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识于一爽的文字，是在微博上。
“喜欢一个人，希望摸摸他的大衣就怀孕”“也不知道当尼姑好不好，至少不用剪完头之后想杀理发师”“一直不停说话，是担心突然停下来我会亲你”“因为车里没有墙，只能靠你身上了”“结婚就是两个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不看对方”“在开会，也不知道胡子长出来没有”“雾大，没找到自己家，进了别人家，后来，离婚了”“家里没烟了，搬家”。
这些文字“脱口秀”，言简意赅又奇峰突起，没头没脑却不乏意味，在言辞汹涌众声喧哗却陈词滥调千人一面的社交平台上，就似酷热中的一阵清风，吹凉了我的眼睛，让我迅速成为了于一爽的微博“粉丝”。我得承认，对于这种风格的言谈和文字，我有一种不能克制的偏爱。当然是因为它与众不同。虽然在这个连跟别人“撞衫”都无法忍受的年代，“与众不同”已成为必须，已被众人追逐成了一种姿势和常态。但也正因为如此，新鲜的独特就更为宝贵。而比新鲜更宝贵的，是有趣。比有趣更宝贵的，是真实、不做作。我在于一爽的微博里看到的，就是这种真实的、有趣的、新鲜的“与众不同”，带着一种黑色幽默的、无厘头的酷劲。我的感觉是，能写出这种话的人应该是有文字天分的，不然何以能用短短的一句话就呈现一个鲜明的场景、浓缩一个荒谬的故事甚至是一种怪诞的人生呢？于是我忍不住猜想，这样的人要是写小说的话，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
然后就看到了于一爽的书，《云像没有犄角和尾巴瘸了腿的长颈鹿》。名字长得简直离谱，还有点儿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形象、新颖、有趣，让人一见难忘。而且，其中的随性和突兀，也很“于一爽”，跟她的微博风格如出一辙。
但这本书却不是小说，也没有那么“逗趣”。如果非要把它归入一个文体的话，应该算是杂文吧。书中四十多篇文章，写了足有一百次饭局，更确切地说，是酒局。难怪有人说它是一本“饭局书”。于一爽自己的说法是，此书写的是那几年“喝酒喝酒再喝酒，胡话胡话再胡话”的生活。所以，如果统计的话，会发现书里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喝”字，然后是“酒”字，再然后是“大”字――“喝大了”的“大”。然而，文章里“酒”字虽多，酒意却是没有的。酒话不少，却是一丝也不混乱。因为，这是以非常清醒的文字记录下来的酒局和胡话。清醒到什么程度？“实录”的程度。
“实录”应该是对《云像没有犄角和尾巴瘸了腿的长颈鹿》比较贴近的定位。“实录”是一种自然的、诚实的书写形态，也就是于一爽说的“怎么生活就怎么写”。这样的书写有点儿像是照相，最突出的特点是真实准确，笔像镜头一样定格场景、呈现细节，意欲客观展现，拒绝主观修饰。当然，实录不一定就要翔实，并不要求事无巨细全都写出来，该跳过的和想略去的都可以缺席。实录也不一定就得详尽，不是非要工笔到丝毫都分明，素描勾勒一样可以传神。于一爽就是这么做的。《云》中的文章都是开门见山，不作铺垫，也不加铺展，不过三言两语便勾描出一个场景和画面，然后毫不迟疑地转向下一个。再加上语气中那种云淡风轻、不动声色的派头，整体上就刻录出了爽快、直接、简单、明了的风格，正是所谓的“干净利落”。
当我们说一个文本追求“客观真实”的时候，通常也是在暗示它在主观情感上的禁绝倾向。但《云》的情况并不如通常这般。这可能同它的性质有关。如果非要往宏大里说的话，你也可以说它是以饭局来写北京的“真假文化人”，写文化圈里的某些生活样态和片段，写千百种人生中的某一种、某几面。但是，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于一爽的私人日记。一个人的日记常常是为自己而写，是自己想写就写，写的也通常就是自己。所以，哪怕它的语调再冷静、叙述再客观，它也是相当个人和感性的。就如这本《云》，作为于一爽的“酒事写实录”，显然是情在其中人也在其中的。虽然于一爽“小隐隐于酒桌”，只写酒事，不剖心表白，也不感叹抒情，但是，她同时又是坦荡诚恳的，对于与酒事相关的自己，不加掩饰，也不委蛇矫情。毕竟真身隐不住。于是，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地方的一场场酒局，你更看到了在这些地方这些酒局中的这么一个人――一个由言语和表现、感受和表达所构成的“形象”。《云》中的于一爽似乎是这样的：有一些小悲观、小伤感、小感慨和小虚无――说“小”是因为她不放大也不放任这些东西。她试图对这个巨大的世界报以“巨大的冷漠”，可惜又内心敏锐、感受丰富。在一定范围内她确实也淡漠虚无，很多无所谓，对许多事情都是“也没什么”，对许多东西也都“可以理解”，对他人也总是在内心保持距离。但同时她也观点鲜明、目光锐利。她明确地厌恶装饰性的事务和装腔作势，也不愿活得那么精明理性，喜欢顺其自然、率性随意，因此表现得爽快洒脱，也很“自我”。可是，人怎么可能像说出来的这么简单绝对呢？要真追求准确全面的话，只能采用杨葵的说法：在这本书里，有更立体更丰富更深刻的于一爽。不过，即便我们误读和错解了这本书，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于一爽对于别人是否理解、怎么理解她的酒局生活和她本人，似乎并不太在意，她的态度是：“谁爱怎么认为就怎么是吧”。
