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焦土抗战论”是李宗仁在抗战时期提出的系统抗日救国主张，反映了他在军事理论上所具有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李宗仁的抗日主张是在全面客观地考察了抗战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运用发展观端倪出战争的发展规律并推断出中日双方力量必然在战争进程中要发生变化，并提出了抗日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从而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的消耗战。他把中日战争过程区分为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总攻阶段，并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制定了“焦土抗战”的抗日战略和战术。李宗仁“焦土抗战论”的哲学思想对于当时中华民族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对于推动广西抗战和中国人民积极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李宗仁;焦土抗战;哲学思想
“焦土抗战论”是李宗仁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战略主张，它散见于李宗仁在抗战初期发表的一系列谈话、讲演和文章之中。以往在历史研究中对“焦土抗战论”的内涵、意义、作用及其局限性发表过许多评论，但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却显得极为薄弱，特别是对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给予其应有的评价。笔者认为，“焦土抗战论”充分体现了李宗仁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军事辩证法思想，它为推动中国人民积极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深入研究李宗仁“焦土抗战论”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在抗日战争起始阶段所倡导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及实践导向所作出的贡献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对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全面客观具体地分析问题的思想
李宗仁考察和分析中日战争的性质和特点不是主观片面地就事论事，而是着眼于从唯物论的方法论的高度去提出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一）李宗仁全面客观地考察了抗战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提出了“焦土抗战”的战略主张。“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目睹蒋介石妥协退让所招致的民族耻辱，李宗仁全面地考察了5年来的战争实践，反省5年来惨痛的历史教训，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和批判了“依赖论”、“机会论”、“唯武器论”、“准备论”、“亡国论”等等错误观点的主观性、片面性，深刻地揭示了日寇的侵略本质。他指出：“依赖论”和“机会论”的错误是强调“隐忍自重以徐待国际机会之到来”，期待日本侵略“一俟欲望满足，中日关系即可调整”而看不到“国际联盟无力解决中日纠纷”的事实，也看不到日本的侵略本质，不相信民众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他批判“唯武器论”和“物质论”的错误在于：只看到敌人表面强大，看不到敌人虚弱的侵略本质，他们只相信物质的力量，不相信中华民族为解放而战的伟大精神力量。他认为“准备论”的错误是片面强调中国国力不及日本，一切因亟须准备而放弃抵抗，不懂得“我准备，敌独不准备吗？”“其准备速度能低于我国吗？”进而指出：“不抵抗论实为一切民族危机之A……恐中华民族将无解放之一日，更无复兴之一日。”[1]17
李宗仁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中日实际和比较全面的抗日主张，即“焦土抗战”。它不仅包括对日的方针和政策（对日国策），而且包括抗日的战略战术（抗日国策）。在对日国策中，不仅指出了什么是我们的对日国策，而且阐述了为什么要确立这种国策，以及它的前途。在抗日国策中，不仅包括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包括政治战略方针;不仅包括战略战术、而且包括作战精神。
可见，“焦土抗战论”是一个较为系统、全面而客观的抗日主张。李宗仁提出的以“焦土抗战”求民族复兴、求国家救亡、求中日和平、求文化改进的思想是符合国情民意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和可取的。
（二）运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基本特点及其矛盾关系，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和发展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一切都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就是要分析具体的情况，即客观事物存在的矛盾，以及矛盾产生、存在的条件和特点。“焦土抗战论”对中日战争的分析，虽然没有能够做到象唯物辩证法那样全面和深入，但李宗仁对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还是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在军事方面。他指出，军事上，“中国军事设备虽较逊日本，但战争胜负之决定，非纯赖军事设备”，“战争胜利之主要条件厥在被压迫者之坚决牺牲精神”，中国的抗战，是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必能“踔厉奋发，万众一心”，取得最后胜利。