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至11月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是中共中央在新的战略选择下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西征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既定的战略意图。在西征过程中，中共广泛建党建政，实行土地改革，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开展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形成了高涨的抗日氛围，开创了西北大联合的良好局面，对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蓬勃高涨产生了很大影响，宁夏在西征的战略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红军西征；战略指向；战略意图；西北革命形势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1―0102―06
1936年5月至11月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是发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末期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极其重要的一段历史活动。学术界对于红军西征史的研究，微观层面诸如西征的军事战略进程、宁夏战役计划、西征期间的民族宗教政策、统战工作等较为细致和深入，而从宏观上对这一军事行动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和思考则鲜有论及。本文试从这一方面略述己见，以见教于学界。
一、关于西征的战略指向问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虽然结束了长达万里的艰难跋涉，有了立足之地，但这里地域狭小、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物资匮缺。这对于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对于红军队伍的进一步扩大，对于党中央实施下一步战略与策略，在经济上、兵源上、地理位置上都显得严重的不足和困难。如果仅局限在陕北，是难以继续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全国抗日高潮日益蓬勃兴起，民众抗日激情日臻高涨，而当时抗日前线是华北，华北又靠近外蒙，便利于直接打通国际通道。1936年1月1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1]379党中央提出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意图通过东征山西来摆脱红军目前所面临的不利局面，壮大革命力量，争取领导全民族抗战的政治主动权。之所以一开始选择东征山西，是因为：（1）山西是抗日的前沿阵地，东征可以以抗日的名义发展革命力量；（2）山西物产丰饶，人口众多。占领山西便利于红军筹集粮食、获得款项、扩充队伍、壮大力量；（3）占领山西后，可在黄河以东开辟新的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形成相互策应的战略态势；（4）山西以北为绥远，通过占领山西，可进一步北上绥远，有利于在华北形成抗日局面，使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首先在中国的北方承担起领导民族战争的重任；（5）绥远与外蒙接壤，占领山西，可北接绥远、外蒙，有助于打通国际通道，使红军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这正如彭德怀所言：“东征可以把抗日主张发展到华北去，可以解决粮草问题，补充兵员问题，以及筹款和其他物资问题。”[2]210所以，“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3]443基于这些认识和考虑，党中央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实施东征。但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的军事压力，“为稳固计，决定西渡”。东征回师陕北说明中共向东发展的战略指向暂时难以实现。
东征回师后，党中央先后于5月8日和5月14日召开大相寺会议，讨论今后的战略指向问题。毛泽东指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目前只有在陕北、宁夏、陕南、甘肃“四中择一”。他对这四个方向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并得出了结论。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留）”；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容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修筑堡垒，不能出东方”，而“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1]385。张闻天在发言中也说：红军行动方向“要移向甘肃”。会议最终确定红军应向西发展、实施西征。
西征是当时情形下向外发展诸种路径中最为适宜的选择。当时，红军向东发展的可能性已不大。因为驻守东线的是蒋介石嫡系部队陈诚的中央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向南发展也不合适，因为南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已经作为我党统一战线的对象，同时在4月和5月，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举行了两次谈判，双方在民族大义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正在商讨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积极促成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形成。相比之下，只有向西发展比较适宜。当时阎锡山的晋军因为红军东征而回撤山西，国民党军队在陕北神木、府谷、定边、安边、靖边一带兵力部署较为空虚，甘肃的国民党军队为阻挡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已将大部分兵力调遣至甘肃南部和陕西南部，使得甘肃“环水区域及其以西均空虚”，有利于红军向西挺进。
西征也是打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联系通道的捷径。打通国际通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以来一直关注并力图解决的重大问题。随着国内局势的不断变化，中共认识到，领导全民族的抗战，不仅要提出符合时局要求的政治主张，更需要具有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而当时红军包括武器、粮食在内的各种给养极度匮缺，迫切希望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这就需要尽快打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故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都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3]551他还就打通国际通道的道路和时机问题提出己见，指出：道路“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一是甘凉肃三州。时机一是夏秋，一是冬季”，“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3]552可见，急于加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联系的战略考虑，促使中共主张向西发展，通过占领甘肃和宁夏进入绥远，从而背靠外蒙以打通国际通道。 由此可以看到，西征是党中央为贯彻“以发展求巩固”方针而在红军发展方向上做出的一个新的战略选择并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