所以，《云》本就是随性而出的，因此，它的文字和语言也都没有经过打磨和雕琢。但依然传神、形象，现场感和生活气息都很强。读起来会感觉那些句子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说出来的，而且还是带着北京口音说出来的。这种文字的优点是自然通俗流畅，缺点也是自然通俗流畅，失之白、直的流水账，过于平淡的语气和不加过滤的记录，未免干扁、单调。而且，整个叙述还真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原生状态，完全没有“谋篇布局”的意图和实践。起码在这些文章里，于一爽不是太在意言辞和结构上的“艺术性”，也许是因为她并不在意它们的阅读效果。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产生效果。你看，如果一本写酒中生活的私人记录，让你在看完之后，产生了也喝上那么两口的欲望，同时还对作者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也了解到另外一些人的某种侧面和特点，那么，无论它本身有没有以上的目的和意图，无论作者本人在不在乎，它在客观上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书写效果和阅读效果。
然而，以上的优点和缺点都不如这一点重要：在这些文章中，于一爽显示出自己在书写中的克制。这是与“张扬”相对的克制，体现为情绪的抑制和表述的简洁。她的笔只在必要的“事实”上停留，对于想象烘托和情感渲染，则是宁省毋繁、宁缺毋滥，所以笔下只有枝干、纸上多有留白。这种克制对于书写者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获得或实现的，因为它非常考验对文字的掌控能力和把握信心，考验作者在简练中能否充分表达和准确描述。于一爽似乎是非常自然地就做到了。这必须是她写作上的优势。 于一爽还有另外一个优势：自己的腔调和文风。尽管是微博这种“小文字”、酒局这种“不正经儿的事儿”，她依然能写出独特的真诚又淡漠的叙述腔调、简练又传神的文字风格，还有一种不好捉摸的意味。而当一个写作者有了把控自如的文字能力、独具个性的腔调和鲜明的语言特色，我们也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去展望并期待她的写作前景了。
二
虽然《云》中的语句较为平淡直白、微博中的言语更为强烈跌宕，但就本质而言，它们还是同一种文字，都属于天然的、本性的、自发的书写，或者说，都是于一爽的“本我”式书写。“本我”式书写面对的主要是作者内心的表达需求，书写是因为自我的需要和欲望，而不出于理性选择，所以它更关注于“写出来”，而不是“写什么”和“怎么写”。这当然无可厚非。不过，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写作者，不可能永远只依从天赋和天性做“下意识”的率性表达，他早晚要经受既定规范和理性的“权力”规整，迈向一种“有意识”的写作，如此，才会获得更宽阔的写作空间和更长久的创作生命。也许就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于一爽才会在《云》的序言中宣告，自己“再也不会这么写”了。果然，她的新作《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呈现出了另外一种面貌。
《一切》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在这本书里，于一爽将目光投向了“外部”，开始写“他人”的生活。她在不同的短篇中写了不同的“余虹”和“赵明”，写他们的关系、交往，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的都市生活的某一切面。但是，这些不同的“余虹”和“赵明”又始终是那同一对角色，他们妆容不变，戏服不变，道具不变，上演的剧目也不变，甚至连演出的地点也没有变化。所以，这些小说虽然各自成篇，实际上却一脉相通，从外到内都具有统一性。从表面上看，《一切》建构起了一个属于“余虹”和“赵明”的世界，但在实质上，这个世界还是于一爽的。它搭建在于一爽的自身经验之上，“余虹”或“赵明”的某些特质，来自于于一爽本人的某一面“自我”；他们的心态、状态和经历，某种程度上折射的是于一爽自身所涉的生活。所以说，《一切》基本上仍然是一部表达自身经验的作品。不过，这样的表达，却是主观意识的选择。不仅是因为被书写和表达的“经验”本身就是思考和提炼的结果，也是因为，作者是从诸多的生活表象和人生形态之中，有意识地选择了特定的经验作为书写内容、特定的方式作为表达途径的。
