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里人流 家破人亡
日军主要沿平汉－粤汉－湘桂－黔桂铁路展开进攻，(直线距离约3000多公里)路上先后拥载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百姓，他们深知“九一八”事件中日军对中国人的暴虐，不愿做亡国奴，希望逃到较安全的地方。大部分是以小家庭为单位，弃家离乡，没有条件坐上火车，只有沿着铁轨逃亡，随时都可能受到闩军的炮火轰击，这就是所说的“三千里人流”。一旦遇到敌机轰炸，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全家牺牲或骨肉离散：如遭遇日军，往往被当成参战人员一并枪杀。日军入侵的最后一站是贵州省独山县，在短短一周，我同胞被日军杀害及在逃难途中因冻、饿、病死达两万人。
我家也曾卷入三千里人流中，饱受家破人亡之痛。
我家祖籍河北保定，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我们这一代有兄妹3人，本是一个温馨幸福的5口之家。卢沟桥一声炮响将我们5口人分隔在4个不同的地方，父亲在战前已在湖南衡阳任职，母亲正在北京进修助产士，我们3兄妹被暂时托寄在姥姥和姨姥姥家。开战后父亲请表舅将我们兄妹疏散到衡阳，由于小妹联系不上，表舅身边只有哥哥和我两个。当时保定已经是炮声隆隆。我们在一个阴霾的黄昏踏上了保定西站的平汉铁路，开始融入三千里逃亡的人流中。
铁路上已没有运行的火车，大家都是“下步撵”(两条腿走路)，顺着铁轨铺路石最外面的那条地埂急促奔走，一路上人们扶老携幼，呼儿唤女，有的肩挑箩筐，一头挑着自己幼小的儿女，一头装着少量的生活用品。上路没多久，天黑了，我这7岁儿童支撑不住，边走边打瞌睡，舅舅不时地在我耳边说“小3子，别睡，咱们赶快走吧，日本鬼子来了，”我所穿的布鞋后跟底已磨损出一个窟窿，路边的碎石不时挤入鞋中锥刺我的脚底板，疼痛难忍，但又不得不跟着大人赶快逃命。由于一直都在赶路，睡眠时间少，在后来几天的途中我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半瞌睡状态，有时舅舅也将麻袋铺在地上让我们打个盹，再继续上路。
我们走啊走，进入河南到了黄河岸边，我听见了黄河的咆哮声。黄河岸边有许多黄土未干的新冢，四面八方传来同胞们的恸哭声，撕扯着逃难人的心灵。我们看见已被炸断的黄河大桥，附近有些穿军服的工兵在为难民搭建浮桥、疏通要道。过浮桥时，有的难民则坐在浮桥边上对着河心为逝去的亲人痛哭。我们无法知道炸桥死亡了多少同胞，不知道炸桥是国民党执行“焦土政策”还是日军所为，但是我亲眼目睹了老百姓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和无尽的痛楚，一些场景伴我走过终生，一直难以忘怀。
我们就这样经过七天七夜，后来又扒上运煤的敞车，淋着雨蜷缩在车的角落处赶到武汉才搭上客车到衡阳，率先与父亲重聚。后来母亲在北京沦陷后，赶到保定找到小妹，并向亲朋好友暂借路费，投奔衡阳。因陆路战事频繁，又不安全，只好取道天津乘客轮经海路绕道香港一广州至衡阳，经一个多月长途跋涉，一家人才在衡阳团聚。本以为今后就可生活在一起，日子会好过些，殊不知更大的灾难还在等着我们。
八年战乱中，我家曾两次每人只穿一身衣服离开住处逃亡，将父母多年辛苦经营的家产遗弃在住所或火车上。由华北到西南，途经五省，大部分时间都是徒步行走，转移搬家六七次，都失掉受教育的机会。
1944年日军发动第三次大规模进攻，史称“黔南事变”，系自l阳沿湘桂铁路向广西、贵州进攻。11月10日柳州失守宜山告急，我们从停运的火车上爬下来，第二次将家中财物丢在火车上，父亲单位同事就此各奔东西，大部分步入人流中。这一段人流密度更高，集中了原来已逃至桂林、柳州附近和新增加的两湖难民。全部拥挤在黔桂铁路上，达百万之多。沿途情况混乱不堪，大家不计死活，看见火车，无论客货能上就上、能爬就爬，车顶、车门踏板、车底钢梁，只要能容一身，都挤满了难民。在火车顶上安营扎寨的(车顶上用木板围一小块地方安身)，一旦火车过隧道山洞，洞矮道窄，常常是连人带物被刮刷下来，死伤众多。同胞们只管挨着自己前面的人日日夜夜的往后方走，密集的人流如电影院散场时的门口一样拥挤。父子、妻儿、老小都无法相互携顾，即使手拉着手，一旦被挤脱，则骨肉离散，死活不知。路边随时可见病倒、饿晕、冻死的人，任由后来的人践踏，谁也顾不了谁，即便亲人也不能为自家的死者料理。个个面部表情凝重。
六寨惨案――父亲殁不见尸
