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法是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也必然以实现财产安全为己任和价值追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流转关系即交易关系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已远远超越了财产归属关系，以1900年《德国民法典》为标志，世界范围内的民法发展均体现出侧重高效率和交易安全的保护且兼顾静态安全的均衡模式，交易安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成为现代民法的重要价值关注。
本文以此为背景详细阐述交易安全的概念，及物权法的相关制度对交易安全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交易安全 公示公信 善意取得 物权行为
一、引言古罗马法谚曰：“有社会，斯有法律；有法律，斯有社会”。法律以保护社会生活的安全为目的，安全是法律的基础价值之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是提高效率、增进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交易，才能满足不同的交易主体对不同使用价值、价值的追求；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因此，交易安全制度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和制度意义，值得予以关注及特别保护。
二、交易安全概述关于交易安全的概念，学术界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交易安全是与静的安全（财产的所有权归属）相对应的动态安全。郑玉波先生采此观点，其认为：“静的安全乃吾人本来享有之利益，法律上加以保护，系着眼于利益之享有，故亦称‘享有的安全’或‘所有的安全’；动的安全乃吾人依自己之活动，取得新利益时，法律上对该项取得行为进行保护，不得使其归于无效，俾得安全之谓，此种安全之保护系着眼于利益之取得，故亦称‘交易安全’”。
①此种观点可称之为“动的安全说”。郑先生的观点，简单地说，交易安全即动的安全，是一主体依自己的行为取得新利益时，法律对于该取得利益的行为进行保护，不使其归于无效，以达到保护安全的目的。
笔者认为，动的安全说是从如何取得利益的角度概括交易安全的定义，其仅仅表现了交易安全的外部特征，即物之交易的动态性，而未能触及交易安全的实质，即对善意当事人的利益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动的安全说是片面的，本文不予采纳。
2、认为交易安全泛指与交易有关的一切问题。徐炳在其所著的《买卖法》中谈到：“买卖法应尽可能采用一切手段保护交易安全，国家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保证买卖双方免受诸如胁迫、诈欺、任意毁约的危险和威胁，使交易者有安全，不致受到不应有的财产损失”。
具体讲，即“交易安全包括交易形成的安全，交易履行安全以及交易人在交易中 本身的安全”。②此观点可称之为“概括安全说”。
笔者认为，概括安全说试图用列举的方法阐明交易安全的概念，但其在界定上显得过为宽泛，以致扩大了交易安全的内涵。交易安全之“交易”应指物与物的交换行为，“安全”在法律意义上应理解为法律给予保护而使之安全,组合起来，交易安全为法律给予物与物交换行为以保护而使之安全。
从此点看，概括安全说对交易安全的定义同样不准确。
3、认为交易安全与法律对善意无过失者的利益保护为同一概念。刘得宽先生在其文章《民法上对于交易安全（善意无过失者）之保护》中讲：“因此，在近代交易中，为顾虑到财产权之圆滑流通起见，在某种场合下，亦非牺牲真正权利人之利益（交易上静的安全），以保护善意无过失交易者之利益不可。
斯乃以虚象替代实象，俾资保护权利之取得者。”①此观点可称之为“善意当事人利益说”。
笔者认为，善意当事人利益说已触及交易安全的实质，交易安全的创设乃使得交易中一方当事人获得了法律的特别保护，由此，为了实现公正，必须要求该交易当事人为善意，否则，将会严重损害交易相对方（一般为原权利人）的利益，这当然不是民法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4、笔者对交易安全概念的认识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交易安全是在交易过程中，善意的交易当事人依双方为交易行为的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主张交易行为有效，从而基于该有效的交易行为取得交易之新利益，以保障善意当事人利益、交易效率及交易秩序的制度。具体地说，包括以下要素：
1)交易安全指交易行为本身的安全一方面，交易行为泛指一切移转财产权利和履行财产义务的双方有偿法律行为。根据法律事实及法律行为理论，法律关系主体基于法律事实（法律行为和事件）产生创设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效果。
也就是说，有效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合法有效的法律事实产生，否则，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因缺乏理论依据而丧失其效力。因此，必须保护交易行为本身的安全。
>另一方面，交易的目的是交易双方当事人通过让渡一物之所有权的方式而取得他物之使用价值，若交易行为无效（即自始无效），则当事人的目的将无法满足，这对于交易当事人来说未必是一种合适的保护。另外，法律保护交易安全就是要保护交易行为本身的安全即让交易行为有效或尽量使其有效。
2）交易安全指善意当事人利益的安全何为善意？理想状态下的善意，是实事求是，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特点。然而此一标准太过严格而无法在法律上予以适用。
因此，善意本质上讲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是以行为的正当性为特点的，即善意是当事人不知或不应当知的一种情形。当代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交易行为的迅捷不允许当事人在辨别真伪虚实的事项上花费过多的功夫。
若法律不对善意当事人予以特别保护（善意当事人信赖利益的保护），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交易的迅捷性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交易安全必须保护善意当事人的利益。
三、中国物权法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交易行为指物之交换行为，物之交换必将涉及物权变动，物权变动制度作为物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担负着确保财产在流转过程中形成良性循环与良好秩序的重任。当前，我国《物权法》已初见端倪，学者们有关其论述也随处可见。
笔者在本文中也从物权法角度针对交易安全的保护谈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认识。从世界范围的物权立法看，物权法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主要体现为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善意取得制度和物权行为理论。