由此可见，文体并不是《一切》与《云》的最大差别，《一切》的改变在于，它已然是一种“有意识”的写作。如果说《云》是于一爽的“本我”式表达，那么，《一切》可以说是她的“自我”式表达。至少在潜意识中，《一切》有着预设的自我之外的表达对象。从“本我”到“自我”，这一差别固然不能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衡量，但不可否认，就写作所必需的技术性而言，这是一种具有“进化”性质的改变。这一转变当然也是文体的必然要求。小说毕竟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叙事”可以是随性的流水账，“艺术”也可以是无心的信手涂鸦，但是两者相加，必然会在相当程度上要求对题材、形式、情感等元素的审美选择和把控，也就是所谓的“艺术考量”。作为小说的《一切》，应该就是经过了如是的艺术考量的具有一定自觉性的叙事。
微妙的是考量的度。于一爽并没有像许多其他的写作者那样，在文体范式的框架内，重视并追求“艺术考量”的实施和效果。《一切》中的小说，基本上都没有完整的故事和连贯的线索，也没有清晰的主题和明确的意义。它们不过是呈现一种人生形态和某些关系状态、一些生活细节和几种情景，而且是以一种松弛的态度来呈现。你不要指望能看到通常意义上的叙事高潮，因为它们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和矛盾，一切本可以形成的冲突和矛盾，都被于一爽消解了。它们甚至都没有多少可被清楚复述的情节。显然，于一爽既无心于讲故事，也无意于提炼价值，她只是陈述“事实”，哪怕是看起来没有逻辑关系而且也微不足道的“事实”。她用一种卡佛式的“极简主义”来描述细节、勾画场景，但是，她的叙述比“极简主义”更为任意和散漫，更为目的不明，所以指向也更加含混，内涵也更加模糊。你很难确定，那些“事实”到底意味着什么，又想表达些什么。看起来，对小说所要求的与形式、结构、逻辑等有关的“艺术性”指征，她并没有花费太多的心思和功夫。她把那些所谓的“艺术考量”，减低到了几乎最低的程度。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这些小说在叙事逻辑和表达指向上，与传统的文体规范有了一定的距离，几乎是踩在了小说的边界线之上。
幸运的是，在文体界限日渐模糊也可以模糊的今天，“踩线”已经不再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缺陷，反而常被视作“风格”或“个性”。就像美国作家莉迪亚・戴维斯，她的作品中有些是断章，有些是内心独白式的片段，有些是童话式的故事切面，有些甚至只是一种场景速写，总之，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文本，但是，它们却被当作小说，受到了评论界的赞誉和文学奖的加冕。所以，问题不在于写得踩不踩线，而在于踩得是不是有创造性、是不是足够独特和优秀。就《一切》来说，它的“踩线”至少没有影响到它作为小说的表达，而且，在效果上获得了相当醒目的独特性，反倒成就了自己在叙事上的辨识度。
其实，无意于叙事的经营和构造、叙述中混合了自觉的抑制和不合常规的任性，是于一爽在《云》中就已呈现的特点，只不过在《一切》中，这些特点表现得更为自觉，更为典型，也更为风格化。除此之外，她在《一切》中还保持了在《云》中就已经形成的腔调和文风：简白传神的文字，平静淡漠的语气，颓然无谓的口吻，难以捉摸的意味。而如果你从那种硬朗的简洁中读出了平静之下的荒谬和冷漠背后的伤感，你也许会莫名想到考布斯基，特别是在读到“我来跟你说说”这样的句子时。总而言之，《一切》和《云》的外在气质不乏相似之处，而它们的精神内核也有所贯通，都包含了下意识的全面解构和无以着落的终极迷茫、悲观消极的内心和微量颓废的精神，等等。这就是于一爽的写作在变化中的不变。毕竟，“本我”和“自我”都是“我”，都是“于一爽”。有些源自本心的东西，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忠贞、专一，比所有坚固的都更难消散。 三
小说写作发展到今天，我们显然不会再抱持“小说一定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观念。可是，对于故事是否一定要有意义、是否一定要有“升华”和“提炼”的可能与空间，似乎还在见仁见智地商榷。不得不承认，在传统上我们首要看重的，是小说的“载道”的价值。当然，我们也承认风格的价值。但是，当风格脱离了故事和意义的时候，怎么判定和评价它的价值，似乎还没有形成不被质疑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就浮出了水面：在当代小说的书写中，仅凭自我风格便可以立身了吗？这也是于一爽在《一切》的序言中所提到的问题。就《一切》而言，在它缺少明确的故事、主题和意义的情况下，是不是风格就能赋予它足够的存在价值？我们会不会满足于仅仅谈论它的风格或趣味？