二、关于西征的战略意图是否实现的问题
1936年5月18日，中革军委颁布《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4]541
由上述内容可知西征的战略意图：一是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形成陕甘宁苏区；二是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为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创造条件；三是通过实施宁夏战役，尽快打通国际通道，背靠外蒙和苏联，取得政治、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四是首先在西北继而在全国形成抗日新局面。这几个任务是有密切关联的。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形成陕甘宁苏区，可以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提供地域空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能使红军的战斗力量有大幅提升，可以为实施宁夏战役、打通国际通道创造有力的兵源条件和有利的环境条件；而宁夏战役一旦实施成功，一方面有助于根据地的巩固，另一方面则可为打通国际通道开辟捷径；上述三个任务的实现之日，就是抗日新局面的形成之时。
在西征的具体军事行动中，我们来看这些战略意图是否实现了。就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这一战略意图而言，从1936年5月下旬至8月初，西征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英勇作战，先后攻占了甘肃曲子镇、环县、静宁、会宁、固原、隆德、靖远，陕西安边、定边、靖边以及宁夏盐池、豫旺、海原等地，使原有的苏区与新解放区联成一片，形成了东西长达1000余里、南北宽约600余里，辖30余座县城的陕甘宁根据地。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得以胜利实现。从此，党中央在陕北站稳了脚跟。1937年5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特别行政区，9月改称陕甘宁边区，下辖36个县和神府特别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和指挥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就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条件这一战略意图而言，按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静宁、会宁这一预定区域分阶段、分步骤会师的战略部署，西征红军一路攻城夺寨，至1936年10月初，基本扫清了自陕北至甘肃、宁夏直至静宁、会宁地区的层层障碍，控制了界石铺至会宁100多里的地段，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通了道路，赢得了地域空间。与此同时，红二、四方面军也克服重重障碍，积极向预定会师区域挺进。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县城，与西征红军胜利会师。10月22日，西征红军一军团二师在将台堡与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了胜利大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最终完成，也标志着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为红军会师创造条件这一西征战略意图的最终实现。至于第三个战略意图即打通国际通道，争取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可以说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前期工作已经到位，但由于宁夏战役计划的被迫中止，最终未能实现。但要看到，党和红军通过西征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决策和由此确立的战略指向是正确的，即通过实施宁夏战役，占领宁夏，背靠外蒙，直接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通过上述战略任务的实现或准备实现，西北地区的抗日新局面亦即西征的第四个战略意图已经初步形成。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和影响下，东北军、西北军十七路军以及哥老会等民间社会团体均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西北地区国共双方合作的态势已初见端倪，初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良好局面，并由此促成了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1936年6月，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9月，以东北旅陕同乡和东北军人为基础的“东北民众救亡总会”成立。这两个抗日救亡团体联合各界爱国人士和进步学生、群众，举行游行、集会、示威，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把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1936年11月的山城堡战役，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进攻，而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则是西北抗日新局面形成的集中体现。
由此可以看到，西征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既定的战略意图，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西征战略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可行性。
三、关于西征对西北革命形势的影响问题
1930年代中期特别是红军奠基西北以后，西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中心地带。这一重要地位是在西北地区蓬勃高涨的革命形势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而西征在其中的影响至关重要。
