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莫言和陈忠实同为以乡土为创作背景的重要作家，二者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形态各异的经典农村女性形象。由女性形象的异同性可以反映出两位作家在女性观念中认知的异同性。本文将在比较视域下，对莫言陈忠实小说展现出的女性观念进行梳理，并探讨其观念和女性创作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莫言；陈忠实；女性观念；创作成因
莫言陈忠实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具有极高的地位，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作为其文学风格的独特标志，虽样态不一，但都颇有个性。总体来看，陈忠实笔下的关中女性贤淑、温柔、隐忍，多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出现；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的女人们大胆热烈、野性十足、她们自主追求欲望和爱情，充满生命的张力。由此看出，二者女性观念的异同性造就了女性形象身上的意识形态、身体表现、外在气质等方面。同时二者形成的独特女性观念是在外在客观和内在主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今将就两位作家小说中女性观念的几个重要方面加以论述，并追本溯源就其女性形象及观念的成因加以探讨。
通过对一系列小说的梳理及比较，二者女性观念的异同性大致体现了三个方面：
第一，两位作家在女性观念中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两位作家对传统文化中的畸形审美观“三寸金莲”寄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红高梁家族》、《檀香刑》三位女主人公鲁璇儿、孙眉娘、戴凤莲都受到裹脚风气的影响。鲁璇儿和戴凤莲凭着一双小脚成为高密东北乡的美女，一双小脚成为她们骄傲的资本，可也成为她们悲剧命运的开端。孙眉娘有着花容月貌，却因为自己的大脚而委屈嫁给不爱的屠户小甲，不仅如此她还陷入到没有小脚的痛苦境地。陈忠实的《白鹿原》中仙草给白灵裹脚，将“一双丑大脚，嫁给要饭的也不要！”奉为圭臬。无论莫言笔下的上官鲁氏、戴凤莲、孙眉娘还是陈忠实小说的仙草，她们无一例外的认同这种畸形的审美要求，并且痴迷于其中，丝毫不觉其危害性。莫言和陈忠实还对传统的生育观发出了控诉。通过塑造母亲上官鲁氏和孝义媳妇揭示传统生育观对女性伤害，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寿喜不能生育，而无辜的上官鲁氏却遭受到了婆婆上官吕氏和丈夫上官寿喜的辱骂和毒打，直到上官鲁氏生下了上官金童，才一跃成女主人。《檀香刑》中孙媚娘怀了钱丁的孩子，只有生男孩，孩子才能得到照料。陈忠实的《白鹿原》当仙草生下头生儿子时，享受的是婆婆白氏无微不至的服侍。莫言和陈忠实通过展现这些农村女性的悲苦命运，表达了对传统文化对女性迫害的极度不满。但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中，莫言和陈忠实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封建文化对女性的要求，他们自身带着一定的男权主义塑造女性形象，这种女性形象具有“男性化”的性质。
第二，两位作家在女性观念中的欲望观上呈现了两种的形态。莫言的小说中有大量的性爱场景，莫言站在女性自身的情感体验上，把被压抑的本能释放出来，寄予她们在欲望方面的自由表达。如《红高梁家族》中描写戴凤莲与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时，戴凤莲感受到是快乐，以至于激动的最后晕了去。这些大胆而奔放的描写体现了原始欲望的张力。莫言并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判这些女性违背伦理道德，而是说到“我写的性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陈忠实的小说中也不乏赤裸裸的性爱描写。但他笔下女性的性爱描写仍然受到道德规范的限制，是不自由的。女性一旦超过这个规范，则会被认为是“荡妇”，受到社会的排斥并要接受惩罚，这种性爱关系并不是单纯而自由的。《白鹿原》中的负面女性田小娥先后与黑娃、鹿子霖、白孝文有染。田小娥与黑娃的性爱是出于欲望本能的驱使，而之后田小娥沦为鹿子霖和白孝文的性爱工具，陷入了非自主的状态。田小娥与黑娃来到白鹿原，她不仅没有得到白嘉轩的认可，而且成为了村人口中的“荡妇”。最后田小娥惨死在鹿三的手中，连她的灵魂也要囚禁在镇妖塔中。从莫言陈忠实小说的女性同为追求人性本能，却遭受到不同的结局。这体现了两种欲望观念的不同，莫言在对待女性欲望时，开放、直接展现并站在原始生命的角度评价性爱，而陈忠实则保守、内敛、含蓄，始终站在传统道德观上进行批判。