就兵力而言，“日本常备兵力不过二十余万，战时可以动员者亦不过五百万，中国之常备兵力，合民团计算当不下四百万，而战时可以动员者，至少可达五千万。”加之中国幅员辽阔，山川险阻，“交通不便，资源未尽开发”[1]21。（2）在经济方面。日本为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发达，“但近来经济危机，愈形严重，赤字财政，超过八万万元，国债增加，亦将突破一百万万元。他如劳苦大众生活之艰难，军需工业之偏在景气，世界市场对日货之排挤，燃料粮秣被服军需品原料之缺乏，在在呈露危机。”战争一旦陷于持久，“势必酿成经济恐慌，促使其政治斗争激化。”我国虽经济落后，民众务农，日军虽可占领我沿海城市，但并“不足以断绝我全民族之生命线。我则农民仍可耕种劳作，力求自足自给”[1]22，（3）在政治方面。日本对外的疯狂侵略，国内阶级矛盾加深，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加剧，使日本政局处于极度不安的动荡中。反之，中国抗战为民族自卫战争，各党派，各团体和全国各族人民，均必在抗战救亡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4）在国际方面。日本在远东势力的急剧膨胀，“与英、美、俄冲突日益激化”，日本与德、意法西斯结盟，日益威胁着世界和平，“浸假而成为全世界人类和平之公敌”。如我国奋起抗日，同时运用国际关系，当能取得国际上“有效之援助”[1]22-23。
李宗仁在具体分析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之后，又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主要是把中日双方相互对立的特点联系起来深入思考，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概括。他从军事、经济和国际三个方面的特点得出抗日的国策是持久战;然后又综合四个方面的特点得出持久战的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他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无论在人口上、文化上、领土上都是世界上一等伟大的民族，我们民族固有的基础是雄厚的，民族潜在力是强大的。在这个时候民族的气魄正如旭日东升，求生的意志最热烈，奋斗力最顽强。所以，我民族必须抬起头来，成功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民族，实已成为世界上一种大势，任何力量也是不能阻止的，不管日本武器如何优越，也不问一时战争的得失如何，但是中国要复兴，这是世界上的大势，谁也不能阻止，最后的胜利，必归中国。”由此，李宗仁的焦土抗战思想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的消耗战。这是符合抗日战争实际的正确认识。 二、发展变化的辩证法思想
（一）用发展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弄清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阶段。李宗仁在具体分析中日双方的特点和战争的性质以后，又把这些基本特点放在战争进程中进行动态考察，端倪出战争的发展规律。他根据这些矛盾特点存在着质的不同，在“焦土抗战论”提出了朴素辩证的发展观;推断出中日双方力量必然在战争进程中要发生变化，提出了抗日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并把中日战争过程区分为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总攻阶段。他认为，在战略防御阶段，是敌强我弱，是敌战略进攻的速决战，我战略退却态势。在这个阶段通过攻击战的防御，尽量消耗敌人的人力财力，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经过积年累月，直致敌人精疲力竭的时候，再做总的反攻，抗日进入总攻阶段。总攻阶段的结果是暴日必败无疑，我则收复失地，将日寇赶出国门。李宗仁对抗战过程划分为防御和进攻两个阶段的分析，虽然有不科学的一面，因为他把战略相持阶段排除在过程之外，不符合战争进程的规律性，但他能够运用辩证法关于事物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的思想和观点去认识问题，从矛盾运动中把握矛盾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这反映出他对辩证法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把握。
（二）体现量变和质变的变化发展的过程。李宗仁对中日战争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分析较好地体现了辩证法关于发展变化过程中量变和质变的思想，从而揭示了中日双方存在质的区别。他认为，这种不同的质在一定的条件下，必然会产生“彼此消长”的两种变化。他预见到，在战争的防御阶段，中国方面的两种变化趋势是：第一是向下的消沉变化。这就是地域、人口、资源、军力和文化的消沉。第二是向上增长的变化。这就是民众的逐渐觉醒，军队战争经验的积累和军力的壮大，民族的统一和团结向上的政治进步，文化事业在战争中创造前进，战略战术的适应和国际矛盾逐渐激化有利于我等。在日本方面也有两种变化。一是向上增长的变化。表现在日军占领地域的扩大和控制人口的增加，军事化的经济膨胀，军事设备的优越，文化掠夺和政治压迫加剧。将会引起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异。二是向下消衰的变化。表现在敌军伤亡增加，战线越拉越长，兵力分散，士兵精疲力竭，武器弹药消耗剧增，军力消弱;对外侵略引起的国内阶级矛盾加深，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加剧，政局处于极度不稳的状态，军事化的经济包含极危险的因素，危机扩大;国际矛盾加剧，必遭国际舆论谴责和制裁等。从这些分析中李宗仁看到了两种趋势的变化存在着质的差别，因而必然要产生“彼此消长”的变化，认识到我方消沉的东西不是本质的反映，而是旧的质和量，主要表现在量上，因而是暂时的;向上增长的东西是新的质和量，主要表现在质上，是本质的表现，因而在新的条件下，必然呈向上增长的趋势和变化。日本方面向上增长的的东西是旧的质在特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暂时和局部的量;而向下消衰的变化则是本质的表现，因而随着特定条件的变化而呈总的向下消衰趋势。据此，李宗仁预见到：“我们实行持久战，绝不屈服，使他们消耗过巨，补偿毫无。那么他们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及国际环境上的危机，必一齐爆发，而陷入窘迫险恶的境地。结果，对华军事，非全部溃败不可！”[2]