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是物权法的重要原则，其核心地位已为世界各国立法所普遍肯认。如《日本民法典》第177条和第178条分别规定不动产和动产的公示，否则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
善意取得制度的优点及特点在于对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其从日耳曼法上的“以手护手原则”已发展成为现代民法中保护物权变动第三人的重要制度之一。如《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935条分别详细规定了“无权利人的善意取得”、“对未登记的远洋轮的善意取得”、“占有改定的善意取得”、“对丢失物无善意取得”等。
物权行为理论是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提出的与法律行为概念有属种关系的理论。它是法学家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但是，其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争议。
目前，接受物权行为理论并在立法上明确显现的仅有德国。如《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1款规定“转让土地所有权、对土地设定权利以及转让此种权利或者对此种权利设定其他权利，需有权利人与相对人关于权利变更的协议，并将权利变更在土地登记薄中登记注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又如第929 条“转让动产所有权需由所有权人将物交付于受让人，并就所有权的转移由双方成立合意，受让人已 占有该物的，仅需转移所有权的合意即可。
”下文，笔者将就以上提出的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善意取得制度和物权行为理论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一）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对交易安全的保护
1、 物权公示、公信的概念及其确立的原因所谓公示，是指将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公开向社会公众显示。其作用在于明确物权的权属状况，以防第三人因物权变动而受损害。
所谓公信，是公示所产生的物权变动效力的可信赖性。其作用在于，依据公示产生的公信力，保护善意第三人。
物权法确定公示公信原则，理由如下：第
一、 物权是对世权，在效力上具有强大的排他性，物权人可据此向任何人主张权利。因此，为了保护物的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必须使物上的权属状况向外界明确，这就要求物权必须公示。第
二、 只有以公开方式将物上的权属状况向外界表明，才能兼顾保护物权人和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原因在于：其一，只有公示物上权属关系，才能使相对人明了物权人的权利和己之义务，物权人也才能向相对人主张物权不受侵害，否则，虽然物上请求权也可实现对物权人的保护，但通过司法救济程序达到同样的效果显然增加了社会成本。
其二，动产的占有人可依公示产生其为物权人的外象，这有利于占有人及时有效的行使物上权利对抗危险，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第
三、 保护交易安全是确立公示公信原则的另一重要原因。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角度出发，此原因也更为重要。
因为交易高度发达，财产流转、物权变动频繁，为了充分发挥物的使用价值，保证物权的取得、转让的利益得以保护，需要确立一个明确的、合理的、可信赖的行为规范和法律标准。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即可满足这样一种需要。
另外，有学者认为物权公示制度对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也发挥了重要价值。⑴维护财产秩序，保护交易安全。
⑵缓和物权法定之僵硬，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⑶明确法律关系，预防和减少纠纷，促进社会安定。
⑷有利于完善他物权制度，促进物尽其用。①
2、 物权公示的公信力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公信力上。公示的公信力是指对于因信赖虚假公示而为物权变动的主体，将公示的权利关系按真实权利关系处理，使形式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分离，并发生独立的法律效力。
根据公示方法的不同，公示的公信力分为占有的公信力和登记的公信力。占有是对一般动产的公示方法。
占有的公信力不需要占有人证明其行使物之权利的正当性，对保护原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十分有利。占有的公信力主要表现为占有的推定力和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
笔者的理解是：基于占有产生的权利推定力是推定占有人对其占有之物为自主占有、善意占有、和平占有、公然占有，如果占有人对占有物有占有的事实，则其在占有物上所行使的权利，应推定其为适法而有此权利。此权利推定力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占有人可凭占有之事实行使对占有物的权利对抗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善意地信赖该占有人行使权利为正当，基于此信赖而为的交易行为受法律保护。
这样，既有利于及时维护原权人的利益，又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秩序。动产的善意取得，善意第三人可以仅凭占有事实而与占有人进行正常交易，无需查知占有人是否为真正权利人，即善意第三人基于对占有公信力的信赖而为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得以对抗真正权利人的追及力，由此可以说，占有的权利推定力是动产善意取得的前提，占有的公信力是动产善意取得的基础。
登记是对不动产和特殊动产（航空器、船舶、车辆等）的公示方法，登记的公信力在于保护不动产的物权取得人的信赖利益。登记的公信力主要产生以下法律效果：第一，对于善意取得人而言，登记薄上的记载虽不正当，但对受保护的善意取得人视为正当，其处分行为发生与登记薄上记载为真正之场合同一之效力。
第二，对于善意取得人之外的他人也能产生一定效力。善意对于登记的权利人为给付的给付有效，免除其债务。
第三，对于真正权利人，无论其善意恶意与否，有无过错，都将丧失登记不正当的物权。①
3、 我国的物权法草案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梁慧星老师在其负责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的第6条规定：“依法律行为设立、移转、变更和废止不动产物权，不经登记者无效，依法律行为设立、移转、变更和废止船舶、飞行器和汽车的物权，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法律行为设立、移转、变更和废止其他动产物权，经交付生效。
”②综合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一条规定肯认了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在物权法中的基础地位，我国即将颁布的《物权法》应采纳此原则。
