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鹿传霖；瞻对；藏务；清末
【摘 要】瞻对位于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向为川省门户，同治年间，川藏会剿瞻对土司工布朗结后赏归西藏地方政府，成为西藏地方政府在四川境内的一块“飞地”。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鹿传霖接掌四川总督，他在任上极力经营筹划，尝试收复瞻对、在川边藏区实行改土归流，但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现收藏于河北博物院的鹿传霖《筹办藏务收复瞻对事略》文稿，对此事做了详细记述。
河北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清末军机大臣鹿传霖的珍贵文物，是一篇对他在四川总督任上筹办藏务、收复瞻对一事详细记述的文字，题为《筹办藏务收复瞻对事略》（后文简称《事略》），于上世纪60年代征集自他的家乡河北省定兴县。该件为纸质，折页装，共16页，页高20.8厘米，总长201.6厘米，基本保存完好，只折叠处及边缘有磨损（图
一、二）。现依据相关史料考述如下。
一、录 文
筹办藏务收复瞻对事略
案瞻对本四川土司，向分上、中、下三瞻，中瞻较强，遂并有上、下两瞻之地，渐且侵扰附近各土司。道光末年，土司工布朗结父子滋事，川督琦善派兵往剿，该土酋扼险拒守，师久无功，敷衍了事，用是日益鸱张。迨同治初年，川匪蓝逆作乱，该土酋乘隙出扰，致阻入藏茶商之路。藏番恃茶为命，达赖情急，屡请驻藏大臣代奏助剿，得旨川藏会剿。署川督崇实派道员史致康率师往，至打箭炉畏缩不前，而藏兵需茶甚亟，故人人思奋，借得廓尔喀快炮攻瞻，遂克瞻巢，土酋遁去。史道闻藏已克瞻，始进兵至瞻，藏番据地不还，声称耗兵费甚巨，求赏始退地。维时骆文忠甫莅任，寇张饷绌，藏始索兵费三十万，弗许，减至十六万，亦不许。史道不能还军复命，遂请将三瞻赏给藏番。骆公即据以入告，奉准饬达赖派番官管理，此瞻对隶藏之由来也。
瞻对距藏将四千里，而距打箭炉仅四百里，自隶藏后，番官苛虐瞻民，凡所产茸麝皮张皆十取其七八，且责每岁纳赤金若干，而其献于达赖者十不及二三。又时派民兵侵扰，各土司、瞻民怨忿日深，光绪十五年遂聚众驱逐番官。适值藏使长庚入藏，两造均赴诉，长庚察悉情形，曾有收回瞻地之议。而川督刘秉璋不以为然，惟委员查办，两斥其非，番官、瞻民均重谴。达赖遂改派对堆夺吉为番官，并添一堪布，增兵数百，而瞻民愈受荼毒，且恃强威胁各土司为之纳贡当差。各土司诉于打箭炉，同知禀报川督，惟咨藏使，空言诘责而已。各土司见汉官不为管理，遂群焉赴瞻纳贡当差。该番官势益骄横，又与明正土司构衅称兵，连年不解。明正者，众土司之领袖，向驻打箭炉城者也。前川督刘于此案并未派员查办，仍空文咨藏。传霖履任后，番官复与明正互斗，因一面咨藏诘责，一面委员往办。适新藏使讷钦入藏，瞻番忽敛兵归巢，犹以为稍知畏惧，后探知因瞻民又将内哄，故回军镇压也。藏使奎焕准咨诘问，达赖强词抗饰，奎无如何，乃奏参番官革换。奉旨饬换，而达赖延抗，不遵撤换。时有章谷、朱窝土司争袭之案，朱窝贿诉于瞻，番官竟敢派头目仔仲带兵至章谷，声言来断争袭案。传霖正派委知府罗以礼往办此案，亦至章谷，向之开导不遵，旋因扎卡番兵与官兵互斗，仔仲胆敢于寨墙伏枪，伤毙官兵，叛逆已著。罗以礼一面攻剿，一面禀报。先是钦奉寄谕，以藏事日棘，印藏界务藏番梗命，逾限已五年，英历催迫，今廓尔喀又将与藏构兵，饬速委员前往和解，妥筹办理。当将瞻对得失关系川藏安危，拟设法收回瞻地，以固藩篱详细奏陈。时李文正在枢主持，得旨允准。旋有甘回败窜川藏之信，因奏派周提督万顺酌带四营前往防回，就近规取瞻对。今者番官犯顺，师出有名，遂一面饬罗以礼击走仔仲，一面饬周万顺进规三瞻。瞻民久苦藏番苛政，闻官兵至，大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象，故能直入险阻，径抵瞻巢，毁其坚碉，不数月而降服，尽收三瞻之地，另派文员张继驻扎抚绥，筹办善后。此收复三瞻之情形也。