由此可见，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中对中日战争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彼此消长变化的分析，寓含着在量变中包含着质变的辩证法思想。
三、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
李宗仁根据战争的本质和目的，从中日战争的具体特点考虑，制定了“焦土抗战”的抗日战略和战术。这些阐述体现了他不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主要表现在：
（一）用“两分法”分析战争过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现象和过程都包含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是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唯物辩证法称之为对立统一规律。人们运用这一规律分析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方法就是“两分法”。战争进程中的敌方和我方、进攻和防御、主动和被动、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运动战和阵地战、正规战和游击战、计划性和灵活性等等都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二者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因此，分析战争进程能否运用两分法进行分析和指导战争，这是军事领域中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李宗仁在当时虽然没有自觉的辩证法思想，不知道什么是对立统一规律和“两分法”，但他已经意识到战争中的矛盾关系。在战争目的问题上，他把战争目的归结为“保持战斗实力”和“持久消耗敌人”两个方面，并对二者的矛盾关系进行了分析。一方面他认为：“要保持战斗实力，就不必计较一域一镇的得失，不必死守一条战线”[3]28要设法诱敌深入，增加敌人不断消耗;另一方面，他又提倡“不惜重大牺牲，对日长期作战，不达胜利的目的不止。”[4]29这就是说，只有不惜重大牺牲，有效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持战斗实力。因为如不作出牺牲去消灭敌人，则自己的战斗实力将被消灭。他这样认识战争的目的是辩证的。这就把保存自己实力和消灭敌人去作出牺牲的这种互相排斥的矛盾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把战争目的的一个方面绝对化，只讲消耗敌人，不讲战术，不讲保持战斗实力，就会导致拼命蛮干;反之，如果为要保持战斗实力，而不敢作出牺牲去消耗敌人实力，则会导致畏敌逃跑。这种只讲一点，不讲两点的战法，是不可能达到战争的军事目的的。李宗仁还从这一战争的总的目的出发，具体分析了进攻和防御、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矛盾关系。他指出：抗战如果仅仅采取“抵抗防御的方式，那么我就完全站在被动地位”，我军应主动求战，“以攻击精神代替防御精神，”设法吃掉敌人，从被动地位变为主动地位。他还说，就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特点而言，日本利于缩小战斗区，我则利于扩大战线;日本利于两国主力一决胜负，我则利于随地抗战分散敌人兵力;日本利于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我则利于延长持久的消耗战;日本利于在攻占沿海重镇，而我则利于内陆及坚壁清野。”[1]21
这就是说，我军要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创造条件，处理好内线与外线、持久和速决、运动战和阵地战等等矛盾双方的关系。这些战略战术原则的提出，生动地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 （二）注意区分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方面。“焦土抗战论”从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所出现的复杂情况出发，进一步分析了战争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他在分析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上层集团内部的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国民党内部集团利益的矛盾和国际上苏、美、日之间的矛盾等等具体情况。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对记者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谈话中首先阐述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必要性，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所最迫切需要者，为整个民族救亡问题，以争取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这就说明，李宗仁已经认识到在上述诸多的矛盾中，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矛盾，并抓住这一主要矛盾，首倡“焦土抗战”的国策，确定了持久战的总战略。