在我看来，在相当程度上，这应该是个伪问题。因为，除了纯粹的形式上的风格，其他的叙事风格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必然同文本的内容相连接，只是连接的紧密度有所不同而已。反过来，内容作为文本表达的必要元素，本身也是构成叙事风格的一个因子。所以，当我们谈论风格的时候，也必然要包括相关的“内容”因素。而在这些“内容”及其表达之中，总是包含着某些能够让我们有所感知的东西，哪怕它们并没有在作者的意图中存在。它们可能不是动人的故事，不是宏大的主题，也不一定具有宏观上的意义或深刻的内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被表述的权利和价值。
其实，《一切》并不面临这种需要申辩自身价值的尴尬。因为，即便不考虑故事、主题和意义，它依然能够在风格之中和风格之外，向我们提供一些明确的东西：一种类型人物、一种生存形态和一种关系状态。
类型人物就是“赵明”。于一爽用显得简单粗暴的统一命名表明，名字不过是符号，符号所指向的，不是单独的个案和个体，而是一“类”人。《一切》中的“赵明”们，并非通常在小说中所见到的典型的年代人物、阶层人物或地域人物。他们三者皆是，是生于七十年代的中年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大城市里生活的都市人。这些人在世俗的意义上算是小有所成，但内心却早已崩塌。他们不再信仰任何东西，包括爱情。对生活也不抱什么幻想和希望，所以很难快乐。他们很少争取，不仅不争取，还会轻易放弃，因为悲观，也因为欲望压不过疲惫和厌倦。事实上他们的欲望大多不过是一时的冲动，微弱，稍闪即逝。所以，即便他们偶有失望，也很快恢复平静。他们不无智慧，但看不起别人，更看不起自己。他们自我封闭，既不愿别人了解自己，也不愿自我审视。因为没有了表达的需求，也厌恶表达，他们跟别人无法交流也无从交流。“生活随便怎样，他们照样那样”，从不寻求改变现状，只是随着下意识生活，在半麻木半自欺的状态中一条道走到黑。这不是因为坚持，而是因为没有否定和改变的力量。内心的无望和恐惧让他们自我放弃，因为“害怕失败那么干脆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毁了”，所以就困在生活的瓶颈中，“自己玩儿自己”。当然他们也是善良的，又是懦弱的，更是无聊散漫的。总而言之，对于这样的人而言，可能就是“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在于一爽的素描笔法下，“赵明”们的形象是鲜明的，但他们的面目却是模糊的。因为他们的生命形态就是模糊的没有态度的。你能看到他们的举止言行和轮廓，却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更无法看清他们深虚的内心。问题是他们自己也看不清，也不想看清。他们在生活中的存在就是这么一种表面自如内里尴尬的形态。
这类人物所架构的男女关系自然也是独特的。像朱文一样，于一爽在关注性的同时也完全地消解爱情。在《云》中于一爽就曾表明，“对那些视感情至死都不肯幻灭的人有点儿蔑视”，也有点“恻然”。她认为“一早对感情放弃信仰更具智慧”。这一观念在《一切》中得到了充分的实施。《一切》中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爱情，只有男女间的交往。“赵明”和“余虹”，像恋人又非恋人，像夫妻又非夫妻，有关系又没关系，有情又似无情。两人之间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性的关系。因为在大部分时候，他们的心灵与情感都是相互隔绝的，而他们也并没有采取行动相互靠近，哪怕相距不过咫尺，他们只能靠肉体来发生关系。不管这种相交是什么性质和状态，也都是暂时的、变化的。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速朽是常态，未来无从预料，永恒更是荒谬不可信。往往还等不及有必要的了解，两个人就已经疲倦了。所以，他们对彼此不抱幻想也不存期望，性关系也总是莫名开始、莫名结束。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爱，不过是没有爱的动力和能力罢了。
不与爱情捆绑的性，可能更为轻便和纯粹。在这样的关系中，性有更大的可能是其所是，因为它不背负什么，也不象征什么，更不是一种对抗和颠覆。但是，在许多时候，仅有性又是不够的，它多多少少、真真假假都要通向某种情感或联结。所以，“赵明”和“余虹”之间，也绝不仅仅是性的吸引和需求。尽管于一爽一再地表明他们之间的疏离和无情。比如，两个人无端分手了、失联了，没有人采取对策，也没有人想念。甚至赵明或余虹死了，另一个人不仅哭不出来，连难过也不曾有丝毫显现。就像总是把惨烈的死亡写得非常平淡，于一爽也总要把本来存在的情感写得不露痕迹。但是，你不会相信他们是真的无情，因为从表面的冷静淡漠和无动于衷之中，你读出了悲哀和伤感。这是对内心破碎的悲伤，是对爱无能的悲伤，是对无力也无从改变的悲伤，也是对无法悲伤的悲伤。而他们的“无情”，也正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悲伤。
