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组日本士兵写给其国内的信件中，都提到了武汉会战。
有一封信，提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抵抗。日军所到之处，国军败退，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面对强敌，毫不退缩。不少日军信件都提到，要肃清共产党在占领区的影响，这说明，对日军来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一直是他们最大的隐忧。
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抗日，多是以会战的形式和日军决战，双方都组织数量庞大的军队，其中武汉会战是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武汉会战中，新组建不久的新四军，起到了配合和牵制的作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策略是会战结束后即撤走部队，在日军占领的区域，新四军仍然以多种形式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使日军对中国部分领土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占领，但在心理上的占领却从来没有做到――他们始终面临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普通中国人民的反抗。
武汉会战是一场标志性战役，它成功阻滞了日寇的侵略步伐。比较权威的历史叙述是这样的：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与日军展开战斗，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此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这样的概括，有助于我们掌握这场战役的全貌，但是，历史的细部同样值得研究。碍于篇幅，我们无法讲述这场会战的方方面面。在台湾“中研院历史研究所”所做的口述史项目，不少受访人都谈到过武汉会战，我们选取其中两人的回忆，可以深入了解到这场战役的一些细节。
日军毒气战
徐启明（1894-1989），广西榴江寨人，国民党桂系高级将领之一。武昌起义后，加入广西北伐部队，抗日军兴，随李宗仁北上抗日，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武汉失守后，他还指挥了国民党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在徐启明的回忆中，最触目惊心的，是日军在武汉会战中使用了毒气。“九月下旬敌人用毒气攻我田家镇要塞，李鹤龄最初以为是催泪弹，后来部下检查士兵都死在要塞工事内，证实是毒气。要塞被陷，界岭之线亦被敌突破，李集团仍与其他国军逐次向浠水巴河转移，廖集团仍以英山罗田为根据，向西进之敌拼死侧击。十月初旬，敌利用长江水道，分向兰溪、巴河、黄冈等处登陆，策应广济西进之敌，因此，我鄂东兵团右侧背有受重大威胁之虞，同时江南岸之敌分由大冶金牛鄂城向武昌紧迫，攻码头镇富池口，亦用毒气屠杀我守军。此外大别山北麓西进之敌，自九月上旬以来即进迫横川、商城，续分向罗山经扶直进，虽屡遭我国军张自忠、孙连仲、胡宗南等军之痛击，仍陆续增援，直迫平汉线。十月十二日信阳弃守，因此鄂东兵团奉命向西转进，长官部已由宋埠转移襄樊，李副长官下令十一集团及其他国军分向黄安礼山黄皮花园向平汉线以西地区作急速转进。当李集团韦覃军破之余，经平靖关南侧通过时，即受信阳南下之敌截击，有一师被打散，后来化整为零还是通过铁路线。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失守，结束了武汉之役。我中枢则早已迁入重庆，继续指挥抗战，敌人未能达成其目的。”
李集团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品仙；廖集团是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廖磊。当时，徐启明任第二十一集团军参谋长。他们都归第五战区统辖，司令长官为李宗仁。徐启明的回忆，尽管简略，但仍能看出武汉会战惊心动魄的一面。尤其是他两次提到，日军在这场战役中使用了毒气，对国民政府军造成了大量杀伤。
我们所掌握的日军书信中，没人提到“使用毒气”这一细节。他们对武汉周围的自然景色大加赞美，但是在这场战役中，却又表现得极为残忍。
国军乱象
武汉会战，国军投入兵力超过100万，除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外，还有薛岳的第九战区。丁治磐当时是国军整编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的回忆，则透露了当时国军的混乱一面。