不仅如此，“焦土抗战论”还在中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上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作了粗略的阐述。李宗仁在分析消耗敌人实力与保存我方实力的矛盾时，提倡“不惜巨大的牺牲”“与暴敌战到底”。表明了消灭敌人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保存自己实力则是第二位的，是战争目的这一矛盾关系的次要方面。与此相联系的进攻和防御的矛盾，李宗仁主张“以攻击精神来代替防御战”，认为攻击与防御相比，只有以攻击精神的防御才能达到有效的防御。李宗仁在这里把进攻看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防御则是次要的方面。在作战形式上，李宗仁根据我国地广人多，但军事设备和教养较逊日本;而日本则兵力不足，但军事设备和教养优于我的特点，提出要“在全国四面八方广泛开展运动战与游击战，辅以必要的阵地战。”[4]19即是说，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相比，应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为主，阵地战次之。并指出：游击战是“集小胜为大胜”，运动战是“以空间换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持久的消耗战，逐渐消灭敌人。说明抗战的作战效果，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要以歼灭敌人为主。可见，“焦土抗战论”对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认识已作出了实践的初步概括，并成为焦土抗战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坚持创造抗日条件，促使矛盾转化。矛盾的主次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焦土抗战论”在战略战术的论述中较为生动地体现了辩证法这一思想。抗日是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下进行的，要解决敌我力量不均、地位不等的矛盾，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实施正确的战略战术，创造有利于我方的条件。促使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焦土抗战论”提出了较为实际的战略主张，并着力在战争过程创造有利条件，促使进攻和防御、速决和持久、外线和内线等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
为此，李宗仁提出了在战争实践中的基本指导原则：
首先，在军事上实行全面抗战。就是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同敌人作全线抗战、全民抗战、全体抗战、全国抗战，用全面抗战代替局部抗战。李宗仁认为：这样，我们可以利用广大的地域和全国民族的优势，以争取主动的精神开展攻击战、运动战、游击战、辅之以阵地战，随地抗战或集中兵力主动攻击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敌军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我方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和战术上转变成了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敌人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顾虑太多，在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敌人的战略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失败，就被迫改为持久战。因此，李宗仁提出：“军事技术落后而自然条件优势的中国，不必与军事雄厚的强敌在战场上争一日之胜负”，“不与敌人争夺一点一线之得失”[3]23而是不断地消耗敌人的力量，避我所短，扬我所长，实行持久的消耗战，促使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最终我军由弱变强，由被动变主动，再实行战略总攻，取得抗战最后胜利。
其次，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加紧配备各种条件，以帮助军事的发展。李宗仁深入阐明了创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条件的必要性。他说：要开展全面的持久战，实现由弱到强的变化，决不是单纯军事的力量所能取胜的，必须实行全国的总动员，方能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为此，李宗仁提出了三点要求：（1）“要求中央领导全国，一致行动”。（2）“政府必须和民众打成一片”。政府一方面要廉洁政治，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另一方面，成立民众动员机构，组织受过教育的青年到乡村发动民众，并加以组织训练。（3）必须有焦土抗战的决心。就是要“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1]23李宗仁把军事与政治看成是矛盾转化的主要条件，并充分认识到军事与政治之间相互作用，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把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看作救国的希望和促使矛盾转化的根本条件。坚信在这样的条件下实行“焦土抗战”的战略，“不使日本有步步进攻的机会和步步充实其实力的余暇…则胜利必归我国，无待预卜。”[4]29这些辩证法思想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出现，是难能可贵的。
四、“焦土抗战论”哲学思想的历史意义
