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简单论述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相知的过程以及在一生的婚姻生活中彼此的忠贞、负责的态度，展现了一代伟人的大爱情怀;重点论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对当代尤其是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只有建立在道德和相同价值基础上的爱情之花才能常开不败。同时，这样的爱情观对当代大学生的爱情观依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周恩来;邓颖超;爱情观;大学生;启示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8-0244-02
爱情是永恒的话题。裴多芬早在19世纪就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爱情从无时间、时空和国籍之分而为人们津津乐道。历史上从来不乏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爱情绝不仅仅是风花雪月。回首往事，诞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爱情故事也许会别有一番韵味。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不仅留给我们为之骄傲的道德观，更教会我们如何树立正确的爱情观。说到此，不得不以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相濡以沫来谈谈对爱情观的理解。周恩来（1898―1976），生于江苏淮安，原籍浙江绍兴，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是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邓颖超（1904―1992），生于广西南宁，祖籍河南光山，原名邓文淑，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为解放妇女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于1925年在广州成婚。此后几十年间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典范。
一、周恩来和邓颖超爱情观的主要内容
爱情：“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的相互倾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一种强烈，纯真，专一的感情。”[1]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就是基于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对彼此的倾慕之情之上的。他们不但是夫妻，更是革命中并肩作战的同志。周恩来和邓颖超初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当时邓颖超任“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演讲队长，周恩来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后来，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觉悟社，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一批青年学生也参与其中。虽然在这个组织中，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担当重任，并且志趣相投，但是对于祖国的一腔热血让两个年轻人一心忙着工作，忙着救国，忙碌中，大我的情怀掩盖了微不足道的小我。同时，也受到当时社会封建思想的束缚，让两个人严于律己，克制着内心的情感。1920年，周恩来动身前往法国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之后的4年中，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不曾间断，这时的两个人已经互生情愫，在几年的通信中，他们的感情也逐渐走向成熟。带着对彼此尊重负责的态度，终于在1925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周恩来与邓颖超经过了漫长的恋爱过程走到了一起，由最初的“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2]268，到后来的相知，在同一组织中共同工作，共同革命，再到超越地域的阻隔，互相书信，互相磋商革命工作，最后走到了一起。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但殊不知，却是在彼此深入了解，并且有着相同的政治立场和革命事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一）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忠贞爱情以及大爱情怀
邓颖超在1942年3月2日发表的《谈男女问题》中指出“只有在不带任何作用，不附任何调教的自然的纯洁的社交中，才能获得纯真的友请，逐渐发展到更高的真挚的爱情，以建立牢固的结婚与婚后生活的基础。”[3]邓颖超对恋爱，婚姻这样负责的态度以及她内心深处对男女平等、自由的向往在这段话中表露无遗。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向来被视为“中华民族式的爱情”，不仅因为他们对爱情负责的态度，更因为他们对彼此的忠诚和专一。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一代伟人，他从未写过正式的自传，大都通过书信或访谈资料叙述自己的一生。在他一生众多的书信中，与邓颖超的书信可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从1947年3月17日撤离延安前起，无论是转战途中还是谈判期间，都与邓颖超保持着书信联系。虽然政务繁忙，却总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向邓颖超诉出心底的话。除了对革命工作的交流外，更多的是对邓颖超浓浓的爱意和关切。在《拍几个美丽有意义的镜头》中，周恩来写道：“我意四月中旬是时候了。忙人向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4]这是对不能相守在邓颖超身旁的深深的歉意。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超过半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共同的理想信念支撑着他们走过风风雨雨。但邓颖超对周恩来的爱情绝非停留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而是践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88年，已84岁高龄的邓颖超作出《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缅怀这一生与周恩来的点滴，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老一辈的坚贞、忠诚的爱情故事。邓颖超说“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2]269这种专一的爱情是建立在双方互信互守之上的。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让他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可是“无论艰难困苦，患难与共或是悲喜分担，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2]267几十年如一日的感情，如磐石一样坚固，因为有着可靠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