第一，广泛建党建政：牢固组织基础的奠定。1936年5月，为配合红军西征，党中央决定将原来的陕甘省扩大为陕甘宁省，原中共陕甘省委改为中共陕甘宁省委。为了加强对西征解放区的领导，中共陕甘宁省委机关从靖边县吴旗镇刘家渠移至环县河连湾，指导并配合西征红军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和武装力量。至10月，陕甘宁省新开辟的苏区和老苏区都普遍建立起区、乡一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主要有：中共曲子、环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中共静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中共定边工委和三边特委及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中共庆阳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中共盐池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中共豫旺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中共豫海县委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中共固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中共固原工委和固原县委。这些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当地群众开展土地改革，发展农牧业生产和经济贸易，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此基础上，贫农团、青年团、少共团、妇代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在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红军补给、配合红军作战、维护群众利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地还普遍建立起各级地方武装，组建了赤卫队和游击队。在这些党政组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于1936年10月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县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它在宁夏中南部的回族聚居区传播了党的政治主张，开展了革命行动，撒下了革命火种，对回族人民的解放产生了深远影响。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海原、固原的回族群众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海固回民起义”。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余部辗转至陕甘宁边区，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第二，实行土地改革：雄厚群众基础的奠定。1936年7月22日，党中央颁布《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出：“土地政策在苏维埃各种政策中，至今占着主要的地位。实现土地革命的意义，不但是给占全国人民80%的农民群众解除封建的剥削，而且同时就是推动这80%的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强大民族革命力量。”[5]771根据这一精神，党对以往的土地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并做出新的规定：“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等全部没收，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须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5]771对于自由职业者、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小地主、抗日军人、富农等的土地则不予没收。并要求“上述各项决定在新开创的苏区中立即执行”。获得了土地后的农民积极支援红军和根据地，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兄弟共同上前线的动人场面。据时任回民独立师师长的马青年回忆：“许多回民青年自愿报名参加红军。同心羊路村的回民青年李贵山和他的哥哥李贵银，晚上偷偷地离家步行百余里来到王家团庄参加了红军。穆家槽子村的穆生成亲自送子当了红军。”[6]182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希望，同时也团结了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抗日力量，为党和红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三，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坚实社会基础的奠定。红军西征途径的区域，回族、蒙古族比较集中，特别是甘宁一带是回族聚居区。我们党认识到：“只要我们对于回民的风俗和信仰没有丝毫的侮慢，且尊重他们的风俗和信仰，保障他们的信教自由与保护清真寺。……这样来取得他们对我们更大的拥护和信任，是争取回民的良好先决条件。”[7]352西征以后，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旨在加强民族团结和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文件。主要有：1936年5月24日的《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5月25日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等。还在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开辟了“回区工作问答”专栏、“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及口号”。西征红军所到之处，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彭德怀司令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把西方野战军司令部设在豫旺堡的一个庙宇里，带头不吃大荤。每到一地，红军领导都到清真寺拜访回族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政策，洽谈有关事宜。红军各部队宿营宁肯留宿野外，也不进回民的房子和清真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有感慨地评价，红军“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8]290。
第四，开展统战工作：良好政治环境的奠定。西征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重视统战工作。毛泽东曾给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和社会名流写亲笔信，阐明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并把团结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宁夏“二马”作为重要目标。西征期间，红军通过在不同作战单位所设的抗日战线委员会、抗日战线小组、抗日战线委员等机构和人员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红军宣传队还利用一切机会广泛进行抗日宣传的演出和讲演。目的是“使每个指战员深刻地认识：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9]321。在西征之始的曲子镇战斗中，红军俘虏了宁夏马鸿宾部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马培清的两个儿子，经过一番教育后，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派人把他们送回到马培清的驻地。7月，红一军团行进至七营一带，左权亲自给驻扎黑城的马培清写信，劝其应以民族利益为重，与红军共同抗击日本。马培清念及旧情，复信表示赞同。红军还在三十五师所经之处张贴“欢迎三十五师合作抗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等标语，并给三十五师官兵送去馒头、米汤等食物。到7月中旬以后，宁夏“二马”的部队跟红军基本处于停战状态。