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罗小凤拥有诗人、学者和评论家的多重身份。她一方面埋首于诗歌史研究，致力于对中国新诗传统的再探讨，尤其在对中国新诗与旧诗的关系上有非常扎实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她与当下诗坛保持着密切的互动，用一个批评家的眼光来观察、审视和评判同时代的写作，对诗人诗作的细读批评往往有独到的发现和感悟。历史感、当下性和诗人的敏锐触觉构成了罗小凤多面的学术地图。
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全球化”便深入生活、文化等各个方面，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关键词。全球化趋势促使世界各国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俞可平所指出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①在全球化语境下，由于多元文化的强势冲击和全世界对“全球化”的共同追求，必然导致文化的趋同性不断增强，“民族性”则不断模糊，由此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路径无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不少诗人对自己的诗歌书写策略进行了调整，不再将彰显“民族性”、为民族代言作为主要的诗歌诉求，而是由个人话语呈现民族话语并提升至人类话语的高度；将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相叠映，不局限于民族本土文化的呈现，而是在民族文化精神的追寻中将民族文化精髓融入人类文化，极限性地发掘了民族文化的厚度、深度；同时，少数民族诗歌在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明、世界多元文化冲击的矛盾交织中传达了少数民族诗人在全球化语境和现代化进程中复杂而真实的心理状态。由此，全球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诗歌形成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从而构筑出独特的诗歌风景。
一、个体话语、民族话语、人类话语的嵌合
在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诗人们大都不再强调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甚至不愿以“少数民族诗人”的身份作为标识，正如作家黄佩华所言：“实际上，作家就是作家，‘民族’只是人为强加在作家身上的标签，文学有自己的规律，历史上有无数少数民族作家留下许多经典的作品，后人并不会以其民族属性而‘另眼相看’。”②许多诗人超越民族、地域、语言甚至种族、肤色、国界等各种界限，将对所属民族的爱扩延及他人、各民族、国家、世界及整个人类。他们也在诗中书写“我”的感受、情绪、生活见闻、体验，但这个“我”所代表的“个体”大多成为他们诗歌书写的出发点与触媒。他们通过“我”的个体感受、经验呈现民族经验、民族记忆，通过个人话语呈现民族话语，并将其提升到人类经验、人类话语的高度。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笔下几乎每首诗都有“我”，但都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诗人自己，亦不能将其与政治抒情诗中那种空泛的“大我”相提并论。他善于从个体之“我”的真切感知出发，抵达民族视阈中的“我”。“我” 既是诗人自己，又承载着整个彝族的记忆与经验，代表着所有彝人。他以“我”为诗歌的切入口所抒发的是自己作为个体和彝族代言人的双重身份对故土与彝族的爱，如他笔下的“妈妈”“你”“父亲”“母亲”等语汇，满贮着他对民族的爱和对整个人类的爱，而诗中对这些“大爱”的传达，不是架空于“人民”“祖国”“民族”“世界”“人类”等大词基础之上，而是从个体之“我”的真切感知出发，抵达对民族与人类的爱，从而体现出民族意识、人类情怀，形成一种善于从个人感遇抵达人类命运，从民族生态延伸到国家、世界景况，从个体生命拓展至生命本真、存在本质的“穿透力”“超越力”。这种“穿透力”“超越力”在《做口弦的老人》《彝人梦见的颜色》《土地》《古老的土地》《一支迁徙的部落》《自画像》《黑色的河流》《致自己》《猎人的路》《只因为》《猎人和太阳》《史诗和人》《老去的斗牛》《死去的斗牛》《黄昏》《色素》《我想对你说》《梦想变奏曲》《母亲的手》等诗中都有体现，如《黑色的河流》，诗人透过写彝人的葬礼，不仅看到彝族的精神、文化姿态：“我看见死去的人，象大山那样安祥，/在一千双手的爱抚下，听友情歌唱忧伤”，还看到了“人性的眼睛闪着黄金的光”，透过一个民族的人与精神呈露了深刻的人性与精神本质，从而抵达人类性。《致印第安人》中诗人亦巧妙地将彝人的个体感知提升为人类情怀的博大之爱：“有一个彝族青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印第安人/但他却深深地爱着你们/那爱很深沉……”而《题辞》中诗人则将彝人的孩子对汉族保姆的感恩之个体情感的体验，提升为超越一切种族的、属于人类最崇高的情感：“我在她的身上和灵魂里/第一次感受到了/那超越了一切种族的、属于人类最崇高的情感。”