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什么话可说呢？复员以来，我们一方面要恢复原来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推动新的工作，但是在这一天不如一天的情形之下，无论新的旧的，我们自问，做到了多少？做到的这一点，上无助于建国，下无补于饥饿，我们真是惭愧无地。从我们内心来说，真是啼笑皆非。那么我今天来向诸位哭吗？不！我还是要笑。我有什么可笑可喜的呢？我来欢迎诸位，欢迎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诸公，我们因为在北平研究院的关系，有的当然为学术会议会员，有的也可列席这个学术会议，追随诸公之后，觉得非常荣幸。
讲到荣幸，诸公或许并不以当了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的会员，为一件什么荣誉的事。诸公之中，有很多位，开了这个会议之后，就要动身到南京去，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也并不以做中央研究院院士，为一件什么荣誉的事。因为诸公，为自己，为其他做学术工作的人，一定感觉到，目前所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做工作的可能，使更多数的人，能做更多更大的研究工作。安定的环境，浓厚的学术空气，和最低限度的研究设备，都是做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在目前是很有限制的。
近年来，大家在想中国学术独立的问题。单从人才方面说，我想中国已足够独立的。有很多做过十年以上工作的人，有很多做过二十年以上工作的人，在任何学科，在每一学科的任何部分，中国都已经有了可以独立的人才。打开北平研究院抗战前的职员录来看，在今日几乎个个都成为了不得的人才，其他大学和机关，更不必说了。所以目前能做研究而要做研究的人，比十年前要多六七倍，比二十年前或许要多三四十倍，但是研究的设备，没有比十年前多，研究的环境，比十年前坏得多。这个严重的问题，希望诸公注意，希望诸公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注意。目前坏的情形，倘再继续五年十年的话，过去三四十年的努力，都要前功尽弃了。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守住岗位，特别是我们以研究为职业的人，吃研究饭的人。
诸位先生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人物。希望诸公在这个学术会议和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里，能设法使我国有更多的人，做更重大的研究工作，同时指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做科学研究的人，为求知，为真理外，谁不愿他的工作在目前就能对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呢？谁也计算不出养一师兵要多少钱，但只知北平研究院每月经常费只有十一亿法币，折合三百六十余元金圆券。除修建费外，七个研究所每所每月只能分到一亿法币，即金圆券三十三元三角。研究员每月研究费只有二百万，即金圆券六角余。要若干学者凭此来作某一学科的研究工作，此乃是对学术工作的一大讽刺。这是舆论的叹息。中央研究院也许好一些，但也强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