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某个农忙日子，天不亮就来到田头干活的社员们累了，饿了，渴了，生产队长却迟迟不下“歇烟令”。有人下意识仰首，想看看唯一可以当作时间坐标的太阳走到哪里了？哦，不巧，太阳正躲在厚厚的云层里呢。无奈，社员们只得就“现在到底几点钟了”这个既单调浅白又抽象玄奥的话题，叽叽喳喳来一番不知谁对谁错的竞猜。
忽然，有人惊喜喊道：“严老师来了，问问他！”
严老师是镇上派来的村小老师，二十来岁，梳小分头，镶一颗银牙，挎一只黄帆布背包，挺神气。不过，社员们顾不上看他的这些，而是急着想问他，现在几点钟了？
严老师驻步，笑眯眯，站在田埂横头，慢慢地抬起左手腕，轻轻地捋了捋衣袖，一块亮闪闪的手表渐露尊容。社员们伸长脖子，瞪圆双眼，凝神屏息等着严老师“报时”。
严老师有点“刁”，足足过了十来秒钟后才张开嘴巴，吐字清朗，一字一字地说，现在是……
那时，我虽然只是个跟着大人们去田头捏泥巴、捉泥鳅的顽童，但每每看到大人们向路过田头的严老师探问时间这一情景时，幼稚的心田里竟会生出一个美滋滋的梦想――自己长大后也要当老师，当上老师后就会有手表了。
农忙收尾后，父亲和另外两位社员摇船去苏州城里运肥料，我也跟着去了。动身前，母亲从并不宽裕的米囤里量了二十来斤粳米，让父亲带去卖了，以贴补家用。入夜时分，顶着逆风摇了一天的运肥船终于泊在了山塘桥畔。父亲站在船头板上，悄悄地问岸上的城里人，要米吗？一位阿姨走到船上，凑着昏暗的路灯，看米质，谈价钱，最后成交。父亲小心翼翼地把米钱放进钱夹。约摸过了一袋烟工夫，一位瘦长个子男人蹑手蹑脚地走到船上。那人才站稳船板，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手表，问父亲要不要？父亲只是看了看，连个价钱也不敢问。那人一下猜透父亲的心思，顺势说，便宜得很，八块钱。父亲沉默。那人继续说，这可是一块挺好的手表，只是他眼下手头紧，急需花钱，所以才……
父亲伸手，接过手表，看了看，掂了掂。我静静地站在一边，但见一缕略大于五分硬币的光圈在朦胧不清的夜色里悠悠晃动。两位同船的乡亲扯了扯父亲的衣角，意在撺掇说，买，合算的。
父亲这才开口，问那人，再便宜点好吗？
那人倒是爽快，说，不要再还价了，五元钱。
这一夜，因为左手腕上多了一块全村人谁也不曾拥有过的手表，父亲倍感荣耀，兴奋不已。可惜，一来光线暗，二则从没读过手表，父亲嘴里的时间总是摇摆不定而让人难以置信。
入睡前，躺在船舱底稻草铺上的父亲再次高高地举起左手腕，对着两位同船郑重约定，明天早晨由他负责叫醒，六点钟准时起身，然后去城里吃早点。
次日清早，父亲是第一个起身了，但并没有兑现他的“叫醒”诺言，而是忙不迭将草席卷起来，就着船板，噼噼啪啪搡个不停。同船惶惑，问父亲，干什么呢？父亲蔫着头脸，犹如恶梦乍醒，说，手表散架了，连时针也找不到了……
一晃，时间之轮飞转到了1976年9月。
刚过完二十岁生日的我，高高兴兴地踩着乡村小路，头顶蔚蓝的天空，去镇上一所中学当教师。激动之际，我还真的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个念头――当上老师后就会有手表了。事实上，因为薪水不多而襄中羞涩，我在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没有实现买手表的心愿。而且始料不及，教书这行当是少不了手表的，否则，焉能准确掌控45分钟一堂课的时序节奏？包括，温习上一课知识几分钟，导入新课几分钟，提问几分钟，分析课文几分钟，布置作业几分钟，等等。
一天，校长找我，说要来听我的课。我一下慌了阵脚！稍作冷静后想：自己初登教坛，毫无经验，只能竭尽自己的努力了；而倘若手腕上有块手表该有多好！
上课铃即将在我的高度紧张中响起。就在那一刻，既是我老师亦为我同事的黄老师把她手腕上的手表撂下来，借给我戴。
我一愣，如遇“救命菩萨”！
从此，我越来越想买块手表了，二十多元、形制笨拙的钟山牌也行。办公室里的同事们也多次给我友情提醒，赶快买块手表吧。乡下父亲更是一次次地带着“关云长卖豆腐”的口气，说我是该买块手表的。
直到次年国庆期间，我终于从二十多元的月薪里一点点地省下四十多元，然后，托一位女老师的男朋友，要到了一张紧俏得很、用作购买苏州牌手表的券。
真是偌大的开心事！当我第一次戴上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漂漂亮亮、唧唧作响的新手表时，顿觉身价倍增，心神飞扬。末了，还会在别人面前急切而委婉地显摆一番。
仿佛是梦境，近四十个春秋过后的今天，手表这玩意儿竟然真成了玩意儿。家家有，人人有，机械的，电子的，中低档的，中高档的，国产的，进口的，多如青菜萝卜；而且近乎是悖谬，手表越是多，戴的人越是少，理由是，眼下人们美美地享用着的手机、网络、电视机和汽车等现代工业科技品，哪样不设置个既方便又精准的电子表？
我也不常戴手表。曾有几块，先后送给了老父亲。老父亲的观念仿佛还停留在那个年代，或者说很怀旧，所以天天戴着手表，坐在新农村建设的风景里，有事没事都会看一看手腕上的那一枚不知疲倦的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