其他的诗如《回望二十世纪―献给纳尔逊・曼德拉》《欧姬芙的家园―献给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女画家》《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献给以色列诗人耶夫达・阿米亥》《致他们》等都从个人感知出发，超越国界、人种、敌友的各种界限，以大爱包容一切，抵达人类和平与友爱的高度。诗人乡土情结极其深厚，一直不忘自己是彝族人，不忘彝族那片土地，但决不受束缚于这种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而是与国家、世界接轨缝合，抵达人类性，正如他自己曾自述的：“我在创作上追求鲜明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我相信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他首先应该是属于他的民族，属于他所生长的土地，当然同样也属于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也不会存在不包含个性和民族性的所谓世界性、人类性，我们所说的人类性是以某个具体民族的存在为前提的。”③难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曾评骘吉狄马加的诗“具有人类性”。
其他少数民族诗人也都尝试着通过个体话语呈现民族话语、人类话语。“80后”诗人嘎代才让总是通过“我”的体认将个体话语与群体话语相互映衬形成互文效果，如《血缘：家族秘史》中他写道：“如果，静静的岗子上/一群人说着悄悄话的时候/我的灵魂也在期间说着同样的话。”“我”是“一群人”中的“一个”，而这“一群人”，显然是家族、民族的群体，诗人巧妙地将个人话语融于群体话语中。栗原小荻的《真相》则是通过“我”的个体作为抒情主体进行抒情和叙述，由此探寻一个悠久的民族、一块古老地域的人们的精神、心灵，进而探寻人类心灵、精神的本真和原型：“我就是我/我的词典里/体现了民族精神/最透彻的诠释/我的符号里/贯穿了人类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我就是我/我的血液里/沸腾的是生命之泉/最原始的意志/我的呼吸里/滤淀的是时空之间/最恒久的真谛。”诗人巧妙地从“我”过渡到“民族精神”，然后巧妙地提升到“人类运动”，形成了“个体话语-民族话语-人类话语”的抒情路径。何小竹的《鬼城》（组诗）亦是以个体撞击民族神话、拆解历史，是以“我”之抒情出口传达群体话语甚至人类话语，个体话语与群体话语、人类话语相互嵌合呼应，巧妙地既保持诗歌的“民族性”，又超越于民族性而具有“人类性”。倮伍拉且在《大凉山，大凉山》中试图在个体对大山之厚实、深沉的体验中提炼出一种大山的品质作为彝族精神的精魂，其实是一种特定的人类文化情结的流露：“躺下成为山脉起伏/躺下成为河流/沉沉睡眠中/有梦哗啦啦喧响/鸟鸣在空谷飞起同样的回声/树林野草以及庄稼/在风里的姿态是同样的/同样的/无论多少年已经过去。” 在个体话语、民族话语与人类话语的嵌合中，少数民族诗歌才能克服个人化写作狭隘、琐碎的弊病和为少数民族代言的自我桎梏与“井底之蛙”式的局限性，才能创作出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的诗歌文本。
二、本土文化、民族文化、
人类文化的叠映
每个人的成长都伴随着特定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人是无法剥离文化而独立存在的，诗人们的成长环境、生活环境和写作环境都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因而其创作亦会不自觉地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如何呈现本土文化、民族文化，成为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既有其独具的优势，亦无可避免地存在盲点和局限性，正如有学者曾指出：“单个主体总是拥有其视界的独一无二性，而既有对他人的视域优势，又天然带有自己的盲点和局限性。同样，由某区域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形成的文化，也会是瑕瑜共存的，而有盲点和局限性的文化也会对生活在该区域、该时代的具体的个人产生影响。”④因而，在呈现本土文化、民族文化时，诗人们必须审慎和警惕民族主义的自我桎梏。如何才能不成为一个固步自封、保守狭隘的民族保守主义者？全球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善于将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人类文化相叠映，都不仅仅限于将诗笔呈现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是让其诗歌在富有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的同时拥有深刻的人类意识。在突出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特质时，超越民族题材局限，升华到人类文化与人类精神层面，达到民族性和人类性的统一。