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从此走入所谓的经学时代（以儒学为国家统治思想），绵延两千余年而不绝。孔子也被累世追封，从汉平帝时加封“褒成宣尼公”，到唐玄宗时加封的“文宣王”，到宋真宗时加封“至圣文宣王”，再到元武宗时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由生时自称的“从大夫之后”，一直被追封到王公的待遇。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更一度上升为大祀。后嘉靖皇帝降格为中祀，定封号为“至圣先师”。清代顺治年间一度加封“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改回“至圣先师”。康熙年间，一度拟议升大祀，后因故未实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更是被西太后慈禧下诏荣升大祀，达皇家规制，与祭天、祭地、祭太庙、祭社稷一起，恩荣优渥，显赫无比。但是，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清王朝被彻底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也宣告终结。而伴随着帝制的终结，与帝制时代并行两千年的祭孔典礼，一时间也被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备受争议。本文将围绕民国初年的祭孔问题做一论述，以为今鉴。
一、民国临时政府之谨慎与教育界之激进
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教育部通令各省举行丁祭。公报宣布：“查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在未颁以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其余前清祀典所载，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也就是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建立之初，因通礼尚未颁行，故规定还是按照之前的仪礼按时致祭孔子。只是，相对之前清朝的三跪九叩大礼，改行新式的三鞠躬礼（颇如现代流行之礼），祭服则穿新式的便服。这是在因循清朝旧礼基础上，对礼仪和服装所作的一次革新。
1912年7月，随着小学教育“废止读经”的推行，蔡元培在第一次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提出“学校不拜孔子案”，会议讨论认为“孔子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教育与宗教不能混合为一；且信教自由，为宪法公例，不宜固定一尊”，但仍把“孔子诞日”列入学校自定仪式一条内，仅将其作为学校多种纪念会之一。广东、江苏、安徽等省诸多地方在政府教育法令的暗示下更为激进，不仅停止祀孔，而且将文庙改成学校或讲习所。
针对此情此景，康有为痛斥民初是“新道德未成，而旧道德先废”；“顷者四海横流，六经扫地，上丁竟废陈俎，庚子不复横经，《论语》已经付出烧薪，黉舍鞠为茂草。国家尊器而忘道，学子媚西而弃中，或疑为无用，而诮以迂愚，或目为过去，而不周时用。甚且妄人无忌，降黜圣号，谓为政治教育哲学之名家。儒冠欲溺，世相诟病，中风狂走，大浸稽天，吁可痛矣！”
二、教育部对祀孔一事的谨慎通令
1912年10月，教育部对地方官员纷纷致电询问祀孔之事，发布了颇显谨慎意味的通令。教育部针对地方官员询问，认为崇祀孔子问题及祀孔礼仪，事关民国前途，要等到将来国会议决后，才能正式决定，不可草率行事。根据部令第六号“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第四条，指出各校应于孔子诞辰日举行纪念会，并规定：“所有本年孔子诞日，暂以阳历十月七日即阴历八月二十七日举行纪念会。各校均休假一日，以表诚敬。”接着发布通告：“查孔子诞日应以阴历就阳历核算。本年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即阳历十月七日。自民国元年为始即永以十月七日为举行纪念会之期，请即通饬遵照……通告各学校一体遵照。”陆军部也通咨各省都督：“陆军各学校于孔子诞日，应开纪念会，以表诚敬，所有开会礼节，应由各该校自行规定。”
“自民国元年为始即永以十月七日为举行纪念会之期”，这一条并未得到真正实施，之后的孔子诞辰庆祝并未全在十月七日举行。”
三、袁世凯颁布《饬照古义祀孔令》及政府尊孔
1913年6月22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布《饬照古义祀孔令》，力主尊孔和祀孔。他认为：
“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子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
本大总统证以数千年之历史、中外学者之论说，盖灼然有以知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也。惟民国以人民为主体，非任其自由信仰，不足以证心理之同前。经国务院通电各省，征集多数国民祀孔意见，现在尚未复齐。兹据尹昌衡电称：请令全国学校仍行释奠之礼等语。所见极为正大，应俟各省一律议复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祀孔典礼，折中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
1913年9月17日，民国政府发布《教育部关于定孔子诞辰为圣节致各省都督等电》，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暨各将军、都统：“共和国家，首重道德。孔子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所未有，其道德为万世师表，其学说亦与世推移。故春秋大一统，讥世卿，未几而秦汉混一，开布衣卿相之局。礼运尚大同、公天下，讫今日而中华民国遂定民主共和之局。综其大要，务在拨乱世而反正之，尤在群斯民而尽其伦，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遒者祀孔典礼，尚待规定，而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生日，应定是日为圣节。令各学校放假一日，并在该校行礼，以维世道，以正人心，以固邦基而立民极。……仰即传知所属各校一体遵照。”