许多东北军官兵也逐步接受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双方形成了和谐融洽的关系。据时任红一军团红四师敌工科干事的卢仁灿回忆，“在清水河滩上，骑六师的部分官兵同红军战士聚集在一起，红军第四师政治部宣传队……演出歌剧《亡国恨》，唱《流亡三部曲》《在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东北军官兵看到《亡国恨》中的东北父老、兄弟、姐妹在日寇铁蹄下的悲惨情景……勾起了心思，流出辛酸的眼泪。”[10]聂荣臻对此评价道：“我们对骑兵第六师进行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多次对他们进行战场喊话，半夜到他们的营地附近唱《在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与他们达成停战协定。这都推动了日后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9]321通过这些行动和实践，在以陕甘宁苏区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形成了高涨的抗日氛围，开创了西北大联合的良好局面。
四、关于西征中宁夏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首先，宁夏在西征作战的整体格局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宁夏的地理位置来看，其北部、西北、东北与绥远相连，南部、西南、东南与甘肃接壤，东部与陕西毗邻，居于西北的中央。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相结合，便形成了宁夏重要的战略地位。[11]党中央在1936年9月27日致中共西北局及红一、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文中，比较全面地指出了宁夏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宁夏人口百二十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12]625正因为宁夏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党中央认为：“夺取宁夏，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13]1135宁夏这一重要的战略地位使之成为红军实施西征军事行动的核心区域。
其次，宁夏是西征作战的指挥中枢。宁夏境内的豫旺，东连陕甘根据地，南接西北军事重镇固原，西临黄河与甘肃河西地区相望，这样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西征作战的指挥中枢和大本营。毛泽东曾提出这样的设想：“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主席团地点暂在同心城（即豫旺――笔者注）附近为宜。”[4]633 1936年6月16日，杨得志、肖华指挥红一军团二师攻占豫旺堡。随后，彭德怀的西方野战军总司令部进驻豫旺堡，指挥部设在城隍庙内，长达近三个月之久。8月底搬到距县城40余里的吊堡子村。一道道作战部署、命令、电报从这里发出，掌控着西征战场敌我战况的瞬息变化。 再次，西征期间的重要战斗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宁夏境内。《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记载，西征期间的重要战斗有22次。据笔者考证，发生在今宁夏境内的就达11次之多。即1936年6月的杨郎庄战斗、王家团庄战斗，6月下旬的盐池战斗、下马关战斗，6月底的韦州战斗，7月初的红城水战斗，7月中旬的七营战斗，8月下旬的豫旺战斗，9月上旬的六盘山夺取西兰公路战斗，9月中旬的韩府湾战斗，10月底的何家堡子战斗。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史》有关记载和笔者的初步研究，红二方面军在今宁夏地区有过3次战斗，即10月下旬的六盘山战斗、脱烈堡战斗和上下龙池湾战斗。另外，在山城堡战役前后，红军于11月下旬与胡宗南部在盐池境内的红井子发生战斗。合计共15次战斗。这些战斗都是以宁夏为主战场，或者作战区域属于今天宁夏的区域范围。
第四，西征期间一些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宁夏。如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县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具有“争取豫海回民与整个中国回民之永远的解放”[14]的引领示范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背景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有益且成功的尝试。再如将台堡会师。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的将台堡会师与此前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宁会师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两个组成部分，两次会师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都是按照党中央的静会战役计划，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而分阶段、分时间、分地点分别实现的，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五，西征期间众多伟人、名人云集宁夏，形成一道独特的历史景象和文化现象。西征期间，不少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重要将领以及有识之士聚集宁夏。如彭德怀作为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在宁夏指挥作战长达数月之久。邓小平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曾随红军部队在今宁夏固原七营镇附近的吊嘴子村驻扎。1936年8月1日，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在七营召开建军九周年庆祝大会。邓小平与红军指战员、当地群众一起观看文艺演出，并登台用法语演唱了法国国歌《马赛曲》。毛泽民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的身份于1936年7月来到盐池，在这里兴办了消费合作社和食品合作社，开展贸易活动。把当地的食盐、皮毛、甘草（即著名的“盐池三宝”）收购后经石嘴子运到包头，再抵达天津、北平等地，换取苏区所需的各种物资。1936年11月初，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各一部会聚同心城。并于11月12日在清真大寺以西的河滩上召开军民联欢会，朱德、彭德怀、贺龙、邓小平、杨尚昆、罗荣桓、李富春、徐海东、张国焘、关向应、聂荣臻、程子华、萧克等中共重要领导人和红军将领聚集于此。据考证，西征期间到达同心的伟人、名人中，建国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分别为朱德、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十位大将中有四位，即陈赓、罗瑞卿、徐海东、谭政，57位上将中有24位，117位中将中有73位，未授军衔的将领和中央领导人也有10多人经于此。[15]192-196此外，还有一些国际友人如埃德加・斯诺、马海德也在这一期间来到宁夏。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在如此狭僻的区域空间里，一下子聚集了如此之多的英雄豪杰，在宁夏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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