在淞沪会战时，丁治磐在徐源泉的第十任师长，南京芜湖相继失守，丁治磐随徐源泉转移到大别山。日军拿下南京，沿江而上，准备进攻武汉，大别山作为武汉的外围屏障，丁治磐在这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立下战功。丁治磐对徐源泉非常尊重，在回忆中一直称其“徐先生”。
“当时武汉撤退时，中央命令徐先生在大别山成立敌后游击基地，但徐先生不听，擅自将所部徐继武第四十八师与罗树甲第一九九师两师撤至江陵、襄河一带。徐撤退连我都不知道，后中央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将徐召去开会，我当时因罹患疟疾，病况危急，派副师长参加。会中石凤翔（湖北孝感人，蒋纬国的岳丈）以徐抗命，奉命将之软禁，军职解除，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徐先生可惜了，糟蹋了自己的前途，不然以他的资历，够资格成立一个战区。”
徐源泉对丁治磐有知遇之恩，丁对徐的感情是真挚的。但是，大战当前，这样不服从指挥还是让人吃惊。丁治磐不经意间所用的词，比如“前途，资历”，很好地形容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个侧面，也许徐源泉恰恰是很重视自己的前途，为了保存实力，才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事实上，即使在武汉会战期间，这种人事斗争也屡见不鲜。
“在会议中，李宗仁原先命令我任第十军军长，萧之楚升任第十六军团军团长，下辖萧的第四十四师、王修身的三十二师及我的四十一师。但军政部长何敬公了解我在大别山的战绩，认为当时军的编制小，非战略单位，认为我当个空头军长可惜，不如将我部改编成整编师，充实装备、兵源，更能有效地运用于战场，于是向蒋先生报告其意见后，由前方赶到武汉，追回成命，重新发布命令，将十六军团取消，萧之楚仍任第二十六军军长，下辖萧自己的四十四师、原属冯玉祥的三十二师及我的四十一师三个师、将徐先生的第十军两个师，第四十八师以及我的第四十一师合并为第四十一师，仍由我统辖，并改编为整编师。我的第四十一师就变得非常充实，别的师三个团，我的师则有四个团，各团有补充营，师部还有直属部队，实力大幅增强。我又锐意整军，提倡亲教，所以士气很高，作战颇有建树，中央就开始重视我这个师。虽然萧之楚为第二十六军军长，下辖我们三个师，但当时国军是以师为战略单位，人事、后勤等由师部直接处理，军部是指挥单位。抗战胜利后，徐永昌任军令部长时，我有一次去拜访他，他慢吞吞地说我是‘真金不怕火炼’，我问这是何意，他说有人认为我第四十一师编制，装备都尽先发给，力量很大，作战表现也好，就设计吃我的部队，准备升我为将来预备成军的预备军军长，带几个幕僚，成为光杆军长。当时中央对我有其评价，何敬公等为我争而得免，我也不便问徐永昌详情。还有一次他们想将我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以无权的高职位，将我架空，再吃我的部队。”
谁想吃掉丁治磐的部队？也许是李宗仁。这里所谓的“吃掉”，是吞并，主要是看中部队的配给。从丁治磐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虽然在北伐后即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是各派军阀争斗不息，即使在抗日时，勾心斗角的劲头仍丝毫未减。这样的部队，又如何能够打胜仗？丁治磐大概是心直口快之人，在回忆中，他的叙述可以说对国民党高级将领不留任何颜面：
“日军完成大别山系作战后，即进攻武汉，我军在武汉会战没怎么打，将物资运往重庆，到1938年10月26日，武汉就失守了。武汉沦陷后，我部也受命撤到长江上游襄河一带，司令部设在十里铺，守襄河，张自忠部在我左边，归长江上游总司令部郭忏指挥。武汉失守后，有一阵子战事颇沉静，其间在11月12日发生张治中（时任湖南省主席）火烧长沙的大事。据说张治中极擅奉承，每次觐见蒋介石时，都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再高呼蒋夫人万岁，杨杰最讨厌他。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我在守襄河，未参加。日军第一次攻长沙时，长沙实际上没有保住，薛岳说击退日军，根本是胡吹。高魁元时任第九十九师副师长，部队不管用，日军根本未进长沙城，1941年12月第三次攻长沙，也是未进城即退走。高魁元却因战功受宝鼎勋章，补中将。”
阿谀奉承者受重用，乱邀军功的被嘉奖，国军的混乱和腐败可见一斑。这一方面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军阀派系林立，明争暗斗，在战争中往往首先考虑保存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时国力的反应，当时的中国总体上还非常落后，军队的管理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也是相适应的。国民党军队一直靠派系力量运作，严格说来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指挥，因此，抗战的艰难，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