第三，两位作家在女性观念中的身体意识上分道扬镳。“身体书写的内容不仅包括人们通常在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作家对身体形象、身体经验、身体认识等有直接与身体相关的书写，还应包括身体在文学中更为抽象也更为本质的存在方式的书写”，二者女性身体表现有着极大的反差，莫言小说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加注重对女性身体部位的展示，其中对乳房的描写最为突出，如莫言小说《金发婴儿》紫荆“藕色的褂子下像藏着两个浑圆的馒头”《球状闪电》中毛艳“她的线条优美的身体在水面上起伏，湖水忽而漫过她高耸的胸脯，忽而有把胸脯露出来。”即体现莫言注重以女性身体特征代表女性，也暗含他崇尚女性的生殖美。陈忠实对女性的塑造则体现在女性整体外貌，笼统的概括，极少具体描写女性的身体特征。《康家小院》中康玉贤的形象“散乱的两绺鬓发垂吊在耳边，新挽起的发鬓上，插着一支绿色的发针，做姑娘时被头发覆盖的脖颈白皙而细腻。”《四妹子》中的四妹子也是只是略微描写了她的眼睛和鼻子来展现四妹子的秀美。陈忠实更加注重女性通过言谈举止表现的内在美。莫言和陈忠实通过身体表现女性形象的方式截然不同，莫言通过对女性身体的阐发来体现女性的率性、豪爽的性格。由外在的身体形态体现内在的气质、性格；而陈忠实则由女性身体营造笼统的意象美，由内在的气质来决定外在的身体特征。二者对身体意识的认识上分道扬镳，然而这种巨大的反差并无优劣之分，都体现了各自的形象塑造方式和对女性的理解，表达了对女性的尊重。
社会生活可体现为地域文化、童年经验、生命体验、作家人格这几个方面，莫言和陈忠实女性创作来源也将从这四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地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影响。地域文化“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系统。”地域文化对作家的观念的形成是潜移默化的。从女性观念和女性形象的共性来看，都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有着思想保守，依附男性生存的女性。如莫言《生死疲劳》中的白杏儿，《球状闪电》的蛐蛐的妻子，以及陈忠实《白鹿原》中的仙草、白氏、鹿贺氏、白冷氏、鹿冷氏，《蓝袍先生》中的淑娥《康家小院》中的康玉贤等一大批女性。她们在行为上绝对服从丈夫，在思想上秉承着“母凭子贵”的生育观念，在家庭中承担着“相夫教子”的重任。两者笔下此类女性形象极为相似，都可以追溯到地域文化，莫言的家乡地处偏远属于“乡村的传统文化深深根植于农民中间，并为强烈地信仰和维持着。”的村庄。男性主宰社会作为统治社会的主导力量已经成为共识。陈忠实的家乡处于关中地区，这里地处内陆，人们的性格敦厚保守，并且关中地区长期是帝都所在地，宗法牢固森严。从其差异性来说，莫言小说中女性极力追求自由自主，她们豪爽，有勇有谋，放荡不羁。这一点与陈忠实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而后观念形成鲜明对比，这是由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的独特文化环境造就的，高密地处偏僻，正好受理学观念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影响相对较少，在这里浪漫的齐文化盛行。而齐文化正是以“广收采汇、融会贯通、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为特征”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性格是豪爽的，是自由奔放，不受羁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