当我军击走仔仲、进兵入瞻时，达赖闻之惧，始请撤换番官。讷使钦据以代奏，咨行到川，传霖急电请瞻对收回内属，免派番官，并责达赖纵容延抗之罪。电旨不允责斥达赖，而许缓派番官，讵意讷钦奏到，仍照派矣。传霖电请收回成命，不许。时李文正已疾笃，未几告终，常熟当国，不以为然，故朝旨先后两歧。传霖仍坚持必办，新派番官未奉谕旨，已先由藏启行，至半途，瞻地已收复。传霖又派员阻使回藏，新番官遂住察木多，徘徊不敢进，亦不肯退。三瞻既克，而朝旨以允派番官，仍欲以瞻归藏，传霖屡疏详陈情形，恐失瞻民之心而贻无穷之患。因有旨留营驻瞻，镇静弹压，饬派妥员赴藏，宣示给赏收地，必得达赖心服，始肯收回，并令与新藏使文海会商长策。先是文海惮于入藏，迟久始至打箭炉，彼时正攻瞻巢，文海遽奏称瞻事万难成功，道阻不能入藏。实则藏路并未阻滞，瞻对在旁，亦非正路，遂有电旨诘责。幸瞻巢已于降旨前攻克，传霖据实陈奏，而给赏收地之议出自文海，遂与会同复奏。而朝旨仍不明降，宣示必令派员开导达赖，取其输服确据，始肯收回。而达赖顽梗异常，瞻民望设汉官之心甚切，新番官未奉明旨撤回，亦怀观望。于是接办德格土司之案，以期镇摄藏番，使之就范。
盖德格为川边外土司之最，其地广袤千余里，北接青海，西抵察木多，据金沙江上游，为茶商入藏北路，由藏至瞻必经德格境。其土司娶藏女为妻，夫妇不睦，其头目有党于其妻者，该土司欲严治之，其头目遂勾结瞻对番官，率兵至德格，通于土妇，贬土司于梭磨村，而立土妇奸生之子为土司，实则土妇为政，附从番官矣。瞻巢既克，该土司遣人控诉于委员张继，土妇头人亦惧而来谒张继，以探消息。张继各安抚之，禀请查办。遂命酌带勇营前往，旋将土司、土妇及其两子先后诱拴，解送至省发讯，一面清查其土地、人民、赋税。原拟断结此案，即仿金川五屯办法，改土司为屯守备，仍遣归管理其土民，而添设汉官以辖之，即可与三瞻、打箭炉联为一猓全归内属，藏番虽欲再据三瞻，而出入为我所制，必愿受赏还瞻，新瞻官久住察木多观望，一闻德格改屯内附，即折回藏，其情可见矣。
乃瞻对收复，德格勘定，而将军恭寿、藏使文海挟私妄奏。前者屡次疏陈力争，本与常熟政府抵牾，今遂借恭文之奏，竟请旨解任，即以恭寿兼署川督，遂尽翻前案，瞻对仍赏藏番，德格亦复土司，前功尽弃。达赖愈形骄抗，不遵画界，英必怒而取藏，则瞻地亦归英有。川界本在察木多千数百里之遥，瞻对则逼近打箭炉仅四百里，川省门户全失矣。当光绪十四五年间印藏构兵时，藏使升泰设法和解，英始退兵议画界。而英人所指之地，越过乾隆五十九年旧鄂博界址，总署昧于地图，冒然许之，藏番不服梗议，屡展限期，已逾五年之久，英屡催问，至今延宕未画。当英兵攻藏时，俄派数十人游历至后藏，番官往迎俄人，彼此订交，各有馈赠。然语言、文字皆不通，俄因留三函与藏，约以后如英攻藏危急，即将此三函先后送至俄界某处，即可电达，必派兵赴援。定约而去，秘不令人知。乃后藏班禅与达赖不睦，而暗附于英，遂将藏俄秘约泄之于英，闻于藏使，升泰派员查问，追出此三函交案，曾经奏闻。当时未即销毁，未几升泰病殁，藏番贿司案者，仍将三函购去。此俄通藏之原委也。其实俄界距藏将万里，信息万难遽达，后藏班禅必且梗之，况英之印度逼近藏界，举足即至，何能待俄援，特藏番为俄所愚耳。当英与藏议和画界时，印督曾向藏使委员嵇志文明言，英今取藏，唾手可得，所以不取而允和者，实以藏为中国属地，万国皆知，而俄欲由藏以图印度，取建瓴之势，英决不能不先取藏以御之。若俄英构兵，则战争将无已时，故留藏相隔，暂保平安之局，中国宜及时整顿藏番，无使梗命，尚可相安，否则英必取藏矣。乃藏番连年抗不画界，而达赖并不遵照向章，先朝山而后奏请坐床，公然自行管事。藏使奎焕即为奏准，遂致愈形顽抗，即参革瞻对番官，复敢不遵撤换，藏使威令不行。故英藏画界始终抗延，且达赖未朝山而管事，公然淫乱，以致藏番僧俗不服，皆离心离德。藏中向倚三大寺为重，达赖为僧出于赉布绷寺，惟此寺尚附之；色拉寺为蒙古王公后裔，心向中国，尚持正论；噶勒丹寺较小，则依违其间。此次达赖因瞻对之案，集众会议，强词夺理，色拉寺大斥其非而罢。又察木多呼图克图亦不守清规，亦为其僧俗所不服，有附川之意，其番官仓储巴调停安抚，暂时无事。呼图克图藉遵达赖之调，避入藏中，机会大有可乘，若瞻、德办妥，渐及于察木多，再修展电线以达藏，消息灵通，藏使威权可复其旧，令出惟行，使达赖仍旧诵经礼佛，不准干预公事，则画界指日可定，川藏联为一气，西南半壁必可巩固。况英由藏界南之阿萨密野番地方修铁路直达缅甸，其横经之处距滇川界之阿墩子仅二三百里，不早为计，全藏属英，蜀必危亡，大局不可问矣。