具体而言，他们一方面在个性化的诗意言说中把民族的历史文化呈现出来，展现一个古老文明的独特风貌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凸显民族个性，寻找所属民族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们都在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个性中寻找彰显人类共性的文化特质，传达人类共同愿望的文化质素，从而既实现了对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又可以发掘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之“魂”，使之成为人类文化的瑰宝。这种文化叠映的诗歌书写路径在云南傣族诗人柏桦、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云南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重庆苗族诗人何小竹、土家族诗人冉仲景、白族诗人栗原小荻、苗族诗人彭世庄、贵州侗族诗人杨文奇、四川藏族诗人列美平措、阿来，西藏藏族诗人唯色、达娃次仁等人的诗中都有体现。如柏桦笔下：“记忆中的大黑山顶/长年不化的冰雪如同神话里遗落的/洁白草帽//山间/外婆弯腰割草的姿势/被朝晖定格/成为一种世人难以描画的/经典。”“外婆漫不经心把一串串/贮藏已久或刚刚收割的动人传说/随手扔进火塘//爆米花一样/它们哔哔叭叭说话。”（《乡村人物素描 茅草房里驼背的外婆》）诗人书写的是乡村本土文化的一个小细节，但他不露声色地滤掉了“民族”和地域标签，本来是独属于少数民族的“神话”“动人传说”经诗人生动形象的勾勒定格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细节，让外婆口里的“传说”与“神话”都超越了民族、地域界限，实现了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的叠映，也实现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升华。“最初的钟声/凄切而震凛地撞击/在黄河岸边升起的炊烟/苦难者不仅是这个民族/还有民族的灵魂和土地/死亡之血/涂抹着稻香的季节/剥落了丰腴而清纯的颜色/我们的脚/找不到一块敦厚的踏实/只好以一叶扁舟/于临水的净土之上/燃一簇希望的微火。”（远泰《背影》）、“选择冬季就是选择一种幸福/大地坚实，蓝天明澈/冬季能使高原凝固/却无法冻结一个民族炽热如火的血液”（蒋永志《高原的风》）等诗句也都是在呈现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同时超越了民族、本土的视阈局限，将少数民族的文化叠映在人类文化的长河中。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则在诗中试图发掘“彝魂”，他把诗笔掘进了故土与彝族的文化深处，在《彝人梦见的颜色》等诗中以代表彝魂的红黄黑三色文化构建了彝族文化的灵魂，《一支部落的迁徙》《彝人谈火》中“为我们的灵魂/穿上永恒的衣裳”的“火文化”、《死去的斗牛》中的“铁文化”及《猎枪》《孩子和猎人的背》等诗中的狩猎文化等都是“把彝族之魂融铸在诗之魂里”，“既是彝魂的凝聚，又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表现”⑤，正因为如此，诗人才能被赋予“彝魂”之美誉，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他不但延续着一种最古老的文明，而且使这种最古老的文明获得了现代性内涵，并以富有诗意的姿态迅速走向世界。”⑥何健则在诗中表达羌人的迁徙游历和发展演变，由此透视其民族精神的特质，如“你这尔玛人的后裔/何时从黄河之源流芳到岷江两岸/银龙盘舞的江水/拴住粗犷豪放的性格/一尾神翎响箭/钉稳游荡的脚跟”（《羌民》）发掘羌民“粗犷豪放”的精神气质，“你发现，沿江两岸/有白色之石被羌人所崇拜/任你捡起一块/或对掉或砸烂或作为一件艺术品/而我不能/被血漂白的石头会烫伤我的手甚至心/白石头里困居着我民族的骁勇与悲壮/亘古不变的岷山可以作证”（《困居在白石头中的神》）则发掘羌族人的骁勇与悲壮风骨，都是在诗中追寻与呈现羌族民族精神、气质，让其定格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四川藏族诗人蒋永志则通过审视雪域高原藏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在诗中表现藏民族的精神特质：“周而复始的只是岁月/无法挽回的是地老天荒/孤寂又有何妨/哪怕无尽的厮守长夜苍茫。”（《草地月》）表现了藏族坚韧无畏、豁达超然、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这是藏族文化的精髓，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正如哈尼族诗人代表哥布所说：“我很难想象一个离开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而取得成就的作家诗人。我很清楚，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最显在的文化特征，诗歌更是民族的灵魂，所以我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创作。”