（二）善意取得制度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民法尤其是物权法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1、善意取得制度的产生通说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源于日耳曼法上的“以手护手”（Hand muss Hand wahren）原则。依日耳曼法，动产所有权的享有必须以占有为条件，权利人未占有动产时，其权利的效力便减弱，如该动产被占有人转让第三人，原所有人无权请求该第三人返还，“任意授予他人以占有者，除得向相对人请求返还外，对于第三人不得追回，惟得对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
”③ 笔者认为，法律之所以规定善意取得制度，归根到底是由保护交易安全的社会需求所决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极大丰富，交易日益频繁，交易过程纷繁复杂，若忽略交易安全的保护，则导致每一个交易主体进行交易活动时都需对财产的来源和权属状况作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财产而受到原权利人追及的可能。
这样的结果使交易当事人要为调查权属而支出多余的费用，从而增加交易的成本,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妨害诚信风尚的建立，以致破坏市场经济的发展、健康、繁荣。
2、善意取得的概念传统的善意取得仅指动产的善意取得，指动产由无处分权的占有人转让给不知情（善意）第三人占有时，第三人一般可依法取得动产的所有权或他物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请求第三人返还，而只能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而笔者认为，善意取得应包括动产的善意取得和不动产的善意取得，意思也就是将善意取得的标的扩张到不动产（包括不动产和船舶、车辆、飞行器等以登记为公示方法的特殊动产）领域。
3、关于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传统的善意取得仅限定为动产，因此，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提法有很大的争议，反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学者以梁慧星老师和孙宪忠老师为代表，他们分别认为“善意取得之标的物以动产为限，至于不动产，则根本不发生善意取得之问题”。 “在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后，善意取得的原理以及规则在不动产领域已经无法适用。
”①而同意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学者也有很多（其观点，本文不再列举）。笔者也同意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建立，原因有：首先，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不动产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保障不动产的权属流转的安全性，无疑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需求，要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就必须保障交易安全，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毫无疑问与这种社会需求不谋而合。
它对完善整个市场交易秩序，保障善意交易者对市场的信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完善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乃至对我国的物权法、民法典的订立都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次，针对梁慧星老师的观点：“不动产不产生善意取得的问题”，笔者认为，此理由不充分。
对于不动产，一般采用登记的方法公示，登记由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形式上较为严谨，登记的权利易于和真实的权利保持一致，善意第三人在交易时可获知真实的权利形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不动产的登记也会出现错误和疏漏，由此也会发生登记权利人无真正处分权的情形，这时第三人也同样存在是否善意的问题，如果不动产交易中的第三人取得不动产时系出于善意，那么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应当允许该善意第三人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此即发生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再次，针对孙宪忠老师的观点，“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后，善意取得的原理以及规则在不动产领域已无法适用”。笔者认为，此理由同样不能否定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我国对不动产的登记系采用实质登记主义，②此登记主义与德国、瑞士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相同。《德国民法典》第892条规定了可以基于相信土地登记公信力而取得土地上的权利，事实上突破了善意取得仅限于动产，而将其范围扩大至不动产。
《瑞士民法典》第973条第1款也规定：“出于善意而信赖不动产登记薄的登记，因而取得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均受保护。”我国的物权立法完全可以采纳这些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为我所用，完善我国立法。
最后，就我国现阶段的立法看，《民法通则》、《担保法》等法律中未明确规定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明确规定了共同共有财产的善意取得，此解释中的共有财产应理解为动产和不动产。由此可见，我国实践中已经承认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可以说，这条解释为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作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有益尝试。
4、我国的物权法草案与善意取得制度梁彗星老师负责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145条对善意取得制度作了规定。但梁老师仍将善意取得限定为动产。
王利明老师主持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78条规定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出于善意而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而与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发生交易，因而取得不动产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准用动产善意取得的规定。”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确立对我国的物权法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并且，该制度的确立已经有了实践的土壤，我国即将颁布的《物权法》应对此予以显现。