二、收复瞻对之由来
《事略》全文约3000字，详细记述了鹿传霖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至二十三年（1897）九月任四川总督期间，处置收复瞻对一事的举措及其前因后果。从语气及行文看，此文应为鹿传霖本人所撰，但非其本人的笔迹，由整洁的卷面及工整的馆阁体推测，此篇文字应是由其幕僚誊写以作为存档所用的。此件发现于鹿氏的原籍，无疑是从其存留于祖宅的私人文件中流散出来的。
瞻对，即今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其地位于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雅砻江自北向南纵贯全境，为雅砻江中游的高山峡谷地带。瞻对为其古称，人口以藏族为主，明朝时即授印归附中央朝廷。清朝入关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多采用羁縻政策，即向土司颁发印信，土司每年向清政府纳贡，并轮流分批进京觐见，以保证其恭顺不叛。但这套羁縻政策在瞻对地区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环蜀边外皆土司也，……地最险人最强者曰瞻对”[1]，该地区虽归附于清中央政府，但由于部族林立，民俗尚武，土司间经常相互仇杀，争夺地盘，土司还常常纵容以抢劫过客行旅财物为生的“夹坝”存在。瞻对地处川藏南北两路之间，是内地通藏的交通要道，“夹坝”居于山间丛林之中，肆意抢掠，甚至公然抢劫清政府驻防台站兵丁的银两、行李、驮马等物资，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宁及商旅通行，致使通藏大道受到严重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调兵进行武力征讨。雍正七年至九年（1729―1731），清政府首次用兵瞻对，调集汉藏官兵万余名，攻入其境，剿抚兼施，暂时安定了局面[2]。但清军撤回不久，瞻对土司又故态复萌，更甚于前，乾隆十年（1745），清政府再次派兵对其征剿，历时一年之久始告平定[3，4]。此战后，乾隆皇帝允准了川陕总督庆复奏陈的办理瞻对善后事宜各款，主要内容是将瞻对划疆分界，清理户口，另设土职管束等[5]。由此形成了上瞻、中瞻、下瞻的格局，故称“三瞻”。
《事略》追述瞻对隶藏的历史原因，系因“工布朗结父子滋事”（引自河北博物院所藏《筹办藏务收复瞻对事略》，以下凡引自此文处均不再另行加注）而起。道光年间，中瞻土司工布朗结之父罗布七力因反清被杀，辖地被分给上、下瞻对土司，家道中落，工布朗结衔“杀父夺产”之恨，随母隐匿异乡。道光二十八年（1848）秋，借天灾人祸之机，工布朗结召集起200多名无以为生的农奴，攻打各处土司官寨，并控制了整个瞻对地区。此后，周边土司及清军先后派兵围剿工布朗结，但“征讨经年，丧师靡饷，迄无成功”[1]，而工布朗结则率队伍先后攻占了炉霍、甘孜、德格、理塘等地，占领了金沙江以东的大片康巴地区，进入全盛时期。由于工布朗结与清政府的对峙“致梗蜀藏茶商运道”[1]，西藏地方政府及达赖“屡请驻藏大臣代奏助剿”，但清政府直到剿灭太平天国之后，才腾出手来解决瞻对的问题，于同治四年（1865）下旨川藏会剿。西藏地方军队“因需茶孔急，人皆奋迅，且由藏入瞻为建瓴势，遂驰兵先至”[1]，首先攻下了工布朗结所踞的波日寨，历经三朝、延续17年的工布朗结起事方告结束。此役名为川藏会剿，但清军逡巡不进，藏军率先攻入瞻对，据有其地，遂以耗费兵饷甚巨为由，恃功索要巨额兵费，始允交回土地。“维时蜀正匪扰饷匮”[1]，无力支付，清廷只好照准四川总督骆秉章转据道员史致康之所请，降旨将瞻对赏归西藏地方政府，“三瞻均归达赖管理”[6]，由达赖派遣僧俗藏官至瞻对进行管理，“此瞻对拨归藏辖之原委也”[7]。