接着，通电针对孔子生日不能统一之事，宣布采纳孔子七十世孙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之考证，各校应永依旧历八月二十七日行礼：“孔子生日言人人殊，惟孔子七十世孙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折中群言，演校各历，年从史记，月从谷梁，日从公羊。谷梁断为夏正八月二十七日毫无疑义。民国缔造，改行阳历，一切允宜遵从。惟孔子生日既从夏正考定，自不得溯从夏正，否则恒致抵牾，转近诬妄。嗣后各校应永依旧历八月二十七日行礼。逸周书周月解云夏数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则新旧历互用，在成周已有先例。条教号令从阳历者，所以遵时制。孔子生日从夏正者，所以遵先师，道可并行，义非相悖，并仰晓谕各校知之。……布告各学校一体遵照。”
这里有一则小插曲，读来也颇有意味。当时由于公文书写的错误，教育部竟将据孔广牧所考证的孔子诞辰日八月二十八日，错写为八月二十七日（由此亦可推知时人包括政府公务员对于孔子诞辰日为阴历八月二十七日还是根深蒂固的）。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9月26日，京师学务局为此特别函发各学校教育部令：“本部本月廿二日令，孔子诞日原据孔广牧说，定八月二十八日为圣节。当时误写八字为七字用。特申明，希转饬各学校于二十八日行礼为要。”教育部同时令京师学务局“本部拟定由总长率领部员恭诣圣庙行跪拜礼。该局所属各学校仰转饬，暂时从宜酌行。” 据《群强报》1913年9月25日《尊孔礼节》一文报道：“教育总长汪大燮氏，昨通令全国各级学校，谓嗣后逢孔子圣诞日行礼时，须行三跪九叩礼，以表尊崇。”
又据《爱国白话报》1913年9月27日《无谓的举动》一文报道，京师学校的学生们根据早先校方牌示，二十七日早间早早身着正装到校祭拜孔子，这才看到牌示改期为二十八日，非常愤怒，还有向校长和教员质问理由的。更有甚者，内城某小学跟公立某小学因此改期之事，停了一天的课。其余的学校，竟然有大闹到摔毁牌示，撕毁学务局公函的，真是闹得满城风雨，不可开交。可见教育部公文一字之差，将二十八日写成二十七日，随后又发文改变祭孔日期的事，引起了京师广大学校学生的强烈不满。
鲁迅先生对此次祭孔颇不以为然，据《鲁迅全集・日记》所载：“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可知当时多数人对此跪拜之礼也很不赞同。
四、袁世凯政府尊孔引发质疑及强硬答复
袁世凯政府的尊孔令及通电，在社会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众议院议员罗永绍、郑人康等立即发布《关于祀孔典礼之命令，以为违背约法之信教自由由》质问书：“关于崇祀孔子一事，目前临时大总统令袭取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各陈说，颇滋疑惑。……夫信教自由，载在临时约法，断不能以总统命令稍加裁制。若云事关民国前途，不厌详征民意，则代表民意机关之国会，理应正式交议。今于两院开会期间，忽发命令，变更上年交院之通令，是名为征集各省官厅之意见，而实欲妄逞政府独断之威权也。蔑视约法、蔑视民意机关，莫此为甚。查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助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大总统此项命令自有负责任之人。为此，援照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第二项提出质问书，请政府明白答复。”
与此同时，众议院议员陈燮枢、胡翔青等亦发布《为祀孔典礼之命令，不交国会议决由》质问书，指责政府征集多数国民祀孔意见，应该等到回复齐之后，再查照国民体制，参照古意，拟定祀孔典礼。同时温和指出，孔子大同主义为共和学说之祖，议员们也曾宣扬孔道，维持社会道德秩序。只是孔子经典及注疏，多与民主国家政体背道而驰，必需搜集古训，并以世界义理知识来考证，重新加以诠释，才能彰显共和精神。最后，针对孔教会各省纷纷设立，普通大众已经视孔教为宗教一事，指出此事于民国关系重大，应交由人民代表法定机关正式议决，不能再如前清时草率了事，并请政府三日内答复。
1913年9月29日，政府发布《内务部关于众议员罗永绍等为祀孔典礼令未经国会议决违反约法信仰自由问题政国务院复函》：
径启者：前准国务院函交大总统发下众议员陈燮枢、罗永绍等提出祀孔典礼之命令不交国会议决质问书二件，由院钞录原件，缄交本部核拟答复，移送院转咨前来。查祀孔典礼，为民国一重大问题，于政治进行，关系至切，须征集多数国民之意见，方可定祀典之从违。前次，国务院通令各省，早经声明，并无不合。至大总统所发之命令，亦称查照民国体制，折衷至当，并无侵及约法上信仰自由之意义，尤不能认为违法。所有前项质问书，无答复之必要。相应函复贵院查照办理可也。此致
国务院
中华民国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由此看来，袁世凯政府对众议员罗永绍等的指责非常不满，态度亦是非常强硬的；亦可见民国初年虽有众议院之名，其实际的权力及效力还是颇为有限的。
从民国初年政府对祀孔的谨慎、教育界的激进废止祀孔、康有为等的痛斥废止祀孔（后来于各省建立孔教会大力尊孔，从众议院质问书内容可见），到袁世凯政府的强力尊孔、祀孔，众议院议员们的质疑尊孔、祀孔，我们可以推知，两千年来帝制社会所独尊的孔子及祀孔之礼，在民国初年已然走向式微。虽有袁世凯政府之极力推崇及康有为等建立孔教会组织一力维护，在广受西学影响、力主民主共和的众议员以及教育界诸贤达和先进知识分子们眼里，孔子应该回归到一位教育家的地位；祀孔也不应再作为一项国家体制，而应只是国家学校的各项纪念活动之一，不应再享受独尊殊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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