（三）物权行为制度与交易安全
1、物权行为概述物权行为是由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首先提出的，是极端的法律抽象的产物。萨维尼在其《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说：“私法上的契约，以各种不同的制度或形态出现，甚为繁杂。
首先是基于债权关系成立的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其有广泛的适用。交付（Tradition）具有一切契约的特征，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面，它包括占有的现实交付，另一方面也包括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
该物权契约常被忽视。例如在买卖契约，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交付之中也包括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而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物权契约。
”①由此，笔者得出物权行为即为能够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理论自创立以来，已近两百年，其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
我国《物权法》订立之初，有关我国立法应否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的争议异常激烈。以孙宪忠老师为代表的少数学者认为我国物权立法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而以梁彗星老师为代表的多数学者则反对我国物权立法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更有偏激者宣称：“物权行为理论除了对恶意第三人的保护外，已无他价值”。
笔者认为，物权行为理论作为一项《德国民法典》沿用百年并几经修改仍然保留的制度，完全否认其存在价值并不是科学的态度。本文中，笔者虽认同我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但在理由上有所不同。
2、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评析学者们对物权行为理论批评最激烈之处，莫过于物权行为理论的无因性。所谓物权行为无因性，简单的说，就是物权行为的成立和有效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
对物权行为持反对态度的学者均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及立法的最大缺点在于严重损害出卖人利益，违背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②笔者认为，此理由过于苛刻，之所以有所谓的“损害出卖人利益，违背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之情形的发生，究其原因是原权人对所有物脱离了占有，所有人将所有物置于其实际控制之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此物并非所有人急需，也就是说对此物权利的丧失并不会对所有人造成直接的紧迫的利益损害，而且所有人也可通过权利救济程序重新获得同类之物或取得相当的物质赔偿。
从这个角度看，说占有人将物转让的行为损害原权人利益的论断似乎牵强。况且，基于交易行为取得该物所有权的第三人，恰是对该物急需的人，这样可以使物尽其用，必将有利于社会资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增加社会财富。
笔者虽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代表笔者同意我国物权立法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相反，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3、我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的理由 笔者认为，我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理由如下：其一，从实用主义角度，我国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虽然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在民法相关理论的衔接上非常紧密，在解释民法现象方面也较为完美，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复杂晦涩及适用上的不便。
物权行为理论是极端抽象思维的产物，它将简单的法律关系经过人为的拟制而变得复杂，将一个行为从不同性质层面剥离成几个行为，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法制不算健全，法官素质不高的国家来说，面对物权行为理论可能根本无从下手，由此，即使我国物权立法肯认了物权行为理论，似乎也无适用的可能性。德国民法学者基尔克在《德国民法典》起草时即批评说：“当民法理论，勉强地将较单纯之动产让予在法律上分解为相互独立的三个现象时，的确会变为学说对实际生活的凌辱。
此种法律抽象所捏造的两种互为独立之契约不仅会混乱现实的法律过程，实定法亦会因极端之形式思考而受到妨害。”① 其二，德国学者也对物权行为理论进行了检讨，作了一些折衷的改进。
刘得宽先生在其《对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之探讨》一文中提到：“德国最近也出现缓和无因性原理之新趋向”，“德国学说界亦想尽办法限制无因性原理。”② 其三，从世界范围的物权立法看，物权行为理论同样饱受批评，似乎没有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该理论的可能。
其产生近两百年，仅有德国在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便是显证。 综上所述，我国物权立法不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四、结语 通过笔者对交易安全理论的详细阐述，以及对物权法中保护交易安全的几种制度的分析，笔者认为，交易安全是市场经济的主题，是现代民法的重要价值关注，对此我们应给予充分重视。我国的《物权法》即将颁布，我们既要吸收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又要充分考虑到本国的基本国情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坚持确立物权公信公示的原则和包含不动产善意取得在内的完善的善意取得制度，抛弃物权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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