“瞻距藏将四千里，而距打箭炉仅四百里”，当时由清政府册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驻拉萨，以今天道路之通畅便利，从新龙县至拉萨的公路交通尚有1600多公里，而以当时川藏之间马驮肩扛行走于高山峡谷之间的交通往来，四千里无疑是一个极为遥远艰险的行程。打箭炉即今之康定市，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州政府驻地，清代于此设打箭炉厅，作为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设置流官管理，辖制周边大大小小数百个土司，瞻对各土司亦隶之。瞻对隶藏后，不只距藏甚远，且插入内属土司之中，成为西藏地方政府在四川境内的一块“飞地”，“自此边境遂无宁岁” [1]。
三、鹿传霖的处置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四川总督刘秉璋因被清廷认为处理重庆教案不力，罢官归里，鹿传霖由陕西巡抚任上接掌四川总督。此时瞻对隶藏已30年，土司、瞻民与藏官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一方面“藏俗驭民最苛，藏官治瞻尤虐”[1]，瞻民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四邻土司皆被瞻地藏官恃强威胁，向之纳贡，交纳守碉费，土地亦渐为侵越，“以致附近土司畏其势力，亦阴附之，此诚边境之大忧”[7]。光绪十五年（1889），瞻民曾经“逐其藏官，乞归内属”[1]，当时的四川总督却“不为主持，致诛瞻民之首祸者数人，藏官虽亦伏罪，仍由藏别遣番官来，且添派藏兵八百、堪布一人助守，其虐更甚于前”[1]。鹿传霖督蜀后，访悉情形，知瞻地为全蜀门户，且瞻民久思内附，故拟“设法收回其地，以固吾圉”[1]。
其举措首先是借瞻对藏官插手章谷、朱窝土司争袭之事，用武力收复三瞻，并在章谷、朱窝两土司辖地实行改土归流。土司即土官，为历代封建王朝在“以土官治土人”的民族政策下，分封给地方头目的世袭官职。章谷、朱窝均为打箭炉厅所属的土司。光绪十八年（1892），章谷土司病故无子，其兼祧子麻书土司袭位，而麻书土司之妻为朱窝土司之女，因翁婿不和，其妻即将章谷土司的印信、号纸等私自携回朱窝不还。经打箭炉厅官员屡次催交，前任川督刘秉璋“将朱窝土司摘去顶戴，勒限清交”[7]，而朱窝土司却往投瞻对藏官，“恃瞻对为护符，日久藐抗”[7]。鹿传霖到任后，“迭次勒限严催，仍复抗玩如故”[7]，于是“檄知府罗以礼、知县穆秉文往谕，以提督周万顺统防边各军进驻打箭炉”[8]，一面晓之以理，一面派驻重兵，以就近查看瞻对情形，观衅而动，并徐图收回瞻对土地，仍归内属。讵朱窝土司不听开导，调集兵力，并得到瞻对藏官的添兵相助，越界占领章谷土司官寨，勒令其出具投瞻字据，且枪伤清军官兵，“先开兵衅”[9]。面对这种局面，鹿传霖认为“乘此声罪致讨，理直气壮，机不可失”[1]，遂连续向朝廷上奏折，“将瞻对得失关系川藏安危，拟设法收回瞻地，以固藩篱详细奏陈”，并得到“如瞻对有机可乘，即行进抚土民，收回该地，以固川省门户”[7]的上谕。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间，鹿传霖调集清军营勇及周边土司的兵力，“檄兵深入险阻，不及三月，克定全瞻”[1]。随之鹿传霖派委官员入瞻，清查户口，安抚地方，体察情形，对改土归流的各项善后事宜均开始次第兴办。后因没有得到朝廷的允准，又以“此系川省自办之事，与瞻对之尚待筹商者不同”，在章谷、朱窝两土司辖地“查明户口赋税，议定改流，各派屯员管理，……以安民心而杜后患”[9]。 其次，向清廷中枢建言，阐明将瞻对收归内属的理由和有利时机。瞻对克复前后，鹿传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多次详细追述瞻对隶藏的过程和原因，认为“瞻对本系川属，从前赏给达赖，原一时权宜之计”[10]，而瞻对隶藏后的现状则为“民情本极犷悍，一自改隶西藏，历任番官无不恃其地险兵强，罔知法度，频年苛虐瞻民，并威胁附近各土司降附殆遍，边患日深，已成尾大不掉之势”[9]，而周边的土司及瞻民“纷然归心向化，坚求内附”[11]，此时正是收回瞻对的最佳时机。况瞻对为川省之门户，“瞻对今日之得失，实关川省之安危”[10]，力陈借此次武力收复三瞻之机，将瞻对收归川属，改设汉官管理。他还条陈善后之策，即为“保川图藏”计，先将瞻对收归川属，然后在瞻对、朱窝及章谷三处实行改土归流，进而“次第推行，经营里塘、巴塘、德尔格忒一带地方”[11]，并开荒修路，逐渐整顿，直至川藏交界地区为止，以形成统一的力量，“西援西藏，以抗英俄，东固藩篱，以保川蜀”[12]。
