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这里的“人情”，与“托人情，走后门”没有一点关系，而是“人之常情”的意思。
汉代的学者很推崇“人情”的重要性。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汉书・董仲舒传》）司马迁在说到礼仪制度的起源时，不忘强调“缘人情而制礼”（《史记・礼书》）。
西汉后期的能臣薛宣，以“人情”为纽带约束他的部属和民众，获得了政声。薛宣有“为吏赏罚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条教可纪，多仁恕爱利”的官场美誉。在他担任“左冯翊”（京畿“三辅”之一）行政长官时处理政务的两段佳话，就很能体现出他的理政风格。
其一，左冯翊属地有个池阳县，县令在“举廉吏”时举荐了狱掾王立，左冯翊府还未及召用，就听闻这位王立接受囚徒家人所送的钱。这种做法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受贿，与“廉吏”的名号不能相容。身为上级行政主管，薛宣理所当然地下令斥责了县令。池阳县不敢怠慢，对狱掾王立的“涉嫌受贿”正式立案审查。审查的结果是：王立的妻子单独接受了囚徒家属送的一万六千钱，接受后放在家中过了两夜，狱掾王立确实不知情。狱掾王立在被立案审查的过程中惭恐自杀。按照汉代人的理解，这位王立应该算是自杀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薛宣得知这样的结果，下达公文给池阳县说：“县所举廉吏狱掾王立，家属私自受赇，王立确实不知情，杀身以自明。王立诚然是廉士，如此自杀，甚可闵惜！”这是高级长官为自杀身死的王立恢复名誉。薛宣还下令，追赠王立为左冯翊的“决曹掾”的官职、并且把它书写在王立的棺柩上，“以显其魂”。这是承认了对王立“举廉吏”有效性而给予的职务升迁。薛宣还作出了一个特别的安排：允许左冯翊官府中的掾史等吏员，凡是平时与王立认识的，都去参加送葬仪式。古人讲究生荣死哀，薛宣对王立这位基层小吏身后之事的安排，可谓极有“人情味”了。
其二，按照当时的官场惯例，冬至日和夏至日，都是公休日。但是，薛宣的一位部下――负责盗贼事务的政法官员“贼曹掾”张扶，却是个后世所说的“工作狂”式的人物。他不肯休息，照常到办公机构处理职内事务。针对这位过分投入工作的部下，薛宣给他专门下达了一份条教（汉代地方官给下属的官方文书），其中说道：“礼制强调和顺，人道崇尚通达。日至之时，官吏按照政令规定而休息，这是所来日久的事情。贵曹纵然有公职事务要处理，家人也希望有私属团聚的欢乐。贼曹掾理还是从众行事为好，回归家中面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如此过节才好啊！” （《汉书・薛宣传》，引文是意译）长官如此体察下情，委婉地规劝部下，要安排好私人生活，不能在公休日还加班，让这位太过于忠于职守的下属张扶和其他属官心中充满温情。薛宣在号称难以治理的京畿之地，不仅改善了吏治，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也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就是因为他洞晓人情，顺应民意，从而得到了吏民的拥戴。如此民心归顺的局面，单纯依靠严法为治，是很难达到的。
在汉代官场上，类似薛宣这样尊重人、尊重人情的理政方式，史书中记载很多。正是因为有了“人情”的“润物细无声”，才使得汉代的官场有了诸多“人情味”，而不是冷冰冰的“铁板一块”。从而使得汉代的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