“焦土抗战论”是李宗仁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向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法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这种转变虽然不能说他是彻底的转变，更不能说他所代表的阶级立场和利益有什么根本转变，甚至可以说，他或多或少地是在维护新桂系集团的利益。但值得肯定的是他这种承认客观事实的观点和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焦土抗战论”所阐述的哲学思想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当时有人把它称谓为“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日口号”，“行动的旗帜”、“当前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高哲理”也是不无道理的。
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发表以后，抗战初期新桂系在“焦土抗战论”哲学思想和军事方略指引下，积极投入中国抗日战争，把“焦土抗战”思想变成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实际行动。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称之为“行动的旗帜”。实践证明，李宗仁及新桂系的抗战正是在“焦土抗战论”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从广西本地的层面看，新桂系在广西本地层面最大限度地动员了本省的人力、物力支援抗日。八年中共征调近100万兵员补充部队和组建新军，出兵之多，在全国仅次于四川，而按人口比例则居全国第一位。驻守广西的部分部队，参加了桂南、桂柳会战和光复广西的作战。战争中，广西军队素质较好，作战英勇，遵守纪律。 其次，从中国整个战场的层面看，卢沟桥事变以后，八桂大地即沸腾起来，从桂、邕、梧、柳四市到各县圩镇，群众纷纷集会游行，到处响起“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拥护政府领导抗战！”“誓死保卫祖国！”“宁当抗日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1937年9月18日省府桂林举行4万多人的抗日宣誓大会，由李宗仁、黄旭初带领朗读誓言，声震云天，慷慨悲壮。李宗仁亲自率全部主力部队开往华中前线，参加了沪淞、徐州、武汉、随枣、枣宜等会战，并依靠广大的民众开展了广泛的抗战实践。抗战中采用长期的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同时还灵活开展敌后游击战和运动战，消灭零散小股日军，使敌人作战计划受到很大牵制;在广泛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取得了台儿庄战役歼敌一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在大别山周围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收复了近40个县，建立起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等。广州沦陷后，我国为取得抗战的急需物资，加快建设西南国际运输线，广西积极响应，被征调100万民工建筑湘桂黔铁路和河岳公路，征调200万人次参加战时各种劳役服务，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最后，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层面看，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时间最长、空间最广的东方主战场。八年中，广西人民通过坚持持久战的总体战略和“焦土抗战论”提供的思想武器，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和中流砥柱的作用，牵制和消耗了日本的大量军力，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北进”苏联战场，南进太平洋战场的战略部署，推动和促进了中国战场与苏联、太平洋战场相持格局的形成，从而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见，“焦土抗战论”对于中国人民坚持旷日持久的艰苦抗日，对于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战略配合的重要作用。
总之，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哲学思想，是抗日实践与唯物主义哲学的统一。正是由于有了唯物主义思想作基础，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党的抗战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此，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也应指出，由于受到自身阶级地位的局限，他的“焦土抗战”的主张，没有也不可能象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那样全面、深刻，既符合抗战的客观规律，又符合全民族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新桂系的抗战最终走了一条由积极到消极最后走向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因此，对李宗仁及新桂系的“焦土抗战”思想及实际行动表现，我们也不能估计过高。
参考文献：
[1]李宗仁.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J].东方杂志，1937，34（1）.
[2]李宗仁.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李宗仁言论集[M].桂林：全面抗战周刊社，1938：30-31
[3]李宗仁.李德邻先生言论集[Z].南宁：广西建设研究会，1941.
[4]周 焕.李宗仁将军言论：焦土抗战[Z].武汉：一星书店，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