由于瞻对尚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收归内属，首先就涉及到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及达赖的关系，以及如何与之进行沟通交涉，同时还要有对西藏形势及西藏地方政府动态的预判。当时西藏的周边形势是英俄交窥，各怀鬼胎。英国以英属印度为基地，不断向北扩张，于光绪十四年（1888）发动了第一次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廷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打开了西藏的门户。沙皇俄国则奉行南下扩张政策，意图自新疆南下，染指西藏。一方面派出多支所谓探险队到西藏各处活动，另一方面利用西藏的抗英情绪，从政治上诱惑拉拢达赖，取得了其的信任。清廷在给鹿传霖的电旨中，多次表达了对此局面的顾虑，“瞻对之事干涉达赖，恐掣动藏中大局”[10]，“设因一隅内属而全藏动摇”[11]，促使达赖因此生衅外向。鹿传霖则在电奏稿及奏折中，详细分析了西藏的形势：“自英人窥伺藏地，早存吞并蚕食之心，势已岌岌可危”[7]，而西藏地方政府及达赖“素嫉英人，……俄人从而生心，暗勾藏番，许以有事救护，藏番遂恃俄为外援”[7]，但是“俄之距藏远隔万里，夏秋水潦不能通行”[11]，且必道经后藏，后藏班禅因素与达赖不睦而附于英，必泄其事，此达赖遽难通俄之实情也，认为“如其能速，不待我驱之，早已外向矣，固无关瞻对之予夺也”[11]。“值此时艰，设西藏有事，瞻对之地不问而即属他人，川省且无门户可守，危亡可立而待”[7]。而如果趁瞻对此次内叛之事，乘机收回瞻对，同时以理折服达赖，“再略加以赏需，彼亦无词”[7]。鹿传霖认为若收回瞻对，则会对西藏地方政府和达赖有所震慑，清廷驻藏大臣也不会总受制于达赖，“且英俄交窥藏地，隐而未发，我若力足制藏，……藏或可保暂安”。对于收回瞻对，鹿传霖自谓为“披沥血忱，不避斧钺”[10]，甚至表明“如其藉口生衅，臣愿身任其事”[10]的态度，以促使清廷早下收回瞻对的决心。
再次，借办理德格土司之案，强力推行改土归流，在关外形成重镇，以绝西藏地方政府继续占有瞻对之念。“德格土司为川边外土司之最，其地广袤千余里，……为茶商入藏北路，由藏至瞻必经德格境。”此前，德格土司因娶西藏女子为妻，夫妻不睦，其妻勾结瞻对藏官，废德格土司而立自己的儿子为土司，并依附于瞻对藏官。听闻清军克复瞻对，德格土司前往瞻对善后委员张继处呈诉，请将悍妻逆子尽法惩办，自己情愿乞退，献地归诚。其妻亦前往打探消息。鹿髁厝衔“若收抚其地，添设汉官以镇之，则威令行于藏中”[1]，于是张继将德格老土司护送到省安置，其妻及小土司羁押解送至省发讯，鹿传霖则上奏请旨，“即仿金川五屯办法，改土司为屯守备，仍遣归管理其土民，而添设汉官以辖之，即可与三瞻、打箭炉联为一气，全归内属”。如此一来，西藏地方政府虽欲继续占有瞻对，“而出入为我所制，必愿受赏还瞻”。因德格土司之辖地界连西藏，其地荒凉平坦，鹿传霖还计划由此架设电话线通达拉萨，以灵通边报，更好地管控西藏地区。
四、功败垂成及其原因
鹿传霖在四川总督任上，为收复瞻对而极力经营筹划，一方面以武力攻下西藏地方政府治下的瞻对，并果断处置德格土司之案，另一方面又据理力争，向朝廷“剀切疏陈，书数十上”[1]，可谓是殚精竭虑，必欲促成其事。无如“政府意见不一”[1]，案悬难决，又有同僚“交章密奏，极尽诋毁”[12]，达赖也疏诉于朝，恳请赏还瞻对，最后鹿传霖苦心筹划收复瞻对的结果则是“内外交潜，余奉诏解任，前案全翻，成功尽弃”[1]。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鹿传霖奉旨“开缺来京”，随后他又以旧症复发，请假回籍调养，结束了两年半的四川总督任期及收复瞻对的尝试。
