之为豪,也让人羡慕迷惑。此类具有典型意义的“朋友”,仿佛成了一种时尚。那个因唱《朋友》而声名大振,又因“朋友”犯事的歌手,再让人听到《朋友》时,既感佩又觉滑稽: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记起了我?
如果正享受幸福,
请你忘记我。
……
说实话,这首歌还是颇有震撼力的:享受幸福时,请忘记我;承受不幸时,请告诉我……这种舍己为人、无怨无悔、一身侠气凛然于天地的形象,真叫人生出无限敬仰和感喟。很容易让人想到“你先走,我断后”、“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悲壮与豪迈。
可是,这样的朋友既少见也难做。朋友,也是一种约束和负担,必须遵守一定的默契和义务。这种来而有往、相互彼此的交谊,必须遵循对等(不是平等)互助的原则,一旦出现偏差和失误,便坏了“规矩”,为朋友所不齿;朋友也不是朋友,反而成为最可恨的“敌人”。我亲见几位熟人(不是朋友)含恨历数某某“猪狗不如”的丑恶行径。其原因是:我待他是A,他待我却是A-1;我给了他B,他却给了我B-2。听君一席话,胜读百箱书。我恍然大悟:做朋友是讲“原则”讲条件的。
以上说的是普遍意义的朋友。其实,朋友的类型很多,区分的角度不同,其分类差别也大。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明代学者苏浚曰:“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鸡鸣偶记》)也有细致入微,一分便为几十种的“忘年交”、“忘形交”、“君子交”、“莫逆交”……不一而足。因交情有深浅,来往有疏密,朋友的定义自然不同。
在此些朋友中,我最推崇“君子之交”,也最欣赏这至理至情至命的一个“淡”字。君子之交淡如水。其淡不是不咸不淡、不深不浅、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之“淡”,而是交有度,往有寸,清澈透明,无遮无拦,无城府无保留,以心相交的心灵之约。这样的朋友,不是一瓶浓烈的酒,而是一杯清香的茶。
人因学识、修养、爱好乃至身份、地位之不同,结识的朋友自然不同。朋友是长眼的,他会选择中看的对象;朋友是有心的,他会用心审度适合他的人。你和A是朋友,A和B是朋友,但你和B未必成为朋友。当然,相反的情况也比比皆是。白居易有诗《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雪天邀客客不知,一杯共饮已陶然的洒脱和牵念,实在让人心折。清代何瓦琴有名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事之。读此句,为之心动。
朋友是可以发展变化的。今日为至交,他日成陌路或死敌的情况也是时时有的。朋友也同其他“东西”一样,时时发生着量变与质变。及时地考用、选择、淘汰,也是一种“与时俱进”。
大学时代是情感的渴求期,人们在乎朋友,也渴求朋友。笔者彼时虽在班内为最少者,却不知不觉间有四五个同性同学送上门来,邀做朋友。可能是当时年少心无城府,内心洁净的缘故吧,常常被邀至野外或踏青或游逛,一踏一游就是半天半宿。
时光在摇晃间转瞬过去了二十七年。大学期间相交的朋友,现在少有来往。虽然知道他身在何处,位居何职,虽然也知道他的手机、宅电,但始终不愿动那号码,仿佛那号码是核弹,一旦操作不当就惹出麻烦。前几年曾给当年很要好的一位朋友通电,方知他早就成了副县级干部。听他在电话那端语气冰凉,满口官话、套话,我的心就禁不住“拔凉拔凉地”,于是匆匆结束对话,摇摇头,笑笑,后悔不该动这“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