这悲伤只能来自于作者的同情。于一爽在《一切》中唯一流露的情感，是同情。她可能不喜欢他的人物，但她依然同情他们。而这同情并不是源自占据道德高地后居高临下的怜悯，事实上你在小说中看不到于一爽主观性的道德和价值评判――这也许也是难以为《一切》确定“意义”和“内涵”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作为写作者在文本中就屏蔽了自己的道德守则和价值理念。作为社会人的我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道德感和价值观，而一个人的文字也不可能脱离他的道德体系和价值判断。在某种层面上，道德是无处不在的。那么，关于《一切》的一种可能是，于一爽对道德问题的认知比较谨慎，所以在展现价值观和道德感方面的克制，还要超过在叙事上的克制。这当然不是问题。文本中的道德，就像是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那蜜与羽毛所做的翅膀，固然不能太低，但也不能太高，否则一样面临毁灭的灾难。尤其是在《一切》这种并不意图挖掘艰险人生和暗黑人性的文本中，挥舞道德大棒，进行价值臧否，未免显得粗暴，反倒是反道德的。如果你面对的只是当代生活中那些“乌漕、浑浊和伤感的真相”，同情也许就是最大的道德了。另外一种可能是，于一爽本人的道德观相对“宽容”，也许更倾向于现代的“人道主义”，尊重人的存在自由和生命形态，理解并同情人的生存处境。其实，这样的尊重和理解应该是现代人最基本的道德，虽然在某些现实环境中仍然是难得而宝贵的。因此，她不可能在《一切》中作出除了同情之外的其他道德评判。这两种可能性也许同时存在。不论如何，它们都可以证明，当写作不追求价值判断下的宏大意义和内涵表达时，也并不意味着道德体现和自身价值的缺席。
那么，如果要以传统的标准来明确评价的话，《一切》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也许，以自己的风格写出这类人物、这种存在形态和关系状态，同时又表达了这种同情，就是它独有的文学“成就”。至少，之前它们并没有被如此鲜明真切地表现出来过。
其实，对于像《一切》这样的写作，技术上的成败得失、意义上的高低深浅，并没有那么重要。它的洞察和表达，再加上独特的叙事，构成的是一个有内容有风格的特色文本。这样的文本在当代的短篇小说中，是一种特异的存在。它特异在不仅能引起我们对其本身的关注和讨论，也能引发我们就小说的规范和边界问题进行思考和辩论，甚至还会去探讨和展望小说的发展趋势和可能性。所以，仅仅用技术和文本成就来讨论《一切》的存在与价值，是不够全面的。
产生这样的效果也许并非于一爽的本意。但作者的写作意图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书写的结果：于一爽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彰显出有个性的自我风格，到目前为止，她实现的是一种有特性的书写。当然，有特性不一定就精彩，但是，在某些时候，特性甚至比精彩更重要。在外部世界和个体经验都更加敞开流动、更为细化碎片化也更难以本质化的今天，小说创作最需要的，可能并不是细节的丰富、内容的扩增和形式的翻新，也不是已有形态的进一步圆熟完善，而是更多元的形态和更宽阔的边界。这就要求我们有更多的尝试和探索，同时也更为包容和开放，比如让主流之外的经验和表达――那些小的、碎的、平的、模糊的、变异的、奇特的、自我的――能够自足而充分地生存和发展。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当特色和个性能够实现新的样态与可能时，它们的价值也并不亚于成熟完美。而相比于从技术出发的写作，像于一爽这样从风格出发的写作，也往往会释放或走向更多样的可能性。
不过，反过来说，特性也会变成禁锢和限制。正如于一爽自己也意识到的那样，如何在天赋和优势的基础上形成更为自觉的写作，如何摆脱经验和题材的局限，为风格找到更丰富的形式和更宽阔的出口，是她下一步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她也许应该从一些“增减”开始：克制下意识的随性，减少对自身经验的依赖，增加在现实之上的想象。至少，在发挥特性的时候，再多一些“自律”。因为，即便是不考虑其他，单纯追求风格，“自律”之后的风格也会比自发的风格更为长久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