对于收复瞻对的功败垂成，鹿传霖无疑是耿耿于怀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爰以前后疏稿付梓，略述事之颠末”[1]，将筹办收复瞻对期间与朝廷往来的电旨、电奏以及疏稿等编为《筹瞻奏稿》三卷印行，“敢以质诸识微见远之君子”[1]。此件发现于其原籍的《事略》文稿，笔者原以为是为《筹瞻奏稿》所写的文字，但与其自序对比后发现，虽然记叙内容、顺序大体相同，但《事略》的文字更多，叙述更为详尽，语气也较为强硬。由此推测，《事略》可能写于他解任后闲居故里之时，既是为了记录下其筹办收复瞻对的全过程，也可借以一抒胸中郁气。就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材料，尚没有关于此篇文字的记述，估计是仅存于鹿传霖私档中的文字。《事略》的写作早于《筹瞻奏稿》之成书，而《筹瞻奏稿》前1200字的自序，很可能是在《事略》文字的基础上提炼润色而成的。
分析鹿传霖收复瞻对功败垂成的原因，最直接的原因是失去了来自朝廷中枢的支持，同时受到意见相左同僚的诋毁中伤。当鹿传霖开始着手办理收复瞻对事宜时，朝中主持大局的是李鸿藻（1820―1897）。他是晚清主战派重臣之一，还是鹿传霖的河北同乡，在处理朝政中，对鹿传霖收复瞻对、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的举措给予了有力的回应和相应的支持。然而，在鹿传霖武力收复瞻对、布局善后之时，李鸿藻却“大星遽陨”[1]，使鹿传霖失去了来自朝廷中枢的最有力的支持。随后主持朝政的是翁同■，他尽改原来的思路及对策，从而使收复瞻对之事前案全翻，半途而废。此前，由于藏属瞻对与明正土司越界构兵，经鹿传霖及驻藏大臣先后奏请，奉旨将驻瞻对的僧俗藏官撤换，西藏地方政府先是抗顽不遵，待克复瞻对战事已起，始请撤换藏官，并得到清廷的照准。鹿传霖认为若瞻对收回内属，自不必再由藏官管理，于是“电请收回成命”，且在奏折中屡次力请免派藏官，以免给收复瞻对遗下后患。岂知迭次奉到朝廷不允准的训示，并因此与翁同■产生抵牾，结下芥蒂。 所谓与鹿传霖意见相左的同僚，即成都将军恭寿及驻藏大臣文海，均为清廷管理川藏事务的重要官员。成都将军设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主要管理整个川边的藏族地区，除统帅蜀地八旗、节制川省绿营外，还有统治地方的行政权力，“凡番地大小事务，俱一禀将军，一禀总督，酌商妥办”[3]。但由于职权不清，清末的成都将军与四川总督之间往往产生诸多矛盾，并相互攻讦。驻藏大臣是清廷派驻西藏的行政长官，雍正五年（1727）始置，主要代表清中央政府会同达赖监理西藏地方事务，如高级僧俗官员的任免、财政收支的稽核、涉外事务的处理等。由于“同官之意见未融，竟以谣传已甚之词，成都将军臣恭寿倡于前，驻藏大臣文海和于后”[11]。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成都将军恭寿密奏称，德格土司改土归流一事，鹿传霖事前并未与其商办，却“径行列衔具奏”，请“嗣后边务事件，无庸会列衔名，径由督臣具奏”。又称“该督不察虚实，即饬委员张继率师往取其地”，并诱获土司全家，现闻张继在德格被围，“边民之未必心服，亦可想见”[11]。驻藏大臣文海曾为收复瞻对出谋划策，首先提出以酌赏银两的方法换取达赖同意将瞻对收归川属，并分析西藏的形势，认为收回瞻对不会激怒达赖，使其外向而附于英俄，“亦有达赖不致滋事之奏”[11]。但由于文海“惮于入藏”[11]，已在四川逗留经年，为了达到迁延时日的目的，对鹿传霖处理德格土司之事，密奏称会引起周边土司滋事，大有后患。于是“廷议中变”[8]，翁同■借恭寿及文海奏参鹿传霖之机，尽翻前案，电旨令鹿传霖释放德格土司全家，仍旧管辖其地，毋庸改流设官，瞻对仍交西藏管理，同时解除了鹿传霖的四川总督之职，而整个川边藏区的态势也仍复其旧了。