1944年11月下旬，我们顺着公路逃到了广西省南丹县六寨镇，该小镇没通火车，由汽车站延伸出来当地百姓建造的房屋，长约一百米，房屋前后各有一条大路形成两条商业街，称“正街“和“后街”。街道上24小时都有密密麻麻的人流通过，两旁农家产经营快餐和农产品，父亲在“正街”找到一户贯通前后两街的空屋子，想让全家人休整一下再走，当天还在门口摆上他那只有卫生箱设备的“小药摊”，为路过的人看病和卖药。第二天父亲安排哥哥暂守药摊，自己到后街采购食品。大约在中午时分，人们没听见拉“警报”，天空中突然出现9架飞机，机翼上涂有美国空军白色五角星标帜，同胞们看到是“盟军”的飞机，依然各行其事，谁知这9架飞机环绕一圈后又回到六寨上空盘旋，忽然俯冲而下，对着人流最多的前后街一阵地毯式的狂轰滥炸，投掷下无数的重型炸弹，伴随着强烈雷暴和鼎沸的人声，飞机又第二轮盘旋转头俯冲，用机枪轮番扫射，并投下满天传单，内容是“走小路最安全，走大路最危险。”动作连贯，好像是有备而来，完成了罪恶的任务，扬长而去。瞬间造成我同胞死伤逾万。
我幸存在暂住房里，听到飞机远去后，立即冲到父亲摆药摊的地方查看亲人的安危，出门脚未落地就看见一位男同胞横趴在门坎边，他的头颅已被炸成了几k，脑浆和鲜血不停地流淌着。我惊呆了，“不会是哥哥吧?”突然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在这边，今天咱们将药摊摆在左边来了，飞机来时我躲到药桌底下没有受伤，爸爸到后街买菜去啦!”这是哥哥的声音，他说话时我看见药桌旁也趴着一个不声不响不动的同胞。听罢哥哥的两句话，我立刻向后转冲出后门，想接回爸爸，刚才街上密集的人流和街旁鳞次栉比的小饭桌、摊位统统不见了，被残垣断壁和破砖烂瓦取代，残灰泥尘压盖尸体，缺臂断腿，无头尸……状极悲惨，我向菜场方向望去，只看见很多的大炸弹坑，情况更严重，只有两三个站着的人是在竭力地哭喊着他们亲人的名字。空气中弥漫着尘埃和浓浓的火药味，抬头望去，亦是满目的惨状，成人的肢体被挂在树枝上；脚下的弹坑旁边有小孩的脚丫子，恐怖极了，令我毛骨悚然，吓得我转身奔回暂住屋。
屋里不见母亲和哥哥，他们 也到后街找寻父亲了。等他们回到屋子，已是3个小时以后，他们一脸的悲戚和失望。听母亲说，他们一直沿着街头走到街尾，翻动尸体――辨认，可惜始终没找到那张熟悉的面孔。我们母子4人抱头痛哭，大家心中仿佛已经默认了那可怕的事实――父亲遇难了。
硝烟散去后，仍然不见父亲的踪影，我们更加沉重，父亲是一位非常仔细的人，他热爱他的家庭，如果他没有遭受不测，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回到家中，即使当时不见那以后也会设法找到我们。然而从那天起到今天的60余年间，我们再也没有见到我们的父亲。当时传说日军已逼近六寨，母亲只好带着子女4人，痛苦无奈地离开，随着人流逃向贵阳。六寨距贵阳200多公里，我们走的是羊肠小路，路况艰难且危险，有时还会遭到沿途土匪和地霸的勒索、抢劫。老天爷也不客气下着淫雨，晚上难民们就睡在稻田里，一家人就蜷缩在一床被子底下，有油布的可以搭在上方避雨。纸币早已没有人要了，交换食品靠布匹或金戒指。从六寨搭私人经营的柴油汽车到独山几十公里就要付两个金戒指。沿途因病死，饿死，冻死而横尸路旁者不计其数，逃到贵阳后，我们住进了“难民所”，母亲身上已无分文，父亲单位被指定到贵州大定(今大方)报到，初时尚能领到一些糙米，不久医院正式解散，母亲用她“助产士“的资历，挂牌接生，将我们兄妹艰辛地抚养长大。
死难同胞安葬之地
――六寨万人坟
2009年11月再次六寨寻访情况：
(一)访问到一位曾任六寨镇的镇长：81岁的洪如祖老人。他告诉我说，日本侵占贵州独山时曾先行用飞机轰炸六寨及周围县、镇，死伤很多人，其中有外地逃难的人和当地农民。第二次系美国人所为，伤亡也很严重，尸体被掩埋在附近的拉籁村。
(二)《莫树杰传》记载该次轰炸系中美高层决定。目的地是炸距六寨近100公里的有个名为“六甲”的火车站，其车箱内尚装着军用武器，不许资敌，美方在下达任务时领航员释音错误，将“甲”听成“寨”字，一音之差造成万人尸骨，事后追查责任互相推诿，不了了之。
屈死同胞的善后处理：莫树杰当时被李宗仁委任为南丹县河池等七县民团指挥官，经历过六寨镇的沦陷和收复。炸后组织军民清理现场，因日军逼近六寨，仅利用现有的炸弹坑就地掩埋，弹坑大小不等(10-30米直径，深度10米左右)，一个大的弹坑可埋300―400具同胞，小的亦可埋100-200具同胞。好在当时是隆冬季节，地冻尸僵，不易腐烂。后为防春季发生瘟疫，将坑中浅埋的尸体挖出，转移到距六寨镇两公里以外的拉籁村。在村边荒地挖大坑深埋，定名为“万人坟”。正面向公路。建筑了一座5米多高的石牌坊。当时国难当头这项工程没有资金来源，当地的民团组织者深知边寨的兄弟民族祖祖辈辈缺食盐，巧妙地利用了所接管的两个盐仓，张榜号召“凡埋四具整尸(残尸并计)，给盐一包，”因为有盐可得，农民自带锄铲参加者有来自几十里以外的群众，最后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转移和深埋的任务。在这里我以受难家属的名义衷心感谢六寨的乡亲们为我们死难亲人所做的善事，体现了我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