“多年来我们的诗歌一直在学习中迷失着自己，我们不屑于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都急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害怕自己的作品不像汉族作家的作品，不像先锋派作家的作品，不像外国作家的作品；很多年了，我们忽视了我们自己，忽视了艰难地支撑着自己民族存在的文化，迷失在对主流文化的盲目追随和民族生活的表层描摹中，更多的人恰恰就迷失在对三六汉语诗歌的临摹中，可惜我们不知道。所以，作诗人，我只能说，我们必须安于自己的边缘位置，努力实实在在地写点什么或做点什么，就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那样。”⑦事实上，自己民族文化的根、魂灵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全球化强调文化的多元融合，只有真正将自己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出来，以之与其他民族、地域、种族、国家的文化进行多元对话、交流，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因而，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的叠映是全球化语境下真正走向世界的有效路径。 当然，通常而言，民族书写常常陷入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感伤”中无可自拔，因而都具有一定的自我桎梏：“民族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民族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⑧克服这种民族书写的局限，让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叠映，与世界多元文化相交织、交融，才能真正与世界多元文化汇流，走向世界，不至于在全球化冲击下被湮灭、消失。
三、民族传统、现代文明、多元文化的交锋
全球化把整个世界都囊括在一个公共范围中：“隐蔽和暴露的边界都发生了变化，因为许多在以前看来是相当遥远的活动现在都展现在了一个公共范围中。”⑨因而，全世界的各种文化相互碰撞、渗透与交融，全方位地影响着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世界多元文化渗透之间的交锋，而世界多元文化主要以现代文明为主。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生态意识高涨，让更多的人反思现代文明的危机，而意识到坚守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而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远地区，对自然生态的亲近成为与生俱来的心理诉求，因而在他们的诗歌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锋更为激烈，一方面是对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与对多元文化、现代文明的警惕、抵触，审慎地应对现代文明与异族异域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一方面又是携带被多元文化、现代文明浸润的眼光对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对本土文化、民族文化的自我桎梏保持清醒的自觉自省。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锋呈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诗人内心的矛盾、纠结的艰难挣扎轨迹。
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是深植于诗人内心与诗歌血脉中的，这些文化传统常常不自觉地影响他们对现代文明、多元文化的态度，如昂族诗人艾栗木诺在《候机厅》中表达了她对现代文明的隔膜和抵制：“今天我要在黑暗里独自飞翔一次/我的这次飞行借助/一只大鸟做的乌鸦/我猜测20元的保单/就要和我的身份证号码接上暗号了/……/拥挤的大厅很静很静/我听见我的心里掉进了一根针。”诗人在诗中丝毫未提及其所属民族，更未提及任何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但作为少数民族一员的她在“候机厅”这个充满现代性的场所的出现就是民族文化存在的一个“人证”。在昂族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诗人，无论她身处什么场所，都不自觉地携带着其所属民族的文化传统，当她与“候机厅”这个现代文明的“物证”相逢所产生的不适、隔膜与抵制就是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交锋，少数民族诗人们无时无处不处在这种交锋中。