鹿传霖在四川总督任上所做的这一次收复瞻对、在川边藏区实行改土归流的尝试，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为巩固边陲、抵御外侮、维护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是有史可鉴的。“其实，川边藏区的改土归流，并非鹿传霖的创造，而是始于明朝，延续及清，时断时续。至于通观全局，为抗英俄、弥后患的大规模改土归流，鹿传霖实为首创人。”[12]他的主张和尝试无疑是后人有益的借鉴，15年之后的宣统三年（1911），四川总督赵尔丰重又奏请“收瞻入川”，并得到清廷的允剩将瞻对各土司归并，设县管理，完成了鹿传霖收复瞻对、改土归流的心愿。河北博物院收藏的《事略》文稿，是鹿传霖对此事始末及本人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出于其维护清朝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及受历史的局限，在文字中多有对川边及西藏少数民族的贬损之词，但他深谋远虑、守土安疆之情愫亦跃然纸上。作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事略》对于研究鹿传霖其人以及清末的边疆民族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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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鹿传霖.筹瞻奏稿：自序[M]//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二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2]清世宗实录：卷108：雍正九年七月初八日[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清高宗实录：卷268：乾隆十一年六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清高宗实录：卷1004：乾隆四十一年三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川陕总督庆复折[M] . 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
[6]清史稿：卷21：穆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鹿传霖.筹瞻奏稿[M]//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二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8]清史稿：卷438：鹿传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光绪朝奏折[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
[10]鹿传霖.筹瞻奏稿：电旨电奏汇存 [M]//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二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11]鹿传霖.筹瞻奏稿：卷下[M]//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二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12]牛力耕.重印《筹瞻奏稿》序[M]//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二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