（二）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是专一和持久的
1976年，周恩来去世，但邓颖超对周恩来的爱并未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减，反而思念与日俱增。邓颖超尊重总理生前嘱托，将总理的骨灰撒入海河，并在作品中这样感慨道“你到哪里了啊？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2]266字里行间都表达了邓颖超对周恩来至死不渝的爱情，这种爱情又融入了深深的爱国之情，让人为之动容。这时，爱情和伴侣这样的词在邓颖超的眼中已不是普通的名词，而是作为生命的延续和升华，让革命、爱情和爱国紧紧融合在一起，让忧国、忧党与忧民作为一生的追求。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不仅是对周恩来和邓颖超爱情的概括，更是一代伟人一生的写照。 二、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观及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正是在伟人身上所体现的这些优秀的品质，例如：负责、专一、忠诚和对平等自由以及文明的向往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两千年前，孔子对弟子关于怎样才能让一个国家安定的回答是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延续至今仍然有指导性意义。如今我们高歌社会主义核心观，可见，优秀的文化从来都是一脉相承，不曾泯灭并代代相传。周恩来和邓颖超半世纪的爱情佳话，终生的革命事业，都是真切地对价值观的诠释，这种理想信念如红旗一般屹立不倒。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这些美好的品德不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消沉。青年的周恩来充满理想、活力与激情，凭借着对革命和爱情的一腔热血让历史铭记。
（一）大学生的爱情观应像周恩来和邓颖超一样建立在忠贞和大爱情怀之上
邓颖超早在1942年就做出了论断。她认为，一个进步的人，如果因为恋爱而动摇自己的理想信念或者是政治立场，那么他就不能称之为一个进步的人，更谈不上一名忠诚革命者。可见，专一、忠诚的爱情观还应建立在坚定的爱国信念之上，时刻让个人梦想与社会主义梦想、中华民族伟大梦想同步。同时，爱情只有耕植在理想信念的土壤中才能常开不败，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会做到“奉献中不失满足。”而可悲的是，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大学生们，在面对爱情和选择爱情往往会迷失自我，甚至放弃自己的原则。有些大学生朝三暮四，没有定性，不懂得对爱情负责。一个没有坚定的立场也无法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人，注定无法担当重任。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广泛存在。也许现代社会的观念停留在“今朝有酒今朝醉”，但狂躁、急切甚至轻率的结婚，其根基是不牢靠的，周恩来与邓颖超这样谨慎、负责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启示。
（二）大学生的爱情观应像周恩来和邓颖超一样建立在专一和持久之上
大学生，作为社会最富有活力的群体，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在具有相同的道德认识和理想信念的基础上，对爱情忠诚，是维系爱情和婚姻的首要条件。其次，大学生应像邓颖超和周恩来的爱情一样，专一、持久。这种品质应深植心中，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都应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当代大学生普遍缺乏意志力，做事冲动，缺少专一的态度。一个对家庭都缺少责任感的人何谈置社会、国家的利益于最高？只有当代的大学生都树立了正确的爱情观、家庭观和社会观，才能在确保家庭幸福的同时，为国家、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周恩来在12岁时就发出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呐喊。的确，我们青年人，越是和平的年代，越是需要坚强的信念作支撑。安逸的生活或许让我们在享乐中迷失了自我，但这并不是我们终日沉沦下去的借口。坚定的理想和正确的观念对一个人、一个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社会充分发展，并且自由民主，但恋爱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随便，任情纵欲，彼此间的忠诚仍然是维系恋爱关系的基础。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中国梦”，这一梦想是对每个人梦想的升华。“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需要中华民族每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中国梦既是复兴之梦，又是大爱之梦。大爱胸襟需要坚定的意志和专一的精神作为支撑。
只有将爱情根植在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限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个人不但出身相似，并且带着相同的革命经验，忠诚于对方，相守一生，这才是大学生应建立的爱情观。这样成熟的爱情观经得起实践的考验。透过这样的爱情观，再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形成正确的人生道路具有指导意义。将这种忠贞、负责的品质与当代社会的特质结合在一起并发扬光大，才是这宝贵财富留存至今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邓颖超忆旧[C]//周恩来自传.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3]谈男女问题[C]//邓颖超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拍几个美丽而有意义的镜头[C]//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