普米族诗人曹翔则在《家乡的泸沽湖》中传达了他面对现代文明、文化冲击所产生的排斥和“受伤”感：“当年，家乡的泸沽湖/平静的湖面/母系大家庭温暖的日子/照耀宁静的村庄/那是真正云淡风轻的日子//如今，家乡的泸沽湖/……//当如今，家乡的泸沽湖/村庄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舅舅丢失了古老的渔网/年轻人划渡着兴奋的游客/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过客。”毛南族诗人谭亚洲也在寻找“失踪了的那个自己”，如他在《遥望彼岸》中书写的：“我翻阅往昔所有的困惑/寻找失踪了的那个自己/看到对岸悬挂着半圈彩虹/我想化为一朵白云飞去但我无法破译船和桥的秘密/‘逝者如斯夫’令我胆战心惊/风猛击我颤抖的脊梁/我呕出一颗心来，带着血滴……”这都是少数民族诗人们在面对现代文明、文化的冲击、震荡时内心的焦虑、失落与对现代文明的审慎，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文化的交锋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映证。
值得审慎的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本身存在许多缺陷、闭塞的痼疾，因而少数民族诗人需要批判性地对待自己所属民族的文化，在处理民族文化中丰富的民族神话传说、史诗、歌谣、叙事诗、抒情诗、民歌等诗歌资源与外来文化交锋时，既应保持自己的判断，又不能盲目地排斥他者。
在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更是成为了公共的财产，但如果诗人所属民族的传统文化未能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对接，便有可能被全球化趋势冲击到边缘甚至消失：“当两种文化未能对接时，某些东西就会失去。失去多少我们不能确定，因为在那些失去某些东西的人之中就有我们。”⑩ 如何让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现代文明对接，关键就是发掘民族文化传统的魂灵，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对话、交流，在交锋与对接中融入世界多元文化。
在面对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文化的交锋、冲突时，少数民族诗人中做得比较出色的无疑是吉狄马加，作为彝人的后代与代言人，他一方面自觉地、鲜明地以“彝人”的身份、角色发声，深掘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魂，一方面又对全球化语境下彝族文化遭受多种文化冲突的状态产生“灵魂阵痛”：“我写诗，是因为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反差中，我们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我们的父辈常常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惘中。”？？？吉狄马加时时处在这种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交锋与反差中，内心陷入迷惘，产生激烈震荡，如他在《反差》一诗中曾写道：
我看见一堵墙在阳光下古老/所有的谚语被埋进了酒中/我看见当音乐的节奏爬满羊皮/一个歌手用他飘忽着火焰的舌尖/寻找超现实的土壤/我不在这里，因为还有另一个我/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诗人在诗中的“我”并非单一的抒情主体自己，而是有两个“我”，一个是古老的彝族文化传统的代言人，一个是承受着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冲突、反差的“我”，呈现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激烈冲突、交锋下诗人复杂的内心状态。面对彝族传统文化遭到现代文明的侵蚀，吉狄马加一方面表现了深深的忧虑，正如他曾坦承的：“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瞬息即逝的时间，我清楚地意识到，彝人的文化正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我担心有一天我们的传统将离我们而远去，我们固有的对价值的判断，也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在《追念》《一支迁徙的部落》《守望毕摩》《失去的传统》《毕摩的声音》等诗中都传达了他的忧虑，甚至在《失落的火镰》《太阳》《史诗和人》等诗中深入发掘彝族文化精髓，试图寻找文化救赎之路。但另一方面他并不一味沉迷于彝族的传统文化，而是保持着对长期处于封闭与凝滞状态下的落后文化传统的批判与反思，如他对古老民族的一些野蛮残酷习俗的反思，在《达基沙洛故乡》一诗中他对彝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血腥、野蛮进行了暴露与反思：“我承认一切痛苦来自那里/我承认一切悲哀来自那里。”因为那里有“不幸的传说”，曾经“血腥的械斗就发生在那里”，“我十二岁的叔叔曾被亲人送去抵命”。《故乡的火葬地》《回忆的歌谣》等诗中都呈现了诗